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提篮桥的维也纳风情

　　提篮桥位于上海市虹口区的东南部。提及提篮桥，人们首先想到的往往是提篮桥监狱。在上海人的口语中，提篮桥就是监狱的代名词。提篮桥监狱被称作远东第一监狱东方巴士底狱。但是，从1933年第一批犹太难民到上海，直到1949年前后他们陆续离开，上海虹口的提篮桥地区成为犹太难民最主要的聚居地，并在这里创造了别样的维也纳风情。
　　犹太难民抵达上海
　　早在欧洲犹太难民到达上海之前，也有过两批犹太人来到上海生活。19世纪中叶，塞法迪犹太人就开始从英国统治之下的巴格达、孟买和香港来到上海经商，他们是最早来上海的犹太人。他们中间出了一些声名显赫的家族，如沙逊家族、哈同家族和嘉道理家族。
　　另外一批犹太移民是逃离俄国沙皇迫害和国内动荡的以俄罗斯犹太人为主体的阿什肯那兹犹太人。他们先经西伯利亚移居到我国东北地区，居住在哈尔滨，沈阳等城市。从1920年底开始，由于中东铁路管理权变动、日本占领等原因，哈尔滨乃至整个东北犹太社区的社会和经济生活遭到一系列冲击，大批犹太人南下天津和上海。
　　而犹太难民来到上海，则如电影《辛德勒的名单》中所描述的，1933年，希特勒在纳粹统治的地区推行排犹、灭犹政策，大批欧洲犹太人被迫背井离乡，到世界各处寻求栖身之地。当时上海由于其特殊的地理和政治条件，是世界上唯一不需要入境签证和财产担保的城市，所以当年就有中欧地区犹太人到上海避难。当时的中国政府也伸出了援助之手，孙科曾提出犹太区安置计划，驻奥地利维也纳总领事何凤山博士冒着生命危险为犹太难民办理生命签证。
　　1938、1939年，报纸每月都登有犹太人成批来沪的消息，几年中累计人数约18000人，多数安置在虹口。1939年8月，虹口日本当局和工部局、古董局达成协议，制定犹太难民进入上海的条件，并规定已居住在虹口的难民在8月22日前，必须向当局登记，难民潮至此受阻。1941年6月后，只有已在途中的少量犹太难民安置在虹口。
　　犹太难民对上海的最初印象
　　对于许多犹太难民来说，在他们真正踏上这块土地之前，上海这个名词代表的仅仅是一个模糊的概念，一个遥远的、陌生的异国他乡。如同他们对中国几近空白的了解一样，上海在犹太人的脑海里并没有形成任何完整的形象。
　　许多犹太人如果有选择的话，是不愿意前往上海的，他们更愿意前往临近的欧洲国家，或者美国。但是残酷的现实击碎了他们的梦想。1938年水晶之夜后，大批从德国、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波兰等国出逃的犹太难民到了日本之后，就被拒绝中转到美国和加拿大，因此被迫流转到上海。
　　令大部分人震惊的是，上海在当时已经是一个相当国际化的大都市。1933年第一艘满载着一千余名犹太难民的轮船停泊在码头的时候，上海外滩作为大部分犹太难民的第一印象，给了他们一个最直接的视觉冲击。那时，上海大厦、和平饭店、汇丰银行这些由他们富裕的犹太同胞筹资建造的高楼大厦已经耸立在目，一排饰有新古典主义的圆顶、钟楼、柱廊和雕像的银行、大饭店和写字楼，丝毫不亚于他们在故乡所能见到的最豪华的建筑。无论哪一幢大楼，即使搬到曼哈顿最华丽的大街上，也丝毫不会逊色。
　　雄伟的外滩建筑给了这些犹太难民一个没有料及的视觉冲击，然而他们随后也亲眼看到了一种尖锐的冲突：高楼后面就是棚户区，南京路上干净、整洁的街道和广东路上的肮脏、拥挤的街道仅一街之隔，却完全代表了两个不同的世界富裕与贫困。此外，大部分上海市民的普通生活：贫困、拥挤而又安然，同样给了他们很大的震撼。
　　犹太难民造就上海的小维也纳
　　早期塞法迪犹太人最初主要集中在当时的英租界外滩附近。从20世纪20年代左右起，随着塞法迪犹太人的经商成功和大批阿什肯那兹犹太人移居上海，塞法迪犹太人开始逐渐从虹口等地向以西摩路拉希尔会堂为中心的公共租界西区和法租界西区以及法租界霞飞路沿线高级住宅区聚居。20世纪20、30年代大批俄罗斯犹太人进入上海后，由于深受法国文化的影响，因此大多选择在法租界霞飞路（今淮海中路）一带居住。
　　20世纪30年代末和40年代初到达上海的欧洲犹太人约有百余人。这一阶段来上海的犹太人大多是掌握一定专业技能的知识分子，如医生、律师、教师和企业家，随身带有一部分积蓄，因此较易在上海找到专业对口的工作，生活水平居犹太人的中等水平，一般都居住在租界里。
　　后来到达上海的犹太难民，则由上海的犹太救济组织安排，主要居住在几个较为集中的区域，如河滨大楼、荆州路、舟山路、安国路和唐山路818弄。舟山路是当时最主要的犹太难民生活和休闲的场所，也是提篮桥最为繁华的街道之一。
　　1938年，犹太富商嘉道理发起组织援助欧洲来沪犹太难民委员会，发动募捐，沙逊家族让出苏州河北的河滨大楼作为临时难民收容所。美犹联合救济委员会（JDC）上海分部在霍山路119号及121号，一幢安妮女王式双门面三层楼房。当大批犹太难民进入上海时，该委员会即成为支援难民最重要的国际组织。除了当时的犹太巨商哈同、嘉道理等人提供的资金援助之外，JDC是最重要的支援犹太人的资金来源。在得到国内外救济款支持后，犹太难民救援组织又先后建立了七个难民中心，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社区风格。
　　1940年，为了振兴被战乱毁坏的虹口区，工部局规定只要犹太人肯花钱修复充满疮痍的商店或住宅，他们就能获得贷款。此后的一段时间，勤劳的犹太人纷纷兴建房屋，开门迎客。在1940年前后，提篮桥地区十几条街道出现了短期繁荣。犹太人定期举办各种音乐会，有固定的交响乐队，还经常演出戏剧，年轻人还成立了自己的足球俱乐部，甚至还成立了拳击队。与欧洲犹太人的悲惨状况形成鲜明的对比的是，上海的犹太难民创造了短暂的繁荣，他们开了德国式的面包房，奥地利式的咖啡馆，其中的一片地方被称为小维也纳。八一三事变后废墟累累的提篮桥地区，在犹太难民的经营下出现了繁荣复兴的景象。唐山路、公平路、熙华德路、汇山路等街区得到重建，舟山路成为一个商业中心，还出现了不少具有中欧风格的房屋。街市上开设了露天咖啡馆、面包房、酒吧、西餐厅，浓郁的中欧生活情调使不少犹太难民有了家乡的温情和感受。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向英美宣战的同时进占了公共租界。1943年，日本采取了一个近似于集中营的措施，建立无国籍难民隔离区。绝大多数欧洲犹太难民被强迫迁入公共租界内，隔离在东起大连路，西至兆丰路、茂海路、邓脱路，南至惠民路，北至周家嘴路这块约5平方公里的40个街区范围内。虽然未使用犹太人的字样，但从与此同时发表的一篇报纸文章将无国籍难民定义为1937年以来由德国（包括以前的奥地利和捷克）、匈牙利和以前波兰、拉脱维亚、立陶宛、爱沙尼亚等国来上海避难至今无国籍者看来，主要指的就是来自德、奥等国的欧洲犹太难民。
　　隔离区带给大部分犹太难民的回忆是一种限制自由、拥挤、疾病蔓延的生活写照。区域内狭窄的弄堂、破旧的房屋，彻底打破了犹太人的梦想。隔离区主要通道全部用栅栏、路障封闭，由日本宪兵把守。区内实施保甲制度，进出要凭通行证。此外，由于人数众多，许多难民只能同时居住在类似兵营的大房间中。而且，由于卫生状况的恶化，流感、痢疾等疾病蔓延，使得许多难民难以忍受。当二战结束后，这些犹太难民才知道：和他们在集中营里的欧洲同胞相比，在上海的隔离区里还是像活在天堂。
　　面临隔离区的艰苦条件，犹太难民们凭着顽强的生存能力创造了各种工作机会和场所，来改善自己的生活状况，并试图在这个客居地构建具有自己文化特色的生活氛围。据犹太难民乔治赖尼希（GeorgeReinisch）回忆：难民们随着时间的推移虽然被本地文化逐渐融合，但也极力保留他们源自欧洲中部的生活方式。
　　犹太难民永恒的记忆
　　隔离区带给当时的犹太难民难以忘怀的痛苦，以致战后许多犹太人都尽可能早地离开这里，但是今天来看隔离区，我们惊奇地发现在这段特殊的历史中，虹口隔都（HongkewGhetto）却是犹太难民生活中无法抹掉的重要记忆。首先，它形成了上海历史上第一个人为划定的犹太聚集区，不同国籍、不同背景、不同生活方式的犹太难民在此集中生活，在一个许多人认为是无法容忍的条件下生存。其中的大部分人正是靠着这种逆境逢生的本能，不仅生存下来，而且后来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其次它也成为中国人与犹太人生活在一起，密切接触，从而促进彼此文化交流的平台。
　　今天，犹太难民集中活动的舟山路、霍山路、惠民路以及区域周边的唐山路、保定路等街道虽然已经更换名称，但其舒适、宜人的街道尺度仍然完整地保留下来。街道上的建筑历经变迁，原来的风貌仍能够清晰辨识，如舟山路两侧安妮女王式风格的建筑、霍山路上的JDC旧址、长阳路上的摩西会堂、唐山路上818弄原犹太聚居区等。尽管已历经了岁月的侵蚀却依然清晰可见，让人回味着历史的沧桑。但是有相当大的一部分建筑已随着城市的变迁而改头换面。当时的小维也纳咖啡馆、百老汇戏院及其屋顶花园、舟山路菜场、东海大戏院等都已经难识原貌。
　　人的变迁是一个最根本的变化。犹太难民在20世纪50年代后几乎悉数离开，他们留下的住所迅速被新涌入虹口的市民填充。当初的犹太难民，除了不时回到上海，和他们的家人一道回忆这段离奇的历史之外，没有更多的回归故里的行动了。
　　20世纪90年代后，随着城市的快速发展，上海见证了新的一批犹太人的到来和定居。他们来自世界各国，有商人、医生、律师、建筑师、音乐家等，但是这些新居民则与此前的犹太难民基本没有关系。据不完全统计，1998年上海只有犹太人二百多人，但到了2010年上海世博会召开时，上海犹太人已有四千到五千人。新的犹太人聚居在虹桥和浦东金桥地区，目前有两处犹太人活动中心，一处由虹桥路上的新别墅改造而成，另一处则在浦东碧云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