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汉语诗歌与现代汉语诗学

　　现代汉语诗歌与现代汉语诗学
　　www.LWlM.cOm1993年，我在写作自己的第一部学术著作时，是把“现代诗歌符号美学”当作一种普遍性诗学来看待的，亦如我所理解的克罗齐的诗学或者俄国形式主义诗学、新批评诗学。但在该书的写作过程中，我已经感受到其中的问题。问题的引起正是由于语言。在此期间，我读到叶维廉先生的《中国诗学》，叶先生谈到文言作为诗的媒介的特性和白话在表达上的限制及新的可能性，讲到中国古代诗歌是一种“以物观物”、“目击道存”的艺术方式，类似于电影蒙太奇的手法。在谈到白话新诗时，叶先生引用了余光中《钟乳石》的两行诗句，认为由于运用了“依然”、“但”等分析性文字，将整个蒙太奇的呈现效果和诗的直接性毁掉。我认为叶先生此处的评价似乎并不是很恰当，进一步说，现代汉语的特点势必要影响到现代汉语诗歌的审美风貌。叶先生这里的意见反映了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方面，叶先生说：“白话和文言既有如此大的差距，现代中国诗人在他们的挣扎中，能够保有多少中国旧诗的表达形态和风貌呢?”这似乎是把文言旧诗当作了理想的诗体，而用现代汉语所写出的白话新诗，无论如何也创造不出文言旧诗的境界；但另一方面，为什么要把文言旧诗当作理想的诗体以及为什么要把“中国旧诗的表达形态和风貌”作为现代汉语诗歌追求的目标呢?这又涉及到现代汉语诗歌的主体性和合法性问题。为此，我把自己的感受整理成一篇题为《现代汉语与现代新诗——试论现代汉语诗歌审美符号的特殊性》的文章，并将其作为《现代诗歌符号美学》一书的附录，试图从中清理出一些头绪出来，这就是我自己的普遍诗学的终结和具体诗学的开始。
　　我确信，我们需要和所能把握的，只有具体的诗歌和具体的诗学，并不存在抽象的什么“现代诗学”，没有哪一种有意义的诗歌样式或诗学理论不依存于一种具体的语言。我们过去经常说到的不涉及具体语言或只是表面涉及到语言的“现代诗歌”或者“现代诗学”，其实都只是存在于想象之中，正如“纯诗”一样是一种永远不可企及的理想。真正构成我们的诗的现实生活的，恐怕还是那种被称为“现代汉语诗歌”的诗、而对于现代汉语诗歌的种种言说，也就是我们所理解的“现代汉语诗学”。我们所期待的其实就是现代汉语诗歌和现代汉语诗学。最关键的是，我们一定要意识到，语言之于诗，并不是一种可以随意替换的外套，或者如过去人们常说的一种形式。实际上，每一种具体语言都从根本上成就了一种具体的诗歌和一种具体的诗学，包括它的世界观、审美视域和诗体样式，而且只能成就这样一种而不是多种甚至是普遍的诗和诗学。现代汉语诗歌的提法在过去很长的时间里被叫做“白话诗”或“新诗”，也有的称作“白话新诗”或“自由体诗”，再以后则被叫做“现代新诗”。每一种提法都包含了相应的理解视域。但这些说法之间存在着某种发展变化的趋势，那就是，人们越来越倾向于用现代汉语诗歌来命名过去所说的白话诗或新诗。  “新诗”提法也起于胡适。1919年他的《谈新诗——八年来一件大事》，对新诗的发生从文学进化角度进行了有力的辩护，对早期新诗人的创作、新诗的音节、新诗的方法等作了较为全面的阐说，该文被朱    现代汉语诗歌较早的一个较模糊的提法是“汉诗”，最早由1980年代中期一批’民刊诗人提出，所指的实际上就是现代汉语诗歌。但这一提法出现在文化寻根背景之下，多少表现出一种汉语言文化的自觉。而其中可能包含的诗歌美学前景和问题，则远远没有得到展示。因此，真正对所谓新诗的命名进行一番学术梳理并将其改称为现代汉语诗歌的，其实是王光明先生。1997年7月，由福建师范大学和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联合主办的“现代汉诗国际学术研讨会”在风景秀美的武夷山召开，这次会议的基础，实际上是王光明先生主持的国家“九五”规划重点项目“现代汉诗的百年演变”。王光明在会议的主题发言中，明确提出用“现代汉语诗歌”的概念对所谓“新诗”进行重新命名，并且认为：“现在和未来中国诗歌的写作，不能不认真面对远非完美、稳定的现代汉语这一语言形态，犹如我们已无法回避陌生的全球性经济、文化的背景，无法回避在此背景中文化融合与文化失真的矛盾一样。重要的工作是从现代汉语出发又不断回到现代汉语和解构与建构双重互动的诗歌实践中去，顾及外在形式与内在形式的共同要求，寻找最接近现代汉语特质的形式和表现策略，让诗歌的创作规则及手段在诗歌文类(它可能是多种的)意义上稳   定下来，建立起诗人与读者共同的桥梁。这样，我们就来到了现代汉诗面前：作为一种诗歌形态的命名，它意味着正视中国人现代经验与现代汉语互相吸收、互相纠缠、互相生成的诗歌语境，同时隐含着偏正‘新诗’沉积的愿望。”王光明在充满激情的发言中还特别指出：“这不是一个具体的诗歌文类的概念，或许它仍然是一个过渡性、www.LWlM.cOm临时性、权宜性的概念，但这个概念有利于我们面对经验与语言的真实，以诗的自觉和语言的自觉，走向成熟诗歌文类的建设。”我的印象是，到了应该说现代汉语诗歌的时候了。重要的不只是命名，而是在这命名过程中对中国现代新诗的理解所发生的变化。在我看来，一旦我们真正理解了其中所发生的有关诗歌的语言和文化的自觉，就很难再不加分析地谈论所谓中国诗歌或者现代诗歌。而有关这一话题的研究，则还远远没有展开。  上述研究无疑已经展开了现代汉语诗学研究新的广阔空间，并为现代汉语诗学的深入拓展提供了新的可能。但从整体上讲，现代汉语诗学研究才刚刚开始，还很不成熟。其中最主要的问题在我看来有两点：其一，是关于具体的诗歌和具体的诗学还远未形成新的共识。人们仍然持有普遍性诗歌和普遍性诗学的幻想，对语言之于诗歌的关系的决定性和特殊性还没有给予足够重视，所谓现代诗学以及中国诗学的追求仍
　　然是一个具有广泛吸www.LWlM.cOm引力的话题。其二，是对于现代汉语作为现代汉语诗歌的媒介及其相关诗学问题也还没有形成广泛共识。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意见仍是俞平伯在1919年就提出的“中国现行白话不是做诗的绝对适宜的工具”，前述叶维廉先生对余光中诗的批评就隐含了对文言诗的肯定和对白话诗的不满，新近的代表则是郑敏先生对现代汉语的批评，以及由此而形成的对现代汉语诗歌和现代汉语诗学的怀疑。应该看到，现代汉语和现代汉语诗歌的诞生还只有一百年，有关的艺术实践和理论探讨远没有得到充分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