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中国传统文化的整体观

　　在思维方式上，强调整体性、和谐性、统一性，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显著特征。而从先秦的天人合一论到宋明的万物一体论，则是这一特征的集中体现。
　　我们的祖先在商周之际就开始了对天人关系的探讨和阐发。注重人与天、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统一和协调，即天人合一观念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观念。儒家经典《周易》有云：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妇夫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仪有所错。天地、万物以及以礼仪为行为规范的人群是一个完整的统一体，而天则是这个统一体的主宰、本源。《中庸》说：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诚者天之道也，诚即是天道，人只要能扩展天道德性，就会达到天道、人性、物性和整个自然界、整个社会的合一。
　　孟子更以简练的语言概括了天人合一思想：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孟子尽心》）性即人固有的仁义礼智，植根于心，人只要极尽其心以思行善，便可知其性；知其性，便可知天道贵善，于是心、性、天相通，融为一体。
　　先秦道家同样主张天人合一。道家的道，同儒家的天一样，都是宇宙的本体，只不过道家更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老子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老子》第42章）。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第25章）庄子更从道的观念出发，认为天地、万物和人是齐同的，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齐物论》）。
　　西汉武帝时期，适应加强国家统
　　一、实行朝政改革的政治需要，董仲舒进一步发展了先秦以来的天人合一观，明确地提出了天人之际，合而为一的哲学命题，使天人合一观念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天与人虽然是相互区分的，但由于人类于天也，同类相通，因此统一成一个整体，即天与人合而为一。
　　董仲舒倡导天人感应、天人合一理论的政治目的又在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儒家学说统一社会思想，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维护帝国统一。他特别强调大一统，强调一，而实现大一统则要依靠国王。他在解释王字时说：古之造文者，三画而连其中谓之王。三画者，天地与人也。而连其中者，通其道也。取天地与人之中以为贯而参通之，非王者孰能当是。（《春秋繁露王道通三》）天、地、人是一个统一体，而将他（它）们串联、贯通起来的则是王。因此在社会政治生活中要以人随君，以君随天，君是现实世界代替天统御臣民和万物的主宰。
　　宋明理学使儒家学说更加哲理化。理学中的程朱学派视超时空的精神实体理（天理）为宇宙本体，是天地万物之根；陆王学派则视主观的吾心（良知）为宇宙本体，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理学家把天人合一观又向前推进一步，他们不再停留在直观地讲天，而是把理（天理）或吾心（良知）作为哲学的最高范畴，在哲理思辨的高度上加以表述。在董仲舒那里，天、人是有区别的，是合而为一；而在理学家这里，则天、人无别，它（他）们本来就是一体，一在天理或吾心之中，因此不必言合。以天理或吾心为核心，不仅天与人，而且与社会、自然、万物都凝结为一体，明确提出万物一体论。程朱认为，所以谓万物一体者，皆有此理，只为从那里来。（《二程全书遗书二》）陆王学派的大师王守仁则对万物一体论作了系统全面的论述。
　　王守仁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最富创造力的思想家。他所构建的以致良知为核心内容的心学体系，在理论形态上把宋明理学推向顶峰。这个心学体系虽然非常完整和缜密，但其基本点则是四个无：心外无物，心外无事，心外无理，心外无学。心之灵觉，即良知，既是造化的精灵、万物的主宰，又是天理、至善和学问。在这里，本体论、认识论、价值论都以良知即吾心为源头、为基点统一起来、同一起来，融为一体。也就是说，人及宇宙中的万事、万物以及关于万事、万物之理，都统一到、同一到我的心中。王守仁从良知是宇宙本体出发，在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天地、人与万物的关系问题上，形成万物一体、天下一家、中国一人的整体观，把先秦以来的天人合一观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
　　王守仁认为，不同等级、不同地域、不同时代的人都有共同的本然良知。良知的显露发用，就是天道的贯彻流行。自圣人以至于愚人，自一人之心以达于四海之远，自千古之前以至于万代之后，无有不同是良知也者，是所谓天下之大本也。（《王文成公全书书朱守乾卷》）由于人人都有共同的良知，因此人与人，不论是富贵贫贱，也不论是古今远近，就以良知为融汇点，凝成一体。王守仁还认为，不仅世上不同的人都有共同的良知，而且宇宙天地、世间万物也具有人的良知。人与天地、万物的共同发源处都是良知，良知又把人与天地、万物凝为一体。他论证道：人的良知，就是草木瓦石的良知，天地无人的良知，亦不可为天地，因此天地、万物与人原是一体，其发窍之最精处，是人心一点灵明。风雨露雷，日月星辰，禽兽草木，山川土石，与人原只一体。（《王文成公全书传习录》）王守仁还以万物一体观解释了儒家经典《大学》中关于明德、亲民的命题。所谓明德即是吾心中固有的完美的德性，亦即孔子讲的仁。而仁又是什么呢？他回答说，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使有一物失所，便是吾仁有未尽处。（《王文成公全书传习录》）因此，明德也就是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之心。亲民，即仁民（亲之即仁之也），也就是用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之仁来对待百姓，安百姓，便是亲民（《王文成公全书传习录》）。
　　不过，在王守仁万物一体的整体观中，人与人之间的爱是有厚薄亲疏的，物与物之间是有等差的。爱之所以有厚薄，这不是人为刻意要这样，而是先天注定的道理合该如此。而这个合该如此的道理则是良知上自然的条理，不可逾越此，便谓之义；顺这个条理，便谓之礼；知此条理，便谓之智；终始是这条理，便谓之信（《王文成公全书传习录》）。这也就是封建伦理道德义礼智信。按照这个条理，得不到爱，甚至作出牺牲的人或物，就要忍得。不论是用草木去养禽兽，还是宰禽兽以养亲、祭祀、宴客，抑或箪食壶羹宁救至亲不救路人，这都是道理合该如此，要做到心又忍得。既然爱有等差厚薄，那么封建宗法等级制度也就合该如此了。王守仁把社会人群分为生知者、学知者、困知者三类，三者人品力量自有阶级，不可躐等而能也。（《王文成公全书传习录》）而维护封建宗法等级制度的纲常伦理又是从良知上自然发生出来的，同样是合该如此。因为是万物一体，所以要仁民爱物；因为爱有差等，所以必须维护封建宗法等级制度和封建伦理纲常。为了缓和社会阶级矛盾必须亲民爱民，施行仁政；而为了维护封建统治又必须确保封建等级制度不受侵犯。这些都是封建时代难以解决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无数的思想家和政治家为此用尽了聪明才智，提出了各种各样的理论和方略。应该说，王守仁的万物一体论对此从哲理的高度上比其前辈作了更完整、更严密、更巧妙的回答。他确信，只要贯彻以万物为一体，就可以把整个社会凝聚成既有秩序、有等差，又相亲相爱、不分彼此的和谐的整体。在这个整体中，由于人人都能做到公是非，同好恶，视人犹己，视国犹家，而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王文成公全书传习录》），因此便可实现天下大治。毫无疑问，王守仁的宇宙观和历史观都是主观唯心主义的。其价值观，强调个体绝对服从整体，个体是缺乏独立性的；他所憧憬的天下一家，中国一人的美好国度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不可能实现的。尽管如此，作为一种思想体系，一种思维方式，他的心学是有其历史必然性和时代进步性的。特别是他的万物一体论把中华传统文化的整体和谐观念提高到一个新的哲理高度，更加具有重要意义。
　　从先秦诸子的天人之辨，到汉代董仲舒天人合而为一命题的明确提出，再到宋明理学家万物一体论的形成，整体观像一根红线鲜明地贯穿于中国古代思想史的全过程，是中华民放传统文化的主流观念。这种整体观在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释放了巨大的影响力，对于中华民族的形成、发展和凝聚，都起到了积极作用。在当代，对中华民族传统整体观加以扬弃，剔除其封建宗法和唯心主义的东西，弘扬其强调整体、和谐、统一的合理内容，仍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而且它的积极意义，还将超越国界，在世界范围内，愈来愈引起人们的重视。这也是中华文明对世界人类文明做出的杰出贡献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