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的中共管党治党方略的分析

　　关于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的管党治党方略，学术界己有相关成果发表，大多是对该时期管党治党方略的某个方面或某个角度的研究，或者是从党史研究角度涉及到该时期的管党治党方略问题，鲜见宏观和整体的研究。本文拟从宏观和整体系统的角度，对抗战时期中共管党治党方略进行探析，为新时期贯彻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方针，加强党的自身建设提供参考和借鉴。
　　一抗战时期中共管党方略
　　1937年9月6日，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边区政权合法化。中共中央根据抗战形势的变化，把党的工作重心从国内战争转到服务于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上来。这就要求党的政治路线、组织路线、思想路线都必须适应形势的变化和党的工作重心的转移。
　　1。以民主集中制和一元化领导制为特征的政治路线管党模式
　　抗战初期，陕甘宁地区是旧中国经济贫穷、文化落后、人口稀少、环境恶劣的地区之一，加之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国民党的不断围剿，中共中央面对的外部形势十分严峻。中共内部的斗争形势也异常复杂，如1938年1月17日，张国熹以书面形式声明脱离中国共产党，公开投靠国民党；1937年11月，王明任中共长江局书记，任职期间，他独断专行，擅自发号施令，公然与党中央分庭抗礼。
　　鉴于党内外严峻的斗争形势，建立严明的组织纪律和完善的集体领导制，是中国共产党政治路线上亟待解决的问题。1938年，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作了《抗日民族战争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的新阶段》的报告，强调了以政治制度管党的必要性，认为从中央以至地方的领导机关，应制定一种党规，把它当作党的法纪之一部分。一经制定之后，就应不折不扣地实行起来，以统一各级领导机关的行动，并使之成为全党的模范。随后，大会通过了《关于中央委员会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关于各级党委暂行组织机构的决定》、《关于各级党部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等文件，对建立健全党的组织纪律和集体领导制，以制度管党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其中《关于各级党部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明确要求各级党委、党员必须坚持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党的一切工作由中央集中领导，是党在组织上民主集中制的基木原则，各级党的委员会的委员必须无条件地执行，成为一切党员与干部的模范。可见，民主集中制作为我党的根本组织原则，是全党在政治立场、方向、行为、言论等方面必须遵守的基本准则，是维护全党团结统一的根本保证，也是政治上管党的集中体现。
　　为了解决党对其他党政民组织的领导问题，明确党对边区政府和各抗日根据地民主政权的领导地位，192年9月1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以党内文件的形式确立了党一元化的领导体制，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和无产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他应该领导一切其他组织，如军队、政府与民众团体。这里的党的领导一元化，一方面表现在同级党政民各组织的相互关系上，又一方面则表现在上下级关系上。政府一切设施，凡有关于原则的、政策的、大政方针的问题，党团必须事先提出办法交西北局讨论通过，方能在政府委员会或议会上提出。
　　这种从党中央到地方畅通有序、集中高效的管理体制，确保了党中央和各级党委的领导权威，有利于边区政府在我党领导下，实行抗日民主政治，能够紧密团结广大群众，提高党在各根据地乃至全国民众中的威信。
　　2。以党管干部原则为特征的组织路线管党模式193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时，从中央到地方的党政军民各条战线都出现了干部紧缺的现象，并且党员干部的水平参差不齐，组织机构也不健全，严重制约着党的事业的发展。
　　党的组织路线服务于党的政治路线，因此从组织上管党就成为抗战初期党组织工作的重要任务。1938年，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上作的报告中，提出了干部选拔的才德兼备标准；在团结党内外干部方面，不但要关心党的干部，还要关心非党的干部。在识别干部方面，对于干部长短优劣的识别，不但看他的表现，而且看他的本质，不但看他的一时一事，而且看他的全历史和全工作。在使用干部方面，要坚持任人唯贤，以坚决执行党的路线，服从党的纪律，与群众有密切联系，有独立工作能力，积极肯干，不为私利等等为标准。为把党的组织路线运用到干部管理的实际工作中，时任中组部部长的陈云在《关于干部工作的若干问题》中强调，干部管理工作应坚持实践的、发展的、辩证的观点，考德才并重，以德为主。反对只顾才不顾德，才和德应该是统一的。才，不是空才；德，不是空德。考察一个干部的才和德，主要应看其在完成任务中的表现。在使用干部的过程中，必须坚持干部要能上能卜的原则，只能上、不能下，只能升级、不能降级，是个人第一、党性不纯的表现。
　　党管干部原则，首先体现为党对重要干部人选有决定权，如区党委书记人选，由中央局分局议定，经中央批准之。地委书记人选，由区党委议定，经分局中央局批准之。为统一地方党与军队党的领导，分局、区党委、地委书记，兼任军区、分区（师或旅）政委，另设副书记，管理党务工作。为了使干部管理常态化，必须有专门的机构代表党委对干部进行管理。1937年8月1日，《中央组织部关于改编后党及政治机关的组织的决定》要求设立军队干部管理机构，在政治部（处）主任指导之下，设立组织部（股），专负党的工作和干部的审查与政治干部的配备之责。对于地方干部管理机构的设立，1938年11月6日，根据《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关于各级党委暂行组织机构的决定》，党中央在敌后方各中央分局、区、地、县、分区的党委，设立组织部，管理组织的发展，党员登记，干部的考察、征调和分配及征收党费等。1940年8月1日，根据《中央关于审查干部问题的指示》，党中央决定在陕甘宁边区、华北华中各区党委、军队各级政治部的组织部之下，设立健全而有工作能力之干部科。地方和军队中干部科科长，必须由党委和政治部之组织部长亲自兼任。
　　在党管干部原则上，干部管理机构的设置越来越精细，组织分工及工作职责越来越明确。这些组织路线的具体措施，有利于更好地贯彻党的政治路线，有利于党在组织上更好地管党。3。以马克思主义教育为特征的思想路线管党模式
　　抗战初期，由于左倾和右倾错误路线的干扰，全党思想领域较为复杂，缺乏理论武器的武装。1940年8月11日，《中央关于开展统一战线工作的指示》指出了当时思想领域的状况，很多干部对于当前抗口统一战线环境中的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真实情况如何及其在每一时期与每一事件中的意图政策方针作法如何，并无正确理解，有的根木是模模糊糊，不闻不问，有的则粗枝大叶，不求甚解。因此，开展马克思主义教育，以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武装党员干部的头脑是当时我党思想上管党的首要任务。
　　马克思主义教育，就是要使全党同志，尤其是各级党员干部，正确理解和贯彻党的政策与策略，认识到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道路的重要性，认识到坚持独立自主、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必要性，从而在思想上与党中央保持一致。该时期党的领导人己经认识到开展马克思主义教育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毛泽东说：掌握思想教育，是团结全党进行伟大政治斗争的中心环节。刘少奇指出：党的建设中最主要的问题，首先就是思想建设问题。
　　为了开展马克思主义教育，传播党的政治理念，1939年1月，党中央成立干部教育部，洛甫任部长，罗迈任副部长，并先后设立中国人民抗日大学、陕北公学、中央党校、延安大学和马列学院等数十所培训干部的院校。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邓小平、陈云等中央领导同志先后在这些院校，或任主要领导，或亲自授课，开展了系统的马克思主义教育。从效果上看，我党开展的马克思主义教育，如有学者所指出的那样，从根木上划清了真假马克思主义的界限，剥掉了土明等人所谓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的伪装，帮助党员干部破除了对天才理论家的迷信，克服了党内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对于全党确立和贯彻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坚持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原则，具有极其重大和深远的意义。
　　二抗战时期中共治党方略
　　1。以严明的纪律治党
　　没有铁的纪律，就不能打造铁的队伍。1939年，陈云认为，中国革命是长期艰苦的事业，共产党及其党员没有意志行动的统一，没有百折不回的坚持性和铁的纪律，就不能胜利。1941年，中共中央以《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文件的形式强调党的纪律，要在全党加强纪律教育，因为统一的纪律，是革命胜利的必要条件。
　　严肃党纪，从严治党，就必须对党内贪污腐败和违法乱纪现象保持高度警惕和严厉处罚。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告诫全体党员干部一定要坚决反对贪污腐化，强调共产党员在政府工作中，应该是十分廉洁、不殉私情、多做工作、少收报酬的模范。《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规定：厉行廉洁政治，严惩公务人员之贪污行为，禁止任何公务人员假公济私之行为，共产党员有犯法者从重治罪。对于贪污腐败和违法乱纪的党员干部，无论犯罪的党员党龄多长、职务多高、功劳多大，都不能赦罪。1937年10月，毛泽东亲自批准将逼婚杀人的黄克功枪毙；1941年年底，老红军英雄肖玉壁因贪污腐败被枪毙。毛泽东在给审判长需经天的信中说：对于自己的党员与红军成员不能不执行比一般平民更加严格的纪律。
　　从严治党，从严治政，推动了根据地各级政府、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的廉洁高效，增强了我党的凝聚力、战斗力和执行力，陕甘宁边区和其他敌后根据地政府由此成为当时全国最廉洁、最有效率的政府。毛泽东曾把国民党的官吏与根据地的党员干部进行比较，利用抗战发国难财，官吏即商人，贪污成风，廉耻扫地，这是国民党区域的特色之一。艰苦奋斗，以身作则，工作之外，还要生产，奖励廉洁，禁绝贪污，这是中国解放区的特色之一。
　　2。以刚性的法律制度治党
　　随着执政理念的提升，党中央和各边区政府越来越重视制度建设在治党过程中的重要作用。1937年，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法令起草委员会，第二年成立了地方法规起草委员会，进一步加强边区法规的修订工作。由于起草法规任务重，边区政府决定由各职能部门制订法制草案，并于1939年设立法规草案审查委员会和法令草案审查委员会，分别负责对法规和法令的审查工作。在党的领导下，其他边区政府也分别制定了各自的施政纲领，如《晋察冀边区目前施政纲领》、《晋冀鲁豫边区政府施政纲领》、《山东省战时施政纲领》等，发挥着临时宪法的作用。
　　在《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的总则之下，党中央和边区政府制定了一系列约束政务人员的管理制度。如1943年12月颁布的《陕甘宁边区政纪总则草案》，就是严肃行政纪律的重要行政立法。它要求各级政务人员不得擅离职守，不得发表与边区政府政策法令相抵触的文字或谈话，须执行各该级政府及其主管长官或直接领导人的决议、命令或指示。1943年15月发布的《陕甘宁边区政务人员公约》，要求政务人员忠实施政纲领，贯彻法令、决议，坚持民主集中制，严守政府纪律，服从整个利益，公正廉洁，奉公守法，爱护群众，密切联系群众。
　　此外，为了从制度上强化反腐倡廉，各边区政府制定了一系列反腐条例，对犯贪污罪的公务人员严厉处罚，仅以最高处罚手段为例，1939年的《陕甘宁边区惩治贪污条例（草案）》和1941年的《晋西北惩治贪污暂行条例》规定，贪污数目在一千元以上者处死刑；1942年的《晋察冀边区惩治贪污条例》规定，贪污数目在五百斤小米市价以上者处死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1942年的《晋冀鲁豫边区惩治贪污暂行办法》和1940年的《山东省惩治贪污暂行条例》规定，贪污财物达五百元以上者处死刑《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根据地法制文献选编》。虽然各边区政府对死刑的量刑标准略有不同，但是都反映了党以制度形式从严治党、反腐肃贪的决心。
　　各项法律制度的颁布，培养了各级政府、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的法制意识和守法观念，也反映了党对执政规律和依法治党认识的进一步深化。
　　3。以统一的思想治党
　　延安整风运动前，党内在思想方法、政治路线等方面长期存在很多分歧和矛盾，不但影响着党的团结，还削弱了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深刻意识到，必须通过一场思想方面的治党运动，才能彻底纠正左倾和右倾错误路线，肃清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影响。1942年2月，毛泽东在《整顿党的作风》中提出：我们要在党内发动一个启蒙运动，使我们同志的精神从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的蒙蔽中间解放出来，号召同志们对于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加以抵制。
　　延安整风运动从形式上看是以整顿学风、党风、文风为核心的整风运动，其实质是一次全党范围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是从思想上治党的重要实践。延安整风运动以提高党员的党性修养为出发点，深入开展思想改造运动，克服了党内的非无产阶级思想，清算了以土明为代表的教条主义错误，提高了广大党员干部的政治觉悟和思想水平。经过整风和思想改造，全党形成了理论联系实际、批评与自我批评、密切联系群众、艰苦奋斗、谦虚谨慎、团结统一、遵守纪律的作风。这些作风使全党思想得到了空前的解放，党内的探索精神、创新意识和实事求是的思想得到了充分的发扬，党的精神面貌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这次运动统一了党员干部的思想，取得了党内思想上空前的团结。
　　经过延安整风运动，全党党员干部的思想水平和工作能力得到大幅提高，我党也成为了掌握强大思想武器，思想上统一和政治上团结的马克思主义政党。
　　三抗战时期中共管党治党方略的意义和作用
　　1。保证了党管干部原则的连续性
　　在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实现了从上地革命时期的革命党向局部执政的执政党角色的转变。经过认真分析总结党史上干部路线方针政策上的一些错误做法和沉痛教训，中国共产党建立了才德兼备、任人唯贤、干部要能上能下等一系列干部管理路线方针政策，并以制度的形式传承卜来，进而使党管干部原则成为我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政治文明建设和政党建设的重要成果之一。在管党治党方略下，抗战时期的党管干部原则有了陕甘宁边区政府和各抗日根据地相对稳固的政权基础，有了从中央组织部到各级党委组织部严密的执行机构，有了一系列严格的干部管理制度。可见，管党治党方略保证了我党干部管理制度的连续性，为以后我党的干部管理提供了制度参照。
　　2。成为了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
　　抗战期间，中国共产党能够熟练运用政党建设规律，大力加强党的管理和治理，充分发挥了党的领导地位和党员干部的典范作用，在壮大党员干部数量的同时，大力提高党员干部的理论水平和党性修养，最终建成了一支政治上坚定、组织上有力、纪律上严明、思想上统一、工作上廉洁高效的党员干部队伍。抗战初期，党根据抗战形势的变化和党工作重心的转移，把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作为党的建设目标。在这一目标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围绕党的政治任务着力加强党的自身建设，不断壮大党员干部队伍，党员人数由1937年抗战前的1万，到1946年达到80万，到抗战结束时达120多万。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有一支坚强、成熟的革命干部队伍，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在抗战的艰难环境中得到迅速扩大，人民抗日武装得到迅速发展，是抗击日寇侵略的坚强堡垒。至抗战胜利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民先后在华北、华中及华南等19个省区，建立了19块抗日根据地，面积达100余万平方公里，人口约1。2亿；八路军、新四军等人民抗日武装的主力部队发展到120余万人，民兵发展到260万人。可见，在管党治党方略上，中国共产党不仅把自己建设成为政治上巩固、思想上成熟、组织上完善的全国性政党，而且成为了领导敌后抗日武装、开展全民族抗战的中中流砥柱。
　　3。形成了新民主主义国家建设的治理雏形
　　在管党治党方略上，党在陕甘宁边区和敌后各抗日根据地开展的各项新民主主义建设，使得中共领导的抗日根据地成为了抗战与新民主主义建设相结合的典范。中共领导的根据地政权由于其党员干部队伍有很强的战斗力、凝聚力、号召力和影响力，其治理能力和治理效果得到根据地人民、国民党统治区广大民众乃至国际舆论界的高度称赞，被认为是未来新中国的雏形。毛泽东1911年就指出：各根据地的模型推广到全国，那时全国就成了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这表达了党对根据地政权发展前途的高度自信。在管党治党方略上，抗日民主政权以独特的政权性质、政权组织形式和政权运行模式，积累了国家建设的经验，为建设新民主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新中国奠定了治理基础。
　　从中国共产党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抗战时期党的管党治党方略是相互促进、不可分割的整体。管党方略是宏观的顶层设计，属于治本之策，治党方略是管党方略的贯彻落实，属于治标措施；管党方略是抗日民主政权运行的执政基础，治党方略是巩固我党执政基础的必要手段。在党的领导下，出现了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的局面，实现了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的结合，形成了由毛泽东思想统一起来的政治优势，最后取得了抗日战争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这些成就都是我党管党治党方略共同发挥作用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