荆歌小说中的悲观主义

　　荆歌是中国当代文坛上一位风格独特的作家，其鲜明的创作个性和艺术风格是文学史上一个不容忽视的存在。作为生活中的乐天派，荆歌很早就意识到命运的强大和人类的渺小，我觉得人生就是一个大悲剧，谁都救不了我们。不过，话说回来，我这个悲观主义者，在日常生活中还是挺快乐的。与家人、与朋友，大家在一起的时候，我都是快快乐乐的。但这些欢乐都是小欢乐。人生是由无数小欢乐组成的，但人生总体上却是一个大悲剧。荆歌在从事小说创作时，作品中透露出浓重的悲观主义情绪。他的众多小说栩栩如生地向我们讲述了在与命运、社会的冲突下人所经历的悲惨遭遇，显示了人类所面临的严酷的生存困境和悲惨的人生命运，这使得作品具有摄人心魄的悲剧力量。这种悲剧力量在作品中通过人类面临困境时抗争的徒劳、大量悲剧爱情的描写、流露出的宿命论思想等三个方面体现出来。
　　(一)面临困境时抗争的徒劳。纵观荆歌的小
　　说创作，我们会发现他钟情于底层人物的书写，包括民办教师、无业青年、乡村妇女、护士、小姐(妓女)、保姆等形象。他们生活于社会的底层，为了生存，付出艰辛的劳动，有些甚至不惜出卖自己的肉体，失去最起码的人格尊严。他们没有什么社会地位，像是蜗牛负载着沉重的包袱，慢慢地爬行。当它的壳因不堪重负破碎时，它仍倔强而绝望地爬行，直到它失去生命，才停滞不前。荆歌立足于底层，在小说中关注他们遭受的苦难和生存困境，给小说打上了悲哀的底色。小说中的底层人物不光是倒霉，更是被命运抛弃的孤儿，所有的苦难并不因为他们的努力减弱，而是在不断地累积、加剧，最终主人公往往身陷囹圄，无法解脱。
　　(二)大量悲剧爱情的描写。爱是文学的永恒主题，也是作家们所热衷表现的对象。荆歌笔下的爱情更多的是非正常的、悲剧的，要么是无爱的性交易关系，要么是爱扭曲下的性折磨关系，亦或是爱而不能在一起的苦恋。如作家所言我偏激地认为，正常的东西，大抵是雷同、一般，甚至是肤浅的。我对非常态的东西比较敏感。因此爱情到了我的笔下，往往会成为畸恋，会变味。小说《情途末路》中计帜英与马科之间是一种性关系，马科看中的是她的白皮肤和她的性功能，最后将她卖给了人贩子，这也是他们这种非实质爱情的完全暴露;数学系写作天才龙小吟与同学查志平有着非凡的感情，却被喜欢查志平的音乐老师来老师所杀，最后来老师也因为罪行暴露而跳楼自杀(《鸟巢》);我在不知不觉中，迷恋上了于雯，她因为我是真的爱她而把身体给了我，却答应嫁给别人(《粉尘》);教师苦口婆心劝诫自己喜欢的学生不要误入歧途，却被打成了残废(《我们的爱情》)以及《鼠药》中叔嫂通奸等，用小说中的一句话来说，世风日下，海誓山盟从一而终几乎成为神话(《再婚记》)。这些非正常的爱情故事，缺少了传统爱情小说的浪漫和美好，多的是对于爱情的一种焦虑、因爱而造成的伤害，以及爱而不得的痛苦。荆歌笔下的爱情摆脱了传统小说大团圆的美满结局，提出了是爱情还是痛苦这一永恒的难题，增添了小说的悲剧意蕴。
　　(三)作品流露出的宿命论思想。宿命论者认为人生中的遭遇，包括生老病死、贫富贵贱等，都是由人无法控制的力量(或上天，或上帝，或未知的力量)预先设置好的，不管你怎样努力，都不能够改变这样的生存轨迹。这种唯心的世界观具有某种存在的合理性，因为我们人类迄今为止，都不可避免地需要面对死亡和苦难。荆歌很早就痛苦地意识到个体在整个命运中是渺小的，不管你如何挣扎和抗争，终究不能摆脱命运的束缚。这样的宿命观，给荆歌的小说蒙上了神秘感和悲剧感。
　　荆歌的悲观主义是深沉的、绝望的，他的作品透露出对于无意义人生的抵制和反抗。我们不禁要问，是什么原因导致生活中的乐天派在作品中却表现出如此的悲观?通过深入的分析和探究，笔者发现这与他自身的人生经历和所受现代主义思想的影响有着密切的关系。
　　(一)自身的人生经历。作为上世纪 60 年代出生的荆歌，文革开始时，他才 7 岁。这段历史对于荆歌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因为正是在文革期间，荆歌与父亲结下了永不可磨灭的隔膜。10岁那年，荆歌被指控是写反标的现行反革命分子，被关了一年，最终他的回家是以父亲被抓走作为代价的。自此，父子之间的隔阂越来越大，关系非常冷漠。对于小小年纪的荆歌来说，他没有享受到本该有的父爱和家庭的温暖，家，在我的前方，就像是一个魔窟，不知道又是什么样的刑罚在等着我。
　　(二)现代主义思想的影响。如果作家的生活经历是其创作作品的躯体，那么思想就是作品的灵魂，是让身体得以飞升的翅膀。上世纪 90 年代是一个经过政治高压后思想得以全面解放的时期，国外现代主义思潮的涌入，国内思想界、文学界对于外来思想的吸收和借鉴，都对 90 年代初入小说领域的荆歌产生深刻的影响。面对着传统中心价值的失范以及宏大叙事的被搁置，人们的价值判断失去标准，崇高信仰失去根基，人们开始怀疑、反叛。由于特殊的身世背景，他们把延续一个世纪的虚无主义运动推到了极端，使种种怀疑、反抗、批判、拒绝的意志都呈现出最大的清晰度，或者说，获得了真正的大解脱，达到了它们一直想达到的目的：终于领教到甚么是彻底的虚无。
　　由于文学在外部受到意识形态控制的减轻和内部作家主体个性意识的觉醒和飞扬的境遇下，文学获得了较为自由、全面的发展。一时间，流派纷呈，思潮此起彼伏。不甘寂寞的荆歌也参与其中，他深得存在主义的精髓，认为人与人之间存在着一种不可磨灭的紧张感和陌生感，虽然他们同居一室在这个城市的某个隐秘的角落里像一对夫妻一样生活着，但陌生感始终在他们之间墙壁一样竖立(《漂移》);原本感情很好的夫妻在采风过程中却越走越远(《千古爱情》);父亲与儿子决裂，不承认父子关系(《枪毙》);兄弟因爱生恨，互相出卖(《鼠药》)等，不管是亲情、友情，还是爱情都不再是牢不可破的，人与人之间更多的是戒备和猜疑。现代社会人性的异化带来人际关系的紧张，让荆歌感到深深地失望，这种悲观心理对于他的创作产生了很大影响。荆歌创作中的存在主义精神因子主要不是源自后天学习的启示，而更多的出自作家的主体体验所积淀的一种心理、性情特征。
　　通过文本细读，笔者发现荆歌小说中渗透着浓郁的悲观主义情绪，主要表现在：面临困境时抗争的徒劳、大量悲剧爱情的描写、作品流露出的宿命论思想等方面。这种悲观主义与作家自身的人生经历和所受现代主义思想的影响有关。无论时代怎么改变，荆歌始终从自己的人生经历出发，用独特的艺术眼光，描写底层人的苦难人生。作者从他们身上，甚至可以看到整个人类的命运，那就是命运是强大的，不可抵抗的，而人的生命个体又是那么渺小可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