论陆贾与贾谊性格与思想

　　摘要：陆贾与贾谊都是汉初闻人，以文名于朝，但归宿却大有不同，陆贾以善终，而贾谊却伤悼早夭。究其原因，不仅与两人身处的政治利益集团不同有关，陆贾属于当政的军功受益集团，而贾谊出于新兴的法吏集团，双方的力量对比决定了集团内个人的命运；而且还与两人的性格有很大关系，陆贾世故圆通，贾谊伉直不屈，性格的差异同样也影响个人政治的前途，终致两人同出而异终。就两人思想体系而言，陆贾宗儒，近于黄老而好纵横；贾谊则本儒近法而乐老庄。二人思想的异趣，不是学术的分裂，而是学术由百虑向一致，殊途向同归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阶段，到汉武帝时，这一学术演进过程才告基本结束，而陆贾与贾谊俱本于儒家，实为董仲舒公孙弘倡导儒术独尊张本。
　　关键词：西汉陆贾贾谊
　　一hr陆贾与贾谊都是汉初闻人，掌承顾问，议论应对，均曾为太中大夫。陆子位显于朝，竟以寿终。班固曾对他做出极高的评价，说他比之刘敬、叔孙通、郦食其、朱建诸人，陆贾位止大夫，致仕诸吕，不受忧责，从容平、勃之间，附会将相以强社稷，其最优乎！〔1〕贾生却左迁冷落，自伤悼而早亡。陆子与贾生不同的人生命运，不仅与汉初时势相关，而且与两人各自的思想倾向及性格也有莫大的关系。
　　陈涉首难，群雄竞起，陆贾、郦食其、叔孙通等有识之文士也不甘寂寞，史载：高祖以征伐定天下，而缙绅之徒骋其知辩，并成大业。〔2〕汉兴，高祖躬神武之材，行宽仁之厚，总擥英雄，以诛秦项：任萧曹之文，用良平之谋，骋陆郦之辩，明叔孙通之仪，文武相配，大略举焉。〔3〕可见汉帝国的建立，文士武夫相竞功，文士也功莫大焉。汉初实行军功爵制，文士无军功，自然不得受爵赏，但他们仍属军功受益阶层无疑〔4〕。军功受益集团是西汉初年政治权力的主导集团，参与汉帝国创建的文士与他们在利益要求上基本上是共同的。
　　文士不附骥于武将之后，自汉立后亦是如此。自汉兴至孝文二十余年，会天下初定，将相公卿皆军吏。张苍为计相时，绪正律历〔5〕，叔孙通定朝仪，而陆子乃祖述存亡之征，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高帝未尝不称善，左右呼万岁〔6〕，文士与武夫竞功，以求与之侔，并为利益共同体，这与亡秦立汉之时是一脉相承的。吕后死，吕氏欲尽诛诸功臣武将，军功受益阶层先发制人，发动宫廷政变，诛吕兴刘，保住了自己的政治利益。这次政变之所以成功，与陆子联络周勃与陈平这两个政变关键人物有极大关系。这正说明陆子与军功受益阶层的利益同构关系，陆子与绛、灌诸人关系深厚自不在言。参与刘邦集团的文士们与汉初军功受益阶层同属一个政治集团，共同分享获得的政治权力。
　　而贾生则不然。文帝之时，汉廷内政治结构稍有变化。即法吏官僚阶层开始萌现，贾生正是此阶层的突出人物。贾生为专制皇权计，主张力黜军功受益阶层，迁徙诸侯国，使列侯悉就国，因此，激发了自己与之的矛盾。但此时，军功受益集团仍垄断着朝廷大权，直至汉文帝晚期，这一状况还没有根本的变化〔7〕。所以，天子议以为贾生任公卿之位。绛、灌、东阳侯、冯敬之属尽害之，乃短贾生曰：‘洛阳之人，年少初学，专欲擅权，纷乱诸事’。于是天子后亦疏之，不用其议〔8〕。贾生与主政的军功受益集团交恶，其政治前途可想而知。
　　贾生不仅在政治利益上与军功受益集团有所抵牾，其思想对于当世来说也过于激进。汉初以至文帝，朝野仍以清静无为为主流思潮。而且文帝初即位，因以代王入继，又是受功臣拥立，对功臣存狐疑之心，因此，政治上必求抑制势力过于强大的军功受阶层，而致政治平衡和政权安定。以是，文帝虽好刑名之学〔9〕，但仍不得不稍作收敛。而贾生主张大举改弦更张，遍观其策论，屡屡攻击主张毋动、毋为之人，而这些人，皆是汉文帝周遭之近臣，他们立论制策慎重且保守，追求政治稳定〔10〕。他们难于苟同贾生的政论。如此，贾生孤立于朝，无所援籍，文帝虽好贾生，却无奈何于朝臣压力。贾生终于左迁长沙王太傅。从此，就再未返回中央权力中心。
　　与陆子构结军功受益阶层主势者不同，贾生与之持疏离、黜难的态度。这不仅是利益、思想、意念的问题，实与其人性格有很大的关联。
　　贾生则为人伉直，不假虚饰，这可能与贾生深受法家思想之染有关，具有法家刻薄真朴的性格。贾生初受吴公推荐入朝，最为少，每诏令议下，诸老先生不能言，贾生尽为之对，恃才放旷，锋芒毕露；又议正朔服色，悉更秦之法，迁徙诸侯，使列侯就国，全然不顾军功受益集团的强大势力〔14〕。贾生为人至刚，以己意更张社会，操之过急，过秦而又入秦之窠臼，及放流长沙，吊屈原以自喻，尚励志自勉，不妥协合污；而久之，不得复受文帝征见，又做《服鸟赋》，伤悼以自广，有寄情于庄子之意，进取之意尽失，并最终因梁怀王堕马而自伤不已，哭泣多日而死。这又展现了其性格脆弱的一面。处逆境而自失，处顺境而张扬，也充分体现了其为人的不成熟。
　　贾生的悲剧是中国古代具有独立性格文人的共同悲剧。他们志洁行廉，与俗人俗政不可并立，但若流入庄子之脉，不仅可惜，而且可叹！他们遁离人世，放弃了对社会的责任感，不能以身正世，让不贤之人掌控社会，使社会日益腐败。而陆子之属交构权势甚急，其心正其意诚则政事大治，反之则政事大坏。古代政治思想皆高德义而黜诈伪，在当时的政治体制下，亦不失为现实之举。
　　二hr诚如本文开头所言，陆子与贾生人生道路的歧路，也部分由其所持思想使然。思想的倾向决定个人的政治主张，有时也决定个人的处世态度。从现在陆子与贾生所存留的文字材料看，二人的所持思想有同，但亦有异。
　　陆子守本于儒家，自古即有定评。《史记郦生陆贾列传》载：陆生时时前说称《诗》《书》。这一点，今本陆子著《新语》中可证，《新语》凡引文处，除一处出自《老子》外，其他皆出自儒家经典如《诗》、《论语》、《易》、《孝经》等〔15〕，而称述先圣孔子及孔门弟子言论更是比比皆是。可见《史记》所记不诬。班固《汉书艺文志》列《陆贾》二十三篇，而本传不载，其中当有《新语》各篇。《隋书经籍志》亦列《新语》入子部儒家类。四库馆臣相沿不改，认为据其书论之，则大旨皆崇王道，黜霸术，归本于修身用人。其称《老子》者，惟《思务篇》引‘上德不德’一语，余皆以孔氏为宗。所援多《春秋》、《论语》之文。汉儒自董仲舒外，未有如是之醇正也。〔16〕
　　由上可知，就其思想内容而言，历代均归陆子为儒家，这从其学术传承上也可得到佐证。王利器先生认为，陆子之学，盖出于荀子。《盐铁论毁学篇》说：李斯与包邱子俱事荀卿。（按：浮邱伯即包邱子，亦即鲍丘，文献所载不同，实为一人）。《汉书楚元王传》也说：（楚元王刘）交与申公受诗浮邱伯。伯者，孙卿门人也。荀子晚年适楚，终老于兰陵。而陆贾为楚人，从浮邱伯游学，也是意料中事。《新语资质篇》说：鲍丘之德行，非不高于李斯、赵高也，然伏隐于蒿庐之下，而不录于世，利口之臣害之也。盖陆子与鲍丘游，因得以闻荀子说于鲍丘〔17〕。由此可推知，陆子学宗荀子，而陆子及《新语》宗法儒学可以明辨。
　　陆子以儒为宗，但不斥黄老道家，尽管其书中仅一处引老子上德不德之言，但对老子精神的阐述却可遍见于全书，看来陆子也有尊崇黄老道家的倾向。其述老子清静无为，曰天地万物为宁其心而安其性，盖天地相承，气感相应而成也〔18〕；而道莫大于无为，行莫大于谨敬。不过，无为者乃有为也〔19〕，目的是达致块然若无事，寂然若无声，官府若无吏，亭落若无民，闾里不讼于巷，老幼不愁于庭，近者无所议，远者无所听。邮无夜行之卒，乡无夜召之征的为治理想。
　　另外，老子思想的朴质精神也见于陆子书中，如曰不违天时，不夺物性，不藏其情，不匿其诈〔23〕，又说朴质者近忠，便巧者近亡，谗言似贤，美言似信〔24〕，皆近老子本义。
　　而柔刚转化更是老子真义，《新语辅政篇》曰：怀刚者久而缺，持柔者久而长，躁疾者为厥连，退重者为常存，尚勇者为悔近，温厚者行宽舒，怀急促者必有所亏，柔懦者制刚强。
　　正是如此，所以有学者认为陆子兼儒道二家〔25〕，或以为陆子为新道家者亦有之〔26〕。
　　然而，一个人的思想到底归于何派，应看其主流倾向。尽管陆子多称引道家，但已如前引先贤诸言，陆子思想主流还是儒家的。何为儒家？儒家者流游文地六艺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最为高。〔27〕儒者其大抵本于仁义及五常之道，黄帝、尧、舜、禹、汤、文、武，咸由此则。〔28〕陆子的思想正与此合。他说：仁者道之纪，义者圣之学；学之者明，失之者昏，背之者亡。先圣乃仰观天文，俯察地理，图画乾坤，以定人道，民始开悟，知有父子之亲，君臣之义，夫妇之别，长幼之序。于是百官立，王道乃生。〔29〕又讲圣人居高处上，则以仁义为巢，乘危履倾，则以圣贤为杖。治以道德为上，行以仁义为本〔30〕，是以陆子提倡仁义之意明矣。反观以上所述，综览《新语》全书，陆子仍是以儒为主，而不斥黄老道家。
　　陆子虽宗儒尚道，但却也多表现为力辩之士，《史记郦生陆贾列传》云：陆贾名为有口辩士，居左右，常使诸侯，游走于诸侯群臣之间，以知辩行纵横之事。他虽说项羽归刘太公吕后未果〔35〕。但他两赴南越，数服赵佗，不战而屈人之兵，可见其谈辩的能力〔36〕。所以，陆贾以辩士著名于世。扬雄《法言渊骞篇》评价说：言辞：娄敬、陆贾。司马迁也说：余读陆生《新语》十二篇，固当世之辩士。〔37〕及陆贾劝说周勃、陈平联手翦灭诸吕，拥立文帝，苏秦、张仪亦不过如此〔38〕。亡吕而继刘氏，功可以周、陈两人比侔，其纵横之术可谓精矣。
　　以是观之，陆子的思想乃是宗儒好黄老而好纵横。
　　三hr贾生年十八，以能诵诗属书闻于郡中，颇通诸子百家之学，然观其学，仍宗于儒学。河南守吴公闻其（贾谊）秀才，召置门下，甚幸爱，而吴公故与李斯同邑而常学事焉〔39〕，李斯也尝学事于荀子，那么，贾生如孟子，对于儒学，乃私淑诸人而已。
　　而侯外庐诸先生认为，贾生《治安策》不仅在形式上有《荀子》之《富国》、《议兵》诸篇的结构，而且在思想上也深得荀学修养。《治安策》关于置三公三少以教训太子，主张从孩提之时，以道习之，他的立论点就是基于荀子的惟善者伪也的理论。同时，贾生又有荀子谨注错，慎习俗思想的复述。荀子谓积礼义而为君子，贾生则说，安者非一日而安也，危者非一日而危也，皆以积渐，然不可不察也。人主之所积，在其取舍。以礼义治之者积礼义，以刑罚治之者积刑罚。〔40〕这正与荀子习俗移志，安久移质之说相合〔41〕。
　　不仅如此，详析贾生思想，其核心仍不出儒学范围，同陆子一样，贾生也极力推崇仁义。他论秦之过，认为秦败即败在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42〕，而且他也曾指责商鞅遗礼义，弃仁恩，并心进取，行之二岁，秦俗日败〔43〕。贾生认为，汉初立，固当改正朔，易服色，法制度官名，兴礼乐，于是乃悉草具事仪法，色尚黄，数用五，为官名，悉更秦之法〔44〕，如此制度变更更是儒者所为。
　　在对儒学的继承中，贾生尤重于礼。凡人之智，能见已然，不能见将然。夫礼者禁于将然之前，而法者禁于已然之后，是故法之所用易见，而礼之所为生难知也。〔45〕礼是优于法的，以礼治国，则可治之安之，此也正是贾生上《治安策》的目的。他在《治安策》中讲，以礼义治之者，积礼义，积礼义而民和亲，今或言礼谊之如如法令，教化之不如刑罚，人主胡不引殷、周、秦事观之也？〔46〕礼优于法，贾生的思想倾向于儒学则无可辩驳了。在荀学的传统中，所谓礼法结合，即礼与法的实质是相同的，殊途而同归。礼之用，即立君臣，等上下，使父子有礼，六亲有纪，等级分明，而天子加焉，故其尊者不可及也〔47〕。达到了与实行法制同样的目的。
　　故可见，贾生本儒，但近于法家。而贾生尚法家于史也可证见。吴公学事李斯，以治平天下第一为汉廷尉，可见非为醇儒，儒法兼学且法重于儒可想而知。贾生学事吴公，亲爱非常，又通诸子百家之学，其尚法亦可知。《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载：诸律令所更定，及列侯悉就国，其说皆自贾生发之。然而，贾生并未学法家为政的具体措施，而是深得其精义，他只是反对立法于一尊，强调的是礼法结合。
　　夫仁义恩厚，人主之芒刃也；权势法制，人主之斤斧也。因势变通，依权设立，本是法家行事之本，贾生深然之。所以他认为汉初独长沙王不反，非独性异也，亦形势然也。表现出对时势的良好把握。法家务实而精于事势，不尚空谈。贾生亦观于当世之要务，可为痛哭者一，可为流涕者二，可为长太息者六，若其它背理而伤道者，难遍于疏举〔48〕。其分裂诸侯，损抑匈奴，重农尚礼，习教太子诸策，可抗于商君《垦令》、《农战》、《开塞》、《靳令》诸篇，虽管仲、李斯之计不能过，确为法家之风。至于每诏令议下，诸老先生不能言，贾生尽为之对，人人各如其意所欲出〔49〕，亦非腐儒所能比。
　　然而，贾生郁郁不得志，渐生遁世之想，太史公曰：读《服鸟赋》，同死生，轻去就，又爽然自失矣！〔50〕贾生又入老庄境界。其《服鸟赋》多引庄子《齐物论》、《养生主》之文，从自然天道观的相对无穷，到知识的相对无真，以至人生观的死生齐一，结论为庄子的知命委命〔51〕，较之《吊屈原赋》以屈子自喻，又深了一层消极。贾生无途于公卿之道，转而向慕自然，亦属自况之举，使心有所寄聊而已。
　　贾生宗儒重法而乐老庄，与陆贾殊为不同。
　　陆子、贾生思想俱宗儒而各倾向有异，除与各自经历、性格相关外，也实与学术自身的传承衍化有莫大关系。司马谈《论六家之要指》，言百家殊途而同归，百虑而一致。而汉初，正是学术同归、一致的关键时期。百家同归于儒，而造新汉代新儒学。陆子、贾生的思想各自代表了向汉代儒学衍化的不同路径。百家由独立而一致为以儒为宗的几家，亦是学术整合的第一步。至汉武时代，董仲舒、公孙弘倡导独尊儒术，也正是这一学术整合即已完成以后才能得以实现的。
　　注释：〔3〕（东汉）班固。《汉书刑法志》〔M〕。北京：中华书局，1962。
　　〔4〕军功受益阶层与下文法吏集团，此两概念均引述自李开元氏之观点，所谓军功受益集团，即以刘邦集团的军吏卒为主体，根基于因军功而被赐予的军功爵及相关既行利益而形成的社会阶层。法吏集团则是以通晓律令章程而升任为官僚的法吏官僚集团。详见李开元：《汉帝国的建立与刘邦集团：军功受益阶层研究》，北京：三联书店2000年版。
　　〔5〕（西汉）司马迁。《史记张丞相列传》〔M〕。北京：中华书局，1959。
　　〔6〕〔8〕〔12〕〔13〕〔37〕〔38〕（西汉）司马迁。《史记郦生陆贾列传》〔M〕。北京：中华书局，1959。
　　〔7〕《史记张丞相列传》载：申屠嘉以材官蹶张从高帝击项籍，迁为御史大夫，张苍免相后，文帝见高帝时大臣又皆多死，余见无可者，乃以御史大夫嘉为丞相。事实上，在此之后，掌控朝中大权者又转入军功受阶层第二代，如周亚夫、陶青诸人，可见军功受益阶层势力之盛。
　　〔9〕（西汉）司马迁。《史记儒林列传》〔M〕。北京：中华书局，1959。〔11〕（西汉）司马迁。《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M〕。北京：中华书局，1959。
　　〔14〕〔39〕〔49〕〔50〕（西汉）司马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M〕。北京：中华书局，1959。
　　〔15〕另有引《谷梁传》两处，按：《谷梁传》成于汉武帝时，当为后人窜入。
　　〔16〕《四库全书总目》卷91子部儒家类〔M〕。北京：中华书局，1965。770。
　　〔17〕王利器先生考陆贾书可以印证《荀子》处甚详，参见王利器。新语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6。8。〔19〕〔31〕〔32〕（西汉）陆贾。《新语无为篇》〔M〕。北京：中华书局，1986。
　　〔20〕（西汉）陆贾。《新语怀虑篇》〔M〕。北京：中华书局，1986。
　　〔21〕（西汉）陆贾。《新语思务篇》〔M〕。北京：中华书局，1986。
　　〔22〕（西汉）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M〕。北京：中华书局，1959。
　　〔24〕〔30〕（西汉）陆贾。《新语辅政篇》〔M〕。北京：中华书局，1986。
　　〔25〕王利器。新语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6。11。
　　〔26〕参见熊铁基。《秦汉新道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28〕（唐）魏征等。隋书经籍志〔M〕。北京：中华书局，1973。
　　〔33〕（周）孔丘。论语颜渊篇〔M〕。北京：中华书局，1980。
　　〔34〕（西汉）陆贾。新语至德篇〔M〕。北京：中华书局，1986。
　　〔35〕《史记项羽本纪》载：汉遣陆贾说项王请太公，项王弗听。
　　〔36〕（西汉）司马迁。史记南越列传〔M〕。北京：中华书局，1959。〔41〕侯外庐等。中国思想通史（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6667。
　　〔42〕（西汉）贾谊。过秦论〔J〕。引自史记秦始皇本纪〔M〕。北京：中华书局，1959。
　　〔51〕侯外庐等。中国思想通史（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