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性遗产空间的再利用

　　摘要：寻找华夏古驿道，讲述中国好故事，为小城镇和乡村发展注入新活力，是在当下城市化与工业化互动提供的主要动力之外，可以借助的另一种动能。2015年北京张家口获得2022年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主办权，通州的新建设，京津冀一体化过程中小城镇培育发展获得新的动力。沿着京津冀大运河线路，利用各遗产区的空间，串联非遗产区传统河岸地区，从而形成贯穿运河两侧的步行户外活动空间，在遗产区的外缘建设旅游休闲设施，大运河作为世界遗产的价值将扩大辐射影响范围至全线，从而形成京津冀文化、旅游和户外运动一体化的载体。广东的“南粤古驿道活化行动计划”活动，通过驿道传递动能实施精准扶贫。对南粤古驿道进行系统规划，将古驿道与岭南特色历史文化主题相结合，开展特定的文化主题徒步活动，全面推动有人文历史故事的乡村旅游。
　　关键词：中国大运河；京津冀；南粤古驿道；线性遗产；活化利用
　　寻找华夏古文明，讲述中国好故事，为小城镇和乡村发展注入新活力，是在当下城市化与工业化互动提供的主要动力之外，可以借助的另一种动能。将眼光从工业园区移向偏僻且埋没在草丛中的传统古驿道，结合现代都市人在运动、文化体验、贴近自然等方面的生活方式需求，活化利用具有中国传统文化内涵和国家地理风貌特征的古驿道（也包括古水道和古运河，下同）系统，各地政府就能结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低成本、高效益的方式为老百姓提供适应现代户外体育、乡村旅游需求的公共产品。
　　习近平总书记要求：“（要）让收藏在博物馆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从古驿道活化利用出发，既能挖掘古驿道文化内涵，又能科学保护历史文化遗产。古驿道作为中国历史演变的空间载体，既是展示国家地域文化之路，在穿越时空转换功能后又可以成为促进城乡经济互动发展的健康之路。
　　一、问题的提出
　　2014年中国大运河申遗成功。2015年北京张家口获得2022年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主办权。京津冀一体化下空气污染治理、交通堵塞和非首都功能疏解、新型城市化发展等问题成为公众关注的主题，北京市政府重置于通州，而通州的历史文化遗产如何在的新城市功能中有效地发挥应有的作用？诸多问题亟需寻找破解途径。结合冬奥会等重大活动、通州的新建设，京津冀一体化过程中小城镇培育发展获得新的动力是不容错过的契机。目前，广东正在推动“南粤古驿道活化利用行动计划”实践，进行古驿道活化利用的尝试，珠江三角洲城市群借此与粤东西北地区产生新的一体化共享发展走廊。基于上述情况，产生了以下若干想法。
　　（一）古运河和古驿道是体现华夏文明发展脉络的人文历史景观
　　中国大部分传统村落、集镇的孕育是与古代交通网络紧密相关的，沿河近桥的“街市”往往是因为水路与陆路的交汇便利而形成。古驿道主要用于贸易、军事和邮政，附近的“驻兵营”扩张就成为村镇的雏型。古运河作为“漕运”水上古驿道，在中国历史变迁中对粮食运输、军事行动和政权稳定等方面发挥着重大作用，大运河因此被称为“帝国的生命线”，同样也发挥了促进沿河聚落发展成为集镇的作用。
　　中国古代中央高度集权的政治制度，决定了运河、古驿道均是国家历史景观的象征，是中国人共同拥有的历史记忆，在古驿道途中可以领略到中国历史文化景观与历史场景。作为一种体现中国文化脉络的人文景观，古驿道、古运河见证了中国从古至今的变化全过程。
　　（二）历史人文资源的富裕与“贫困”的现状
　　人文景观离不开地理景观，通过解读人文景观在特定的地理场所的含义，可领会不同历史时期文化景观释放传递的信息。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有意识地注入大众生活必需的的空间化产品中，让历史人文景观遗产及其所表达的历史信息为大众所体验，才能有利于传承和保护，才能转化为经济发展的动力。京津冀古驿道、京杭大运河这类线性遗产空间，由于旅行者的活动而成为真正有传播功能的文化线路，形成新的以文化为动力的共享走廊。
　　古驿道与建筑遗产在京津冀大地，散落了无数代表着数千年传统文化的历史建筑与文化遗产，其中许多是与古代驿道交通系统有关的建筑物和构筑物。鹿泉市秦时修建的井陉古驿道，现存2.5公里，是历史最早的古驿道之一。西山大道、庞潭古道、芦潭古道等多条古道仍保护良好。怀来县鸡鸣山的鸡鸣驿，所处的“上谷干道”，为古代京都通往内蒙古和西北的重要通道，始建于1420年。邯郸市永年广府古城的弘济桥，始建于隋朝，明万历年间重修。赵县的赵州桥，建于605-616年间。
　　京杭大运河北京段的文化遗产多与“漕运”有关。通州运河文化公园的验粮楼建于1528年，重修于1872年，为验收漕粮之处。八里桥也称永通桥，始建于辽代，于清代重建。创建于公元577-581年间、重建于1691年的燃灯佛塔具有潞河镇水的象征意义，是大运河北段的标志性建筑物。
　　现代交通网络与古代交通网络的错位，造成一些村镇经济动力的衰退，出现现代意义的贫困现状，这是中西方城市化过程中的共性。然而正是低速的城市化，回避人为的破坏性建设，古代的人工建造景观（包括古驿道、历史建筑、传统古村落等）反而能幸存于人类现代开发活动频率较低的地区，比如河北省贫困县相对集中的冀中老区、太行山区。现代交通条件较差而城市化程度较低的地区，恰恰是古驿道保存较好地区。广东省在新一轮“精准扶贫”工作中确定的贫困村中，有约近一半是沿古驿道2公里范围内的村庄。
　　（三）欧洲古罗马之路的再利用启示
　　欧洲对古罗马之路的再利用，对中国有着借鉴作用。谚语“条条大路通罗马”
　　（All roads to Rome），象征着古罗马帝国利用交通的可达性，实现对欧洲及地中海周边地区的军事征服，古罗马之路也是古代和中世纪欧洲城市系统、交通网络的基础。古罗马在公元前4世纪开始便修建连接各行省的道路，保障古罗马军队快速到达各行省，并从帝国各地运送各种物质回到罗马城。据不完全统计，古罗马的道路共有约4万公里，连接了欧洲各座城镇，并采用规范化设计，具有良好的排水系统，“里程碑”（Milestone）也是在这时期的道路建造中产生的。 目前，在欧洲几乎各国都有名为“欧洲自行车文化之旅”的户外自行车旅游活动，这是欧盟大力支持的跨国家地区的文化交流活动，许多线路都是顺着现存的古罗马道路走向，因而成为活化利用历史文物、振兴欧洲旅游、增进欧洲各国文化和情感交流的重要措施。在这些户外活动线路中，标识系统、驿站、露营地以及定位导向均有相对统一的标准。古罗马道路的古老路石、里程碑等构筑物也得到了科学地修复和保护。
　　二、大运河线性历史遗产空间
　　主题文化线路的设计构想
　　（一）古驿道与古运河的新价值
　　京杭大运河始于公元5世纪开始的邗沟开凿，7世纪向北延伸成为隋炀帝的帝国运河，元朝开始系统修建，在1291-1293年之间京津冀地区河段得到联通，此后大运河走向基本确定，在1856年断航。部分河段至今仍可使用。运河历经多个朝代、7个多世纪的不停修浚，大运河体系自古以来就受到历朝的高度重视，目前穿越8个省份，真正体现出作为国家工程的形象。
　　北京的运河在元代建设元大都时得到空前的重视，沿渠筑闸节水，以济漕运。元世祖任命太保刘秉忠设计建造大都中心选择“积水潭”，通过“通惠河”的开凿与城中金代所开闸河以及通州的水系联通。通惠河于1298年修建完工，南方漕粮的漕船可以通过通惠河直达元代的首都，“水陆并运”是当权者期待保持的局面，运河漕运关系国家命脉。北京历史上王城均使用扩大直隶范围作为缓冲区以保证都城的防御安全，自然以都城为中心辐射向外是古运河、古驿道的基本走向。
　　京杭大运河的繁荣也成就了通州、天津的成长。北运河始建于1205年（金泰和五年），以历史上的潞河为基础开凿，由三岔口北上至通州。三岔口是北运河、南运河与海河的交汇点。公元11-12世纪时（金朝），由于漕运与制盐业的不断发展，1214年在北、南运河的三岔口建立军事设施直沽寨为天津建制之始，1400年朱棣从三岔口南下得天下，“天子渡津之地”而显战略地位重要。英国人斯当东1797年出版的《英使谒见乾隆纪实》书中记录了当时抵达北京的情形，1793年英王派马戛尔尼率使节团访京是先停靠白河口的大沽，再抵达通州，“由通州到北京的水路无法走游艇，使节团被招待在一个大庙内休息”。然后再乘轿子和骑马进入北京西郊。实际上通州之上运河是皇家禁地，通州起到集散地的作用，通州因而逐步发展为城镇，多种宗教建筑在此汇聚于一城，印证着这一城镇的集聚度相当之高。
　　在大运河所行经之地，由于繁荣的航运和密集的人流、物流，周边许多城镇都日渐兴盛，并形成现代许多大城市的雏形。
　　201 4年中国大运河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在京津冀行政区划内人选的遗迹河段包括：通惠河北京旧城段（0.5公里）、北、南运河天津三岔口段（71公里）、南运河沧州―衡水―德州段（94公里）。
　　大运河尤其是南运河，代表性价值体现在两方面：弯道代闸和固堤防洪工程。弯道代闸是通过人工弯道对航道水面坡降作出调整，降低流速而利于航行，不建一闸而实现航道水力特性的调整。固堤防洪工程是堤岸加固保证堤防约束，体现中国古代以堤治河、以河治河的运河建造特点。
　　大运河在河北境内从东光、泊头、沧县、青县进入天津市静海，部分已经枯竭，现作为区域行洪排水河道。但大运河的坝、闸等水利设施还留存。1535年修复的沧州捷地等四闸、清末修建的连镇谢家坝作为京杭大运河一部分，已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沿着古运河、古驿道留存下来的人工建造活动成果形成了“线状历史遗产”空间，现代交通的出现使这一系列历史遗产多被遗忘，但现代小城镇如果能够合理地利用数千年留下来的历史遗产，古为今用，对提升城市文化品位、增加城市吸引力依然是难得的文化资源。
　　实现古驿道、古运河的新价值途径选择是多元的。目前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河段为分散的空间布局，如果沿着传统运河线路，利用各遗产区的空间，串联非遗产区传统河岸地区，从而形成贯穿运河两侧的步行户外活动空间，在遗产区的外缘建设旅游休闲设施，大运河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的价值将扩大辐射影响范围至全线，从而形成京津冀文化、旅游和户外运动一体化的载体。而目前在京津冀与大运河文化历史相关的遗产利用未成为主角，1733年建造的“御制通州石道碑”龟缩于京通快速路一侧，八里桥周边的交通环境混乱生硬；燃灯佛塔即将淹没在房地产高楼中。
　　古为今用，以敬意面对先辈的遗产，给予古驿道、古运河应有的珍惜和合理利用，才能创造具有历史文脉传承的城乡环境。古驿道、古运河的新价值和意义将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在人居环境整治中找到创新点，结合古驿道、古运河整理利用，进一步增加城乡建设的文化内涵。村镇、小城镇成为驿道户外体育活动的旅游活动聚集节点，为小城镇振兴注入新动能。
　　2.与传统古村落的修复、小城镇的旅游产业发展相结合，增加就业机会，为其提供新动力；小城镇重新成为宜居宜业之地，减轻大城市人口压力。
　　3.传统人工建造的线型交通空间成为乡村旅游、户外体育活动的载体，对城市人和居住在驿道周边村民，可以通过古驿道提供户外运动的线路以提高生活质量。
　　4.大城市通过古驿道、古运河对小城镇、乡村的能量传递有了新途径，人流的流动自然带来文化、科技、知识的传播，促进乡村的服务业发展。
　　5.散落于中华大地、象征着数千年传统文化的历史建筑可以利用古驿道串联起来，提高可达性和观赏的连续性，古车、古船等古代交通工具在古驿道、古运河再现，产生新的有观赏价值的历史景观，中国古代交通环境的体验使古驿道成为具有旅游功能的历史遗产。
　　（二）大运河线性历史遗产空间主题文化线路的设计
　　美国的阿巴拉契亚风景徒步径（AppalachianTrail）源于希望为城市旅行者服务，通过步行径将各地野外露营地串联起来的设想。该徒步径于1937年初步形成较为完整线路，共有2200英里长，沿途共有250个露营地，跨越15个州，是最著名的徒步径之一。因徒步径而产生的文化产品价值难以估量。该徒步径现在每年共有4000多名志愿者提供175000小时的志愿者服务，300万人参与徒步活动，2015年徒步最快记录为46天8小时。
　　美国对反映国家地理风光和历史的徒步径给予充分重视，在1968年颁布了《国家徒步径系统法案》。2009年美国国会又公布了最新修订的法案。美国将徒步径共分为国家风景徒步径、国家娱乐徒步径、国家历史徒步径和延伸径四种类型。1968年确定了40条国家徒步径（每条均超过100英里），现在已发展至1032条。法案中颇有启发的一款条文是：“如果国家历史徒步径与现有公路重合，应对现有公路进行标记以纪念历史古道。”为加强国家历史遗产保护，美国于1984年发明了“遗产廊道”的概念并首先使用在芝加哥至伊利诺19世纪建造的铁路线上。大运河线性历史遗产空间主题文化线路的设计构想如下：
　　1.户外体育活动的组织
　　户外体育活动是大都市居民需求日益增长的重要休闲活动。将健康休闲、体育运动融入古驿道网络，满足市民日益增长的生活休闲需要，同时促进体育产业的发展，使之成为健康之路。
　　（1）京杭大运河徒步之旅
　　可借鉴目前欧美时尚运动“越野徒步”，发展中国特色的“京杭大运河徒步之旅”。
　　尽管京杭大运河申遗时，将东光谢家坝至山东德州作为南运河上唯一的一段申遗点，但大运河在河北段共有83.2公里，大部分在沧州行政区内，残存的坝体、河床结合户外体育活动的步行系统，如果再延长南北，完全可以打造1794公里的“京杭大运河徒步之旅”。冬天在积雪结冰的古河道，上联北京、天津，下接山东，可以开展各种类型的冬季越野运动，从而形成线型户外体育活动的历史体验与运动结合的路线，并充分考虑季节差异而形成适应不同运动类型的步行径。
　　（2）将崇礼塑造成为世界“滑雪圣地”
　　崇礼已经成为北京大都市区乃至全国知名的户外滑雪体育活动场所，冬夏天运动类型各异。借助北京冬季奥运会的推动力，将越野滑雪、无舵雪撬项目等项目推广成为古驿道大众冰雪运动，从而使崇礼成为冬夏休闲运动项目最齐备的度假圣地。
　　可借助古驿道的历史故事，将丰富的人文历史地理场所与时尚冬季运动相结合。在这方面可以借鉴意大利的成功经验。意大利多洛米蒂山脉（Dolomiti）已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山下的“慢马滑雪场”（Piancavallo）是欧洲著名的滑雪场之一，称为“高空小径”（high path），是19世纪旅游探险的产物。作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意大利和奥匈帝国战争后保存下来的徒步小径，许多游客来到这里就为体验沿着小径雪地远足的铁索攀岩运动（Via ferrata）。该小径共有8条线路，1号线为150公里长，攀岩难度最大，有铁索辅助，需用一周的时间穿越山峰。山下的近万人的阿维亚诺（Aviano）小镇也因滑雪运动而繁荣。
　　与此同时，如果进一步发展户外体育装备产业链条，将高科技与运动装备制造业相结合，并将跟踪技术、生物技术、新材料等进一步应用到体育装备中，既可促进消费，又可提升京津冀体育产业中的高新科技含量，带动冬季运动装备业的全方位兴起。“雪鞋”（snowshoe）、雪地远足（snowshoeing）以及发展成为具有高科技含量的体育装备，也将成为此类装备的一项运动的代名词。
　　2.旧工业遗址的保护再利用
　　目前京津冀地区正在转型升级，必将淘汰若干传统工业项目。如将空置厂房改造为主题博物馆，将传统工业机械改造为现代艺术装置，则以工业遗产与环境保护为主题的文化线路可以成为古驿道、古运河游览线的延伸线路。
　　以欧洲为例。欧洲除了类似“圣雅各朝圣之旅”、“莫扎特之旅”的文化和宗教主题线路外，也结合环境保护和工业革命治理污染的历史确定若干主题路线，“欧洲工业遗产之旅”（简称为ERIH）就是其中展示西欧、北欧工业革命历史先导作用的著名线路。随着去工业化进程的推进，欧洲一系列工业革命时代曾经辉煌的工厂、矿山等工业遗迹已成为沉重的包袱，鉴于此，欧洲若干国家形成保护工业遗产的联盟，推动工业遗产保护和利用，在工业遗产旧址建立了旅游设施，力求形成具有影响力品牌的旅游线路。这一计划首先就对视觉系统进行统一设计，演续了欧洲传统图像保持一致性传播品牌的做法。
　　英国特伦特河畔斯托克是著名的瓷都并保留许多老品牌，不少瓷器公司仍保持良好的销售和生产状态。该市四个瓷器博物馆之一的格莱斯顿瓷器博物馆（Gladstone Porterv Museum），是在一个烧煤的遗弃窑址建立起来的，工厂是格莱斯顿（Gladstone）家族于1787年建立，1970年关闭后该家族将产权移交给市政厅。烧煤的窑址在20世纪50年代由于“清洁空气法”而停用，当时这一带这种“樽状烟囱”（Bottlekilns）约有4000座，目前保留了193座列为历史建筑，其中“樽状烟囱”窑址47处。
　　3.创造节日为小城镇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
　　古驿道、古运河的活化利用将推动对乡村传统建筑的保护和利用，传统建筑可以置换功能为驿站或者博物馆：将古驿道上、古运河旁的传统墟市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大众参与制作活动结合，创造更多的属于小城镇、乡村的节日，吸引更多的大都市游客，用非物质文化遗产工艺发展旅游产品，中国古代传统的运输工具再现也可以成为游客的户外活动内容。
　　京津冀境内大运河流经之处的县城均有悠久的历史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沧州铁狮子“镇海吼”有上千年的历史，沧县“狮舞”与京杭大运河的文化紧密联系在一起；大运河边的东光县始建于公元前203年，为霍元甲故里；泊头市建于东汉；沧县为中国曲艺之乡；青县的戏曲“哈哈腔”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利用历史名人、历史事件和悠久文化特色，将这些文化素材整理转变为供大众娱乐参与的活动，可以形成富有地方特点并以京杭大运河为主线的节日，成为京津冀共享且为沿线各地共同认同的文化节日。同时，可考虑每年可以选择2-3个小城镇扶持举办地方文化特色的活动，形成固定的节日；每年在古驿道和古运河沿线评选出一、两座小城镇赋予特殊的历史文化称号，在享受荣誉称号的一年中，该城镇不仅有机会展示本城镇、本地区具有代表性的文化亮点和文化遗产，还能吸引全国各地的艺术家、表演家前来表演和展出。在线状历史遗产空间中培育附近的小城镇发展户外远足服务功能，成为可供食宿、补充供给、提供信息的服务型小城镇。以古驿道和古运河文化走廊活化利用为契机，通过发展体育、文化、旅游、生态农业等产业，带动贫困村落的经济发展、增加农民就业岗位、提高农民收入，从而实现空间上的“精准扶贫”，在古驿道走廊途中的村落因提供户外运动服务成为新驿站而获得新活力。鼓励志愿者参与古驿道的活动，政府为其提供信息和其他基础服务，志愿者与旅行者就成了潜在的“精准扶贫”参与者。
　　三、“南粤古驿道活化行动计划”的实施
　　“绿道”的实践已经在广东取得重大的进展，并发挥良好的社会及生态效益，如何深化绿道建设，南粤古驿道的活化利用是重点之一。广东目前正在进行“寻找南粤古驿道，讲述广东好故事”的“南粤古驿道活化行动计划”活动，弘扬岭南优秀文化，提升市民生活质量，并通过驿道传递动能实施精准扶贫。对南粤古驿道进行系统规划，将古驿道与岭南特色历史文化主题相结合（如瓷道、科考之道、西学东渐文化之旅、家族迁徙之旅等），开展特定的文化主题徒步活动（如寻根之旅等），全面推动有人文历史故事的乡村旅游。将古驿道与现代交通有机衔接，并与传统墟市结合（乡村的节日），吸引现代都市人业余休憩户外活动的新需求。
　　（一）南粤古驿道的现状
　　南粤大地的历史文化遗产中，西京古道、上饶古驿道、云浮古驿道等均保存良好。目前古驿道遗迹最丰富是在广东韶关市，梅关关楼与古道已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古道始建于716年。关楼建于明代，在粤境内保留了1.2公里的路段。韶关的西京古道是广东古代最重要的驿道之一，有多种称谓，分别是“西京路”、“西京驿道”、“西京通路”，目前老坪石段、云岩段、腊岭段、梯云段、浈阳峡段等留有近10多公里。
　　驿道与人类聚落密不可分，英德的浈阳峡段“营角村”就是驿站和驻军而形成的，而乳源县的“洲街”是西京古道形成的“铺街”。
　　驿道留存的历史建筑物、构筑物包括山门、驿站，大型建筑类型包括城堡、所城。多功能是驿道建筑设施的特点，在潮惠古驿道经常是驿站与庵寺结合在一起。潮阳棉北红旗岭大山的“大山古驿庙”建于唐德宗贞元年间（785-804年），先为驿站兵营，后来成为“古驿庙”，明朝分别于1375年和1684年设置“东营”和“北营”。广东海防的特点是驿道与防御体系结合，饶平大埕卫所保持完整的独立型制，在城内设置了驿站。
　　广东重商的氛围在南粤古驿道得到充分体现，目前保存下来的穿越村镇的许多古驿道就是传统的商业街，江门良溪古驿道就是这种模式。近桥靠水可以最大限度利用交通通达性降低交易成本，杨宽先生分析宋代商业社会的氛围后指出；“这种沿河近桥的街市，北宋已经形成，到南宋有了进一步发展。”广东沿驿道、水道发展“铺街”的商业化和城市化结合空间历史规迹明显，许多古镇仍保存了这种“铺街”的模式。
　　古驿道上的引导指示碑刻遗产是珍贵的历史空间定位系统，在南粤口语化的称呼中又称为指路石、问路石，在从化、云浮近期都新发现了问路石。从化钱岗村附近的问路石上刻“左往太平场，上往街口，右往派潭”，这对寻找埋没的古道具有指引价值。
　　（二）传统南粤古驿道的类型与空间特征
　　从唐开始南粤驿道以广州为中心，因京都的位置而以北向驿道为主。明朝主要驿道7条，最多时水驿站109处。根据运输工具不同分为“马驿”和“水驿”，如英德有“浈阳水驿”和“清溪马驿”。岭南为西江、北江和东江流域盆地，利用自然河流水路运输发挥重要作用，水驿是驿道制度中重要的区域特征，潮阳现在仍保存着唐代已经开通的“后溪古渡口”。
　　南粤古驿道具有多指向特性。美国著名汉学家施坚雅在分析19世纪中国城市化的特征中指出：“由于使用人力和畜力，因而运输费用昂贵，加上路途遥远，所以一个地区和另一地区的中心城市之间的事务联系被减少到最低限度。”正因为这一成本原因，资源在一定程度上是向地区中心集中，包括驿道。除了传统集中于州府并向帝都聚焦外，南粤偏于一隅，且由于对外海上贸易，驿道多与海上贸易港口码头联接。在驿道与海防防御系统结合中，出现了寨、所等场所。在“一口通商”历史时期，南粤担负着财税与防卫的双重职能，这样就决定了驿道内外主要三指向的特征。通过历史地图的标注可以了解驿道的基本走向，从1895年广州城历史地图显示广州城周边道路入城的方向是在东门和两处北门，府治是驿道聚汇的方向。
　　许多村落的产生就是驿道沿线周边设置发展起来，结合古驿道修复在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中找到创新点，实施跨市县“新农村连片示范工程”，将进一步增加新乡村建设的文化内涵。利用驿道系统的连续性，与乡村旅游进行有机结合，可为传统衰落村庄注入新的发展动力。
　　目前广东省全省域根据历史资料的整理和遗产留存的情况，拟重点对6条古驿道线路作进一步整理、活化，该6条古驿道分别分布在韶关、梅州、潮州、汕头、云浮、江门市。
　　（三）特定文化主题的线路设计
　　1.以古驿道为主题的徒步之旅
　　自主的古驿道徒步旅行、户外露营可能是未来主要的活动形式，挖掘和选择历史主题将对旅行者增加吸引力。有人文历史故事的乡村旅游，古驿道和文化主题结合能够实现这目标，如孙中山先生领导辛亥革命与岐关古道、林则徐与古驿道、侨批传递至侨乡与古驿道、历史名人葛洪移居罗浮山与古驿道、引发西学东渐的利玛窦与西江水道等，是若干线路中最具有人文历史意义的驿道和水道，应该成为古驿道组织、建造和整理的重点。
　　晋代葛洪应广州刺史稽含之邀从江苏句容家乡来到广州后，就与罗浮山结下不解之缘，通过将其著作《抱朴子》、元代王蒙的名作《稚川移居图》等结合到线路中，可以成为人文色彩浓厚的“葛洪之旅”。
　　西学东渐代表性人物利玛窦在1583年开始中国的传教之旅，实际上也是西学传人中国的过程，从澳门到肇庆、韶关这一程，在《利玛窦札记》中可以找到相应的历史场景，西学东渐文化主题可以成为古驿道和古水道之旅的主题，设计“西学东渐之旅”的文化线路。
　　家族迁徙之旅离不开古驿道和古水道，东晋五胡之乱、唐末黄巢起义、宋亡元兴，屯兵驻军、战乱逃避、贸易滞留、臣游于粤都是南粤人口迁移形成聚落的诱因。古驿道结合族谱的文字记载，沿古驿道、古水道寻找先辈迁徙旅程的历史景观，对广东以人口从北至南迁徙这一地区特点的现代粤人来说，是具有吸引力的主题路线。
　　需要指出的是，宋代之前南粤的历史文献有局限性，目前对岭南历史的研究主要依靠的历史文献是明之后。明王朝强制推行里甲制，无形中形成了南粤的宗族。“明朝的里甲者的编户，变成了宗族。”利用族谱的研究需要结合南粤南蛮之地的历史，许多宗族的产生是“撮合”的结果，是通过里甲制而控制更大的田地的强者之举，对族谱和宗族迁移路线的真实性需要有严谨的论证。
　　2.传统墟市、“桑田围”与乡村的节日结合成为驿道的延伸线
　　广东传统墟市根据其功能大致可分为村市、大乡中心墟、批发墟市等类型。传统的大良中心墟、新会潮连墟、横沥牛墟、九江乡大墟、阳春高流墟等都是著名的墟集。许多传统墟市设置于古驿道和桥上，阳春高流墟也称“高流河墟”，一年一度，以横跨河流的大桥为中心，以竹木器具交易为主，明代在县志中已有明确记载，属于中国传统的“桥市”。创造性地将传统墟市与古驿道旅行结合起来，可以促进乡村农贸产品的流通。
　　“一口通商”引来明代和清代古驿道和水道的通达，“行于省佛，贩出外洋”为物流和人流传统方向的改变，18世纪珠三角农民生产作物与欧洲市场相关联。宋代之前的珠三角所处地貌基本都是在水面，随着商业经济的发展，沉淀层开发为农业用地。“宋代的海岸线，西南从新会开始，向东北延至石楼、越过珠江，在东江三角洲形成一条几乎南北走向的海岸线。”开发沙田成为官民后来若干世纪的主题，“桑田围”具有防洪的目的，也有农耕的功能需要，18-19世纪丝绸出口产量增加，提早几世纪围筑的桑基鱼塘生产方式正是适应贸易经济的需要。桑田围、古水道的联通与陆路结合，可以产生具有珠三角特色的“桑田文化之旅”。
　　非物质文化遗产与驿道的结合，可以创造许多新的乡村节日模式，点与线组合起来，村镇可以因文化节日而增加旅游吸引力。饶平的步马舞源于宋末元初上饶古驿道旁的新丰镇，现在是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与古驿道的传递分不开。五华县“采茶戏”是在清代从江西赣南九龙山传人的，广州珐琅制作技艺是清康熙通过黄埔古港从欧洲传人的，浮洋方潮盛铜锣制作技艺是清代咸丰年间从福建省连县引入的，仁化土法造纸技艺、金渡花席编织技艺也是由福建省传入的。非物质文化产品完全可以利用新包装成为旅游产品，如潮州麦秆剪贴画、大埔县光德陶瓷烧制技艺、潮州抽纱刺绣技艺等，都是游客容易参与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3.外销品贸易路线遗迹的再利用
　　外销品中具有再利用价值的是纹章瓷，对欧洲传统家族的记忆唤醒与重造；世界瓷都的联合，中西品牌的合作兼并与再造；以外销品的往回追溯驿道路线，可以有窑址、桑基鱼塘和茶园为节点的古代丝绸、瓷器和茶叶运输的古驿道。古运输瓷器的驿道、水道码头的修复和利用；旅游区活动的内容（作坊的制作表演）；外销瓷的创新、广彩的活化（复古的造型新的材料）；外销画的新制作。
　　在一张表现制作瓷器作坊的外销画中，画中可以看到一批画匠正在认真地在瓷胎上作画，在每位画匠右手有一块方型的手垫，方便执笔绘画，中间墙面上挂着长匾写着“妍璧堂接写各样人物故事瓷器”，可见当时瓷器加工在广州相当专业并形成规模化生产。
　　目前广州博物馆馆藏的外销瓷，包括纹章瓷约1300多件，以清代为主；外销画180件套。广东省博物馆馆藏外销瓷3万多件，从宋代开始到民国；外销画200多件套。澳门历史博物馆、香港历史博物馆也收藏着一批纹章瓷和外销画。英国维多利亚阿伯特博物馆、美国皮博迪塞克斯博物馆、荷兰荷恩城市Weststfries博物馆、英国霍顿堂（Houghton hall）、英国萨默塞特郡巴斯市（Bath，Somerset）1882年建立的霍尔本艺术博物馆均藏有大量广东产的外销瓷和外销画。
　　广东的手工业者对外来的事物接受很快，广彩丰富的表现力使纹章的表达更为准确，因为纹章的色彩是具有特定意义的。广州对外的瓷器贸易主要集中在西关的十三行附近，后来集中到了靖远街，根据1700-1800年的对外贸易记录，在此共有超过180家不同字号的瓷器行。
　　广东古驿道的特点之一就是与出海口联接。突出海洋文化旅游线路，可将目的地选择在传统港口或者古码头（驿道和水道的转换点）。广东传统出海口的古码头包含了大量历史文化价值，广东丰富的海外交流历史奠定了良好的文化遗产利用基础。广州黄埔古港、汕头西堤码头和台山海口埠码头均是广东通往海外的记忆场所。在外销贸易开始下滑的时期，出外谋生的广东人形成了特殊的华侨文化，他们从古驿道出发，转抵出海口，告别老父少妻只为一个目的：活下去。从海外寄回血汗钱使家族能够在战乱和饥荒中生存下来，“银信”和“侨批”就是民间的史书。昔日的前辈出发地可以变为今人的纪念地，与古驿道、古水道连接形成有历史记忆价值的“侨批之旅”徒步径。目前，在汕头当年潮汕人飘洋过海的出发点西堤公园正在建造“世界记忆遗产侨批纪念地”；规划在广州黄埔古港和广交会会址间设置约1.6公里长的步行径，将友好省州、友好城市的“新城市纹章”瓷嵌入路面上，成为友好之道；规划在台山海口埠当年华侨出洋处建立银信纪念地。这些具有历史意义的地标将成为徒步或其他体育活动的出发点或终点。
　　四、古驿道、古运河的修复和展示方式
　　无论是古驿道还是古运河都会面对如何确定科学、合理地修复标准问题。古驿道抢救、保护和利用工作应以消除安全隐患、保持历史原真性为要。京杭大运河应遵循有关世界文化遗产的保护原则，分类出台遗产区、遗产本体的管理和修复的技术指引，建立统一的技术标准和修复工艺。
　　（一）修复的方式
　　1.遗产区内增设辅道。在历史价值特殊的遗产区，为了保持原真性，可以在充分保持文物或者遗产本体原貌的前提下，在遗产区加修辅道饶开历史遗产本体，维持历史文化遗产在历史演变中环境特征。
　　2.已经为现代建设所覆盖的古驿道线路，可在建筑物、构筑物和道路上进行标记，设置历史信息说明牌。用图示的方法对历史存在的线性走廊进行描述，从现代空间中可以获得历史空间的信息。
　　3.联通上下“遗产区”。现在残存的古驿道和古运河可能是以片段的形式留存的，京杭大运河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遗产区”沿线分散在各省不同行政区划内，为使上下“遗产区”联通，可沿运河增加徒步径的铺设。全线的现状差异很大，但可因地制宜，有的利用堤坝，有的利用河床，保持线状历史遗产空间的连续性。全线的贯通对徒步者探寻活动而言才具有古驿道徒步的意义，旅行者需要不间断的兴趣节点的诱导而行进。 4.材质和安全性。部分需要修复的驿道应该使用与原步径相近的材质建筑材料，就地取材是需要遵循的原则。修复的重点应该是排除隐患，保障徒步者的安全为主。
　　（二）指引解说系统和户外服务设施
　　古驿道和古运河需要建立一套统一的户外指引系统，明确路线、引导方向、提供服务电话、介绍人文历史、指引交通转换、提示安全等应该是指引系统必需的内容。可通过二维码与气象情况、历史信息介绍和GPS系统导航链接，建立智能化的指引系统。
　　指引系统应该包括解说系统，在信息展示牌中如果与著名的历史文献、名人游记、景观绘画和诗词结合，用图示和文字描述文化历史信息，将中国历史文档的文字激活起来，古驿道的景观体验穿越时空，文献历史记忆功能在驿道空间上得到传播和共享。
　　清乾隆年间河道总督张鹏翮于1703年汇编了《治河全书》，书中的彩绘水道图包括了《运河全图》、《卫河图》、《下河图》等多幅河道图，图中水利设施绘制详细，减水闸、进水闸、“竹洛坝”等在图中明确标出，更具有历史价值的是大运河边上的若干古城的风貌描绘精致，除了河体本身，沿岸的这一系列历史古镇、古城遗产重要的人文景观有了历史记忆的意义。在相对应的历史信息介绍展示牌中，复制这些图示景观于步行径途中，京杭大运河的历史遗产文化价值展示就不局限于古代水利工程。英国人赫伯特英格拉姆于1862年创建的《伦敦新闻画报》记录了晚清18421873年中国广州、大沽、白河、扬子江和北京城的重要景观，多名英国画家用西方速写、木刻表现了中国历史环境真实图像，对图示的信息展示牌有利用价值。
　　户外服务设施规划和建设需要全面规划布局，其基本原则应该是：符合遗产保护的要求，适应现代交通与步行交通的转换，增加古驿道线性空间的可达性，为周边乡村村民创造就业机会，露营点有容量限制并明确逗留时间，露营地旅行者有最基本的环境保护的约定。设施内容应包括交通转换点、救护站、信息点、驿站、补给点及其露营点等。
　　（三）不同线路的规划类型
　　越野徒步径需要进行线路规划，首先是划分类型，根据历史、文化、风景和可达性确定不同的步径线路类型，可划分为：
　　1.历史主题徒步驿道。古驿道、古运河和文化主题结合人文历史故事、著名历史人物和古代盐、茶等重要物资的运输路线，赋予驿道特定的意义。
　　2.地理风貌徒步径。河北的太行山、广东的丹霞山均是能够展示国家地理风貌的地区，在同一线路中有意识串联不同类型地理风景特质的驿道，增加风景魅力以吸引旅行者。
　　3.近郊悠闲徒步道。长短距离线路应得到同样的重视，以适应不同层次、年龄人群的需求。近郊悠闲步行径与城市居住地较近且易于到达，可以作为城镇日常生活中休憩场所，成为提高城市生活质量的途径之一。
　　京津冀地区正在整合环北京周边地区森林资源而形成完整的区域生态空间，古驿道、古运河与绿廊、绿道的建设有机结合在一起，形成步行休闲网络，在区域绿地保护中增加以人为本的内容，也可延长徒步径的距离。
　　目前，位于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内外的古驿道是国家公园历史与风景步行径的最佳选择。古驿道存在于多数国家自然保护区之中，特定的风景与历史价值赋予古驿道特定的文化象征寓意，及早策划穿越国家公园的古驿道风景与文化主题，在古驿道成为国家公园的步行径的时候，国家公园的主题价值自然会得到展示。
　　此外，为了保证风景的历史价值的永续利用，需要划定徒步径两侧控制范围，范围应该需要根据土地权属和驿道现状情况而定，参考欧美经验，在旷野地区200-400米是合理的使用控制范围。
　　（四）与现代交通的结合
　　古驿道和古运河能否得到充分利用，最大的挑战是交通的可达性。将现代道路公共交通系统与步行系统衔接，创造进入古驿道、古运河系统的便利条件，小城镇节点成为交通转换中心，这是多方共赢的选择。周末京津冀高速公路的交通拥堵多与度假目的地、交通转换节点等规划有关，如果创造多向的目的地，具有特定历史文化主题的古驿道游、古运河游，再结合交通转换系统合理布局，提供更多的公共文化产品而不是“农家乐”一味独大，多种休闲活动创造更多的周末度假目的地可起到一定的缓和作用。
　　高速铁路网络正在几大城市群形成，有意识地将步行系统与公共交通站点进行联接；在高速公路出入口设置交通转换区，引导旅行者进入步行系统或者地方公交系统；在古驿道外围提供重要节点的穿梭公共交通服务，这些是将现代交通与古驿道徒步路线激活的交通规划手段。
　　（五）指引系统建设
　　古驿道、古运河指引系统应该包括里程碑、方向指示、历史信息、露营指引等完善的图示内容。中国传统“符验”制度是驿道传邮的重要制度，“符节用金、玉、铜、竹、木、等材料制成，为门关出入和住宿之凭证……符节一分为二，双方各执一半，符验时两半相合才有效。”符节有兵符（如南越王墓出土的“虎符”），也有一般的驿符（如通常使用的“竹符”）。指引系统如果从各朝的符节图形世界中获取灵感，可以形成具有文化历史含义的驿道符号系统。
　　古驿道、古运河指引系统需要同原来已有的“绿道”等休闲或者是机动车指引系统相配套，有的驿道路线指引图示可以在绿道指引牌上添加指引信息，节约成本。徒步驿道的指引应该与机动车指引系统相联接，为机动车使用者转换交通方式进行徒步旅行提供便利。
　　越野徒步的距离也是重要的衡量价值的条件，创造长距离的徒步古驿道，可以在三方面入手，一是对埋没在荒草丛中残存的古驿道进行清理，竖立指引牌；二是将古驿道、古运河与已建的绿道相联接，建立信息牌分清真正历史古道和现代的绿道；三是有目的地修建徒步径联接被现代建设所切断的驿道遗产线路，同样需要指引牌的引导。
　　每一条线路可以设计一个文化符号图型，贯穿全线，起到引导和识别作用。美国“黄石公园徒步径”、“萨斯奎汉纳（Susquehanna）徒步径”，无论是色彩还是图形，均有人文地理意义的传承。萨斯奎汉纳是居住在此地区的土著，在标志上用了土著的头像为核心图形。
　　美国米德兰徒步径、北部乡村徒步径的里程碑表现形式不同，但共同点是都包含着整体线路的图示和路线的官方标志。北部乡村徒步径从纽约出发穿越北达科他州，全程为7403公里。
　　里程碑的标志是驿道、徒步径重要的信息点，在表现手法上赋予文化信息含义，可以增加驿道的历史信息价值和文化内涵。
　　指引系统智能化可以提供更多的信息，与导航系统、气象系统相联接，保障户外活动的安全；通过网络与农村的产生虚拟通道，农产品或者乡村驿站等与消费者产生了联系。智能化的指引标志将带来无限的驿道利用潜力。
　　（六）以古驿道、古运河为主题的户外体育活动
　　户外活动是大都市居民重要的生活内容。古为今用，将健康休闲、体育运动融入古驿道网络，满足市民日益增长的生活休闲需要，同时促进体育产业的发展，使之成为健康之路。如果与户外体育活动能有机结合，古驿道、古运河将成为户外体育活动的天堂。目前广东已开展三大南粤古驿道户外体育赛事，即“南粤古驿道定向越野大赛”、“奔向南粤第一峰铁人三项挑战赛”和“徒步穿越丹霞”，将吸引成千上万的户外体育爱好者参加。铁人三项挑战赛利用了南粤最高峰的自然地理资源和西京古道的文化遗产；徒步穿越丹霞利用了世界自然遗产的地理风光；定向越野运用的是古驿道旁传统村落优秀的岭南建筑文化资源。
　　定向越野（Orienteering）是一种需要智力和体力兼备的户外体育运动，是可以适应各种年龄层次低成本的体育赛事。世界每年约举行100多场世界级赛事。国际定向越野联盟（IOF）成立于1961年。定向越野强调人与自然的共处，正好与古驿道、古运河的修复行动精神高度吻合。
　　户外体育活动和旅游活动（如野外露营）可以增加古驿道、古运河的吸引力，选择风景良好、机动车可达的旷野处建立若干露营地，提供必要的交流电、清洁水、食物供给等设施，露营地需要明确容量、停留时间控制等使用指引。目前条件广东已经成熟，存在一定的潜在消费群。目前我国的露营地规范尚欠缺，可以尝试制定相关规范。拖挂式房车（Travel trailer）在中国生产厂家甚少。未来野营活动的需求可以衍生出许多户外活动产品和产业，包括各类野营的特种设备。从美国步行径露营地的指引告示牌上的图示符号，就可以理解露营活动设备的多样性。
　　古驿道在中国文化中具有多元的象征意义，“伤离“是古驿道的寓意之一。当本人作为全国无党派考察团一员在河北对京津冀一体化专题进行考察时，产生了对大运河遗产活化利用的想法。其间，无党派代表人士杨绛先生离开了人间，“古驿道上的消失”是先生在《我们仨》书中的章节标题，书中写到：“我曾经做过一个小梦，怪他一声不响地忽然走了，他故意慢慢儿走，让我一程一程送，尽量多聚聚，把一个小梦拉成一个万里长梦，这我愿意。送一程，说一声再见，又能见到一面。离别拉得越长，是增加痛苦还是减少痛苦呢？我算不清。但陪他走得愈远，愈怕从此不见。”遂有此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