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工人阶级形成理论述评立足中国转型时期的思考

　　提要：本文立足于中国转型期的现实，梳理了20世纪6090年代西方理论界出现的工人阶级形成理论，目的在于通过反思西方理论界对19世纪工人阶级形成的阐释，使我们更好地把握当前中国工人阶级的转型。本文开篇就解释了工业化、无产化与工人阶级形成理论之间的关系，以及工人阶级形成理论是怎样从传统马克思主义中提出问题的。然后，结合评论，详细介绍了代表性人物汤普森、霍布斯鲍姆以及埃拉卡兹尼尔森与阿里斯蒂德泽尔博格的理论，梳理了他们在理论脉络上存在的逻辑关系，以及这些理论的贡献、缺陷和所产生的影响。
　　关键词：阶级阶级形成社会转型
　　中国社会分层研究之所以出现这些局限，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方面是受近期美国社会分层研究的影响，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在美国社会科学领域一直存在着关于阶级作为研究工具与作为社会实体是否还有存在必要的争论，阶级分析已逐渐走向衰落，并且随着新马克思主义与新韦伯主义的不断融合，强调大型问卷调查方法与结构性分析的阶层研究已成为社会分层的主流（李春玲，2004a）。另一方面也受国内政治意识形态的影响。在中国，阶级被赋予了特殊的政治含义，阶级分析不仅仅是一种学术流派或理论思潮，它的含义和影响力远远超出了学术和理论领域。对于多数中国人来说，阶级分析是一个让人反感、忌讳、敏感的话题（李春玲，2004b）。70年代末的经济改革，国家宣布从阶级斗争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之后，阶级、阶级斗争逐渐从官方意识形态和话语中被取消了，与此同时，作为学术范畴的阶级分析也从学术话语中逐渐消失（李静君，19
　　9hr9）。但是在当代西方社会学论著中，阶级分析是解释社会经济差异现象的一种重要的理论视角和分析模式，是社会学研究中的一种主要的学术流派。
　　当中国社会分层研究忽视阶级分析的时候，随着市场经济的进一步推进和社会贫富差距的扩大，我们看到了基于市场利益和私有制的阶级现象的出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体验与前改革时期马克思主义话语的传承相结合，在中国劳工的部分片断中生产出了强烈且高水平的阶级冲突意识（李静君，19
　　9hr9）。本文试图通过梳理与反思阶级理论，为更进一步把握社会转型时期中国劳工群体的转变提供借鉴与启示。按照斯科特麦克诺尔（ScottG。McNall）等的说法，本文是致力于重返阶级（bringingclassbackin）的讨论。
　　西方阶级理论在阶级形成、阶级结构、阶级意识、阶级行动等领域都已形成了相对完整的研究系统。本文不可能对整个阶级理论做梳理与评述，而是选取了其中争议较少的阶级形成理论进行分析。
　　一、工业化、无产化与工人阶级形成理论
　　阶级研究一直是西方社会学、政治学等学科争论最为激烈的研究领域，特别是自20世纪70、80年代以来，随着丹尼尔贝尔提出后工业社会的来临，西方学术界围绕阶级消亡（theendofclass）的话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形成了观点对立的两派。赞成阶级消亡的学者认为，在西方社会，阶级作为历史的主体已结束，作为理论的客体也被解构了，所以阶级作为分析工具与作为社会历史实体都已结束了（Hall，
　　19hr9hr7）。（注2）反对阶级消亡的学者则认为，虽然在后工业社会中，社会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是阶级在经济、政治与家庭领域都没有消亡，阶级仍然是导致社会不平等的重要因素，阶级不仅作为社会实体继续存在，并且阶级分析在当代社会仍然是非常有用的工具，在20世纪70、80年代，这些学者在传统马克思主义与韦伯主义的基础上，发展出新马克思主义与新韦伯主义理论取向的阶级分析高潮（李春玲，2004a）。
　　虽然经典理论家在有关19世纪工人阶级形成的观点上存在很大差异，但他们都认为，19世纪西欧与美国工人阶级的形成起源于工业化、无产化社会结构的发展，劳动力市场的无产化以及工人对这些社会结构发展的反应，并以集体倾向性（disposition）与社会行动的形式存在（Katznelsonetal。，19
　　8hr6）。从前资本主义、前工业化社会向资本主义、工业化社会的历史转型不仅带来了生产方式、劳动关系、生活方式等方面的转变，而且也带来了社会阶级关系的转变。阶级作为一种组织、思考与行动的社会方式随着工业化的进程出现了，西欧与美国的工人阶级就是在工业化的历史转型时期形成的。
　　卡兹尼尔森指出，虽然在19世纪西欧与美国的工人阶级形成存在着不同模式，但是工业化在经济上给这些国家带来的影响是相似的。工业化带来的社会变迁首先体现在资本主义经济结构的变化上，这一变化主要表现为寻求利益最大化的财产私有企业经济的建立，新型的经济模式确立了企业与工人之间资本劳动力的市场化劳动关系，工人在市场上出卖劳动力，企业付给工人工资，正像波兰尼指出的，大转变（greattransformation）使得货币、土地与劳动力都商品化了，资本主义的出现与工人的无产化是不可分割的。经济结构的变化也形塑了资本主义生活方式与社会关系的转变，工人离开家庭进入工厂，不同阶层混居的局面被打破，整个城市社区被分割成居住区与生产区，并且，居住社区按照不同的社会阶层被分割开来。随着工作与家庭的分离、不同社会阶级在空间上的逐步分割，整个资本主义的生活方式与社会关系都发生了转变。面对社会结构的全方位转型，工人阶级要理解和处理生产组织、劳动环境、社区组织以及政治等方面的一系列变化，这些转变导致工人阶级在语言、意识等方面产生基本的变化，工人阶级也是第一次改变了他们的语言表达、世界观以及思考自己作为工人的思维方式。他们超越了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中以专业为联结基础的、相互分割的手工业者团结形式，形成了以阶级利益为联结枢纽的组织形式。
　　二、从传统马克思主义发端出来的问题
　　工业化、无产化只是工人阶级形成的客观条件。佘庞认为，阶级形成实际上是客观与主观两个双重的过程，客观的过程包括既存的生产模式以及人们被安排到不同经济实践中的过程；主观的过程则包涵着人们发展出对自身与生产资料关系的理解，创造出对世界变迁的反应方式与发展出一系列共有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实践（Therborn，19
　　8hr3）。从这两方面看，研究工人阶级形成就是要追问工人是怎样变成了阶级的主体？客观过程与主观过程存在着怎样的逻辑关系？马克思对这一问题采取了辩证的、形而上的回答。在马克思看来，阶级在根本上是由生产关系所决定的，这一生产关系伴随着对资本所有者与非所有者的区分。由于这种区分，产生了在经济利益上相互对立的、具有明确边界的群体。这些群体逐渐发展出具有冲突性和区分性的社会和政治共同体，也就是阶级。马克思的阶级理论特别凸现社会制度对于社会阶级的决定作用。在他的思想中，资本主义的生产资料占有制和资方雇佣劳动的生产关系体制，造就了两大对立的社会阶级。
　　从马克思的阐述中可以看出，他把工业化、无产化与新生阶级社会之间的关系抽象成了一般的历史模式，并期望工人阶级能够对这些关系做出革命性的行为。索莫斯认为，这一模糊而强有力的思辩式模型使后来所有工人阶级形成的研究都来源于同样的问题：为什么在现实中真正的工人阶级失败了（Somers，1997：7310
　　5）？为什么工人阶级没有出现理论预设的那种内部团结？为什么工人阶级的行动偏离了理论预测的革命行动？为什么工人阶级不像理论预设的阶级方式那样行动？简言之，为什么从自在阶级向自为阶级转变的预测失败了？（注3）正如他在另一篇文章中所言：大部分工人阶级形成研究不去寻求解释实践中确实存在什么，而是集中解释工人阶级为什么没有出现预期的结果，即西方工人阶级为什么没有出现革命的阶级意识。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主要由于受到了马克思从自在阶级向自为阶级转变的理想模型，以及预测工人阶级必然会在资本主义客观阶级结构中产生革命的阶级意识的影响。因此，对于这些研究趋势应该进行反思，即要追问在工人阶级研究中为什么没有关注于如何解释经验中存在什么，而是关注于人们没有按照理论预设以正确的方式行动？为什么所有的阶级形成研究均根源于缺失（absence）的认识论（Somers，19
　　8hr9）？
　　在这样的追问下，斯波恩在总结20世纪6090年代马克思主义阶级形成理论时指出，经过近30年的发展，工人阶级形成理论已从原来的自在阶级自为阶级单一模型转向了多元的、复杂的，以及国家、地区间的多样性的研究，研究兴趣涉及到了工人阶级在形成过程中经济、社会结构以及文化等因素的影响。6090年代工人阶级形成的理论，在理论与方法上解决了两大核心问题：其一，阶级概念本身存在着问题，反对传统马克思主义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模型，不仅阶级的概念、定义和方法问题被提了出来，而且工人阶级内部不同阶层的联结问题也被提了出来；其二，通过认识工人阶级的形成过程不仅是工人阶级内部的发展过程，而且也是依赖工人阶级与不同社会背景之间特殊关系的、变化着的过程，工人阶级的形成过程与社会背景的关系问题也被更加系统地加以考虑（Spohn，19
　　9hr8）。所以，6090年代的工人阶级形成研究，已突破了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束缚，形成了新的发展趋势。
　　塞威尔认为对于整个年轻一代的历史学家来说，读了汤普森的著作，整个工人阶级历史的研究视野突然之间开阔了，《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为整个工人阶级历史研究范畴带来了革命性的突破。
　　汤普森突破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决定论与结构化约主义的桎梏，强调了文化与社会制度在阶级意识形成过程中的重要作用，确定了所谓的历史主义（historicist）和建构主义视角。首先，汤普森对阶级概念做了界定，认为阶级是一种历史现象，而不是一种结构，也不是一个范畴，它是在人与人的相互关系中确实发生的某种东西，阶级的产生是一个历史的过程。他认为：阶级，据我理解，是一种既存在于经验的原始材料中又存在于意识中的历史现象，它把一批大不相同并且看起来各不相干的事件结合起来。我强调阶级是历史现象，我不认为它是一个‘结构’，甚至也不是‘范畴’，我认为阶级是某种在人类关系中发生的事（而且是可以被证明已经发生的事）（汤普森，200119
　　6hr3）。第二，从工人阶级的经历中分析阶级形成的过程。汤普森依照经验主义的原则，通过对形成英国工人阶级的众多个人生活经历的研究，指出每个人出生时或长大后都会不自觉地进入某种生产关系，这种生产关系决定日后各人的经历；在生产关系中处于相同地位的人会有大致相同的经历，这便是阶级的经历。但阶级经历不等于阶级，只有当一批人由于有共同的经历（继承或分享的）感受到或清楚地表达了他们彼此之间有共同利益，他们的利益与其他人不同（而且时常对立）时，阶级就出现了。换句话说，只有当阶级本身意识到自己的存在，即产生阶级觉悟，阶级才形成。在汤普森这里，自在和自为的区别是没有的，因为只要阶级形成了，它就有自我意识；若没有自我意识，阶级就还没有形成。第三，从历史关系（文化传统、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理解阶级经历、阶级意识与阶级形成，强调文化与制度在工人阶级形成过程中的重要作用。汤普森认为，阶级的自我意识是在许多历史事件中获得的，因此阶级只有在历史活动中才能体现。阶级的经验主要是由客观的生产关系决定的，但是仅此还远远不够。汤普森把阶级经验和阶级意识加以严格区分。他认为，阶级经验主要是由人们在生产关系中的地位决定的，阶级意识是人们以所继承的传统文化资源对他们的阶级经验进行反思的结果。这意味着阶级意识不是完全自发地从阶级经验中生成的，在阶级意识的形成中，某些文化传统的因素必须被考虑进去。
　　尽管汤普森本人声称要突破当时结构化理论的束缚，但是如塞威尔所批判的，汤普森在对工人阶级形成的论述中，实际上也暗含了结构化的观点。汤普森否定了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决定论，但他的分析也暗含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理论观点。他强调的是生产关系决定阶级意识，但是他用阶级经历在二者之间提供了历史调和。
　　尽管汤普森的著作招致多方批判，但毫无疑问，《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开创了工人阶级形成之研究的新局面，为后来的研究提供了很大的启发与借鉴，它的理论贡献是无可置疑的。该书至今被西方许多大学奉为政治史、劳工史、社会史和现代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经典之作。
　　四、霍布斯鲍姆：18701914年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
　　在汤普森等人的著作中，宪章运动时期的工匠、熟练工人、手工业者等独立小生产者都被称为熟练的工资工人，而不是小生产者，但在实际生活中，仅有少部分制造业工人才是被工业雇主所掌控的。
　　霍氏认为，汤普森把宪章运动看成工人阶级形成与发展的结果，显然是错误的，宪章运动前后的劳工运动并不存在连续性，欧文社会主义与19世纪80年代社会主义复兴之间也存在着代沟。英国持续的劳工运动历史，包括对这些历史的记录，都是在宪章运动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后才开始的，所以欧文主义、宪章运动以及工人阶级早期的运动都是英国工人阶级与劳工运动的开端，不能算工人阶级形成的真正标志，从这个意义上说，工人阶级的形成要大大晚于汤普森时间。
　　工人阶级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带来了全方面的转变，特别是休闲与娱乐方式的转变。随着工业化的不断扩展、工人数量不断增加，工人阶级在生活方式上逐渐产生了认同，且与其他阶级之间的分割逐步扩大，这也使得工人阶级作为一个社会阶级逐步形成。霍氏认为这种分离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其一，居住区的分离，这要归因于中产阶级与中下阶层从原来混合居住区大批迁走；其二，按照自我期望值把工人分割开来，体力劳动者被认为是缺乏教育与技能的人群，他们在劳动力市场只能找到一些低等、没有技术的工作；其三，按照不同的生活方式把工人分割开，体力劳动者与中产阶级、资产阶级在生活方式上的差距越来越大；其四，工人阶级、国家统治阶级与富有的资产阶级被分割开来。
　　五、卡兹尼尔森和泽尔博格：四种变量、国别之间的比较
　　所以卡氏首先要做的就是明晰阶级概念，他把阶级概念从传统模型的两个层面扩展为四个层面，即从自在阶级自为阶级扩展为资本主义结构、生活方式、意识倾向和集体行动（Katznelsonamp；Zolberg，1986：
　　1hr4）。他认为，简单的自在阶级模型合并了两个分开的历史过程，第一是资本主义的发展与无产化，即第一个层面（资本主义结构）；第二个层面是劳动力市场关系、工作与居住的社会分层。同样，传统模型的自为阶级也包含了两个不同的概念，即意识倾向与集体行动。阶级概念的第三个层面即意识倾向指的是工人阶级的文化结构，通过这种文化结构，工人对自身所处的环境能够做出有意义的反应，并且能够感知自身的利益。阶级概念的第四个层面即集体行动，指的是工人按照意识倾向做出的集体行动。卡氏把阶级分解成四个层面的目的就在于为阶级提供可分析的定义，而不是一贯运用的标准定义；通过重新定义阶级可以发现在具体情境中阶级形成的不同模式，而不是一味地接受抽象的传统理论公式与预测。
　　在具体内容上，《19世纪工人阶级的形成》按照国家与时间两个维度进行了组织，分别分析了19世纪法国、德国与美国工人阶级形成的不同模式。为了解释不同国家的模式，卡氏的理论框架强调了三个假设，每一假设都由一系列变量组成。第一个假设是以经济为中心的变量，包括经济变迁、资本主义发展的时间，以及劳动力市场中的变量；第二个假设是以社会为中心的变量，包括宗教、人口和社会情境；第三个也是最为重要的，是一系列以国家为中心的因素，包括国家形成、税收、公民权以及国家政策。在具体个案分析时，经济结构是工人阶级形成的必要条件，而以国家与社会为中心的变量则是充分条件。
　　卡氏的概念框架和提出的三个假设在泽尔博格的文章中得到了详细的解释。泽尔博格在比较了不同国家工人阶级形成模式的基础上，强调了用一个独立变量作为表达形式的重要性，并且运用卡氏的词汇建构出一个精确的、解释不同模式间区分的变量，即例外主义。他认为在劳工历史上，每一个国家的个案都是特殊的、例外的，尽管资本主义发展必然孕育了工人阶级的诞生，但是多样化的资本主义国家形成模式也必然带来工人阶级在意识倾向与集体行动上的多样性（Zolberg，1986：3974
　　5hr6）。泽尔博格尽管只对有限的几个国家模式进行了比较，但是在文章结尾，他回答了自己提出的问题：即到底有多少例外情况存在？他的答案是有多少个个案就存在多少种例外。
　　书中的七个个案研究证实了泽尔博格的结论。塞威尔比较了从法国大革命到1848年间有组织的手工业者联盟与工厂工人的涣散。他认为，手工业者联盟传统与正确表达革命国家思想的能力可以用来解释他们显著的政治战斗性以及反资本主义的行动能力。考克托（AlainCottereau）研究的是19世纪后期的工人，他颠覆了传统上认为是资本主义打造了工人阶级的思想，相反，他解释了地方劳动力市场与工人阶级文化有效地限制了资本家的生产目标，并迫使资本主义发展下降。佩罗特（MichellePerrot）采纳了卡氏的一个关键主题：工作与居住的社会地理学，他用这个主题解释了乡村与城市社区怎样产生了反抗资本主义对工厂逐步监控的地方性集体认同，之后在集体认同的基础上怎样形成了工团主义组织，并逐步加深对国家的怀疑。布里奇斯（AmyBridges）则不同，她对比了美国与英国的工人阶级状况，研究了美国工人从1830年作为工业机器向1860年成为共和国公民的转变，她运用城市工业劳动力、地方政党政治与早期获取的公民权之间的分离，解释了在美国工人中游击式的忠诚的发展。考克卡（JurgenKocka）关注德国1870年前自上而下的迅速工业化、传统手工业的持续性，以及国家的分裂。他提出，从1848年自由政治的失败到1870年，整个国家已经两极化为社会主义运动与在政治上不愿吸收有组织的工人阶级的压制性政府。诺兰（MaryNolan）则解释了1870年之后的德国，联合政府的压制与家长式作风直接塑造了世纪末的工人阶级，政治上的无权与社会福利政策联合建立起了工人阶级区分于其他阶级的阶级认同（Katzelsonamp；Zolberg，19
　　8hr6）。
　　尽管《19世纪工人阶级的形成》存在明显的不足，但它仍然是一本非常重要的书，正如索莫斯所言，任何关注阶级形成理论、方法和历史的人都应该认真研读这本书。它追问了所有正确的问题，它也是最近社会科学中关于阶级历史与理论研究最重要的著作。对卡氏，是值得称赞的，他敢于挑战传统的阶级形成理论，突破马克思主义的框架而提出自己的概念与解释，为以后的阶级形成研究提供了示范与借鉴。
　　六、立足中国转型时期的思考
　　20世纪80年代后期及90年代，受汤普森与卡兹尼尔森的影响，有学者开始利用研究西欧与美国工人阶级形成理论的方法来研究20世纪中期新兴的、非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的形成历史，研究从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前资本主义国家向资本主义国家转型过程中工人阶级形成的历史，涌现了一批比较经典的文献，例如：具海根（HagenKoo）在《韩国工人》一书中研究了韩国工人20世纪5090年代形成的历史；查克里巴蒂（DipeshChakrabarty）在《工人阶级历史的再思考：孟加拉18901940》一书中研究了印度工人18401950年的历史；塞德曼（GayW。SEidman）在《制造斗争19701985年巴西与南非的工人运动》一书中研究了南非与巴西19701985年间的工人阶级历史。
　　汤普森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论述的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与西方传统宗教文化背景结合下的工人阶级的形成，查克里巴蒂与具海根等则借助汤普森创立的历史主义与建构主义的视角，在卡兹尼尔森的概念框架与比较模式分析的影响下，提出了不同于以西方为中心的工人阶级形成模式，正如卡兹尼尔森在《19世纪工人阶级的形成》中的表述：既然工人阶级是在历史转型时期形成的，那么研究工人阶级形成的历史就不仅仅包括劳动关系、工人联盟、工人运动以及工人组织，而且要包括从前资本主义或者前工业社会继承下来的社会关系、政治体制、生活方式、文化传统、社会意识形态等因素，传统社会非阶级区分的社会模式同样对阶级形成产生巨大的影响。所以，社会模式的多样性会导致工人阶级形成模式的多样性。在具海根等人的论著中，分别论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引进前资本主义社会的工人阶级形成，把以欧洲为中心的阶级形成理论引进了对非西方国家工人阶级的解释。从总体上看，他们并没有把阶级看成是一种结构，而是强调决定阶级倾向和阶级行动的制度和文化因素，阶级利益并非由其结构地位直接决定的，并且它转化为政治行动的可能依制度和政治过程而定。他们都强调，并不是有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就一定能带来如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的意识与行动，在分析工人阶级的形成与阶级意识时应该把特定社会的结构与文化、政治因素考虑进去。
　　那么，转型国家特别是中国的工人阶级究竟是处在阶级形成、阶级再造，还是阶级消解的过程中？这些问题都有待于我们进一步去论证。虽然社会主义体制国家的转型与西方国家从前资本主义向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转型，在社会结构背景、意识形态和社会阶级关系等方面存在着较大的差异，但是，马克思、汤普森、霍布斯鲍姆等经典理论家的著作能为我们今天的分析提供较好的理论框架与理论灵感，并为我们更确切地解释当前工人阶级转型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提供了启示。当然，我们没有必要亦步亦趋地套用经典理论来解释当前工人阶级转型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与经典理论相比，我们现在所面对的是全然不同的工人阶级形成问题，这也为研究工人阶级形成提供了新的契机与灵感来源，从而为推动工人阶级形成理论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新的动力源泉。
　　注释：
　　本文的形成得益于孙立平、沈原、郭于华、李静君等4位老师的指导与帮助，特此感谢！
　　注2：另参见李春玲（2004a）。在文章中她梳理了近期国外关于阶级的争论。
　　注3：详见索莫斯对当前阶级理论的反思性评论（载Hall，1997：76
　　7hr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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