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中国化与音乐艺术对象化

　　马克思主义文艺观与中国近现代当代音乐思潮是一个音乐思潮史课题，其学术目标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文艺论述之矢来射中国近现代当代音乐思潮之的，以系统梳理马克思主义文艺观在中国的传播过程及其在我国近现代当代音乐史和思潮发展史上所产生的实际影响为主脉，对不同历史时期涌现出的代表人物、理论成果及其创造价值进行评说，总结其中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音乐观的建构添砖加瓦。
　　一、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及相关思想材料
　　目前，国内公开出版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论文学艺术的著作，已为本课题的研究提供了坚实的经典文献基础。其中权威性的公开出版物有：《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文艺》《列宁论文学与艺术》《普列汉诺夫美学论文集》《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五卷《卢那察尔斯基论文学》《毛泽东文艺论集》《周恩来论文艺》《邓小平理论与艺术科学》以及《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学习读本》等。
　　就本课题的研究而言，必须深入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文学艺术方面的精辟见解，结合他们对于人类社会、政治、经济、历史、哲学和文化诸领域的科学阐述，进一步领悟其精髓，把握其系统性和内在统一性特点，以此作为本课题研究的学术航标和灵魂。将我国近现代当代音乐事象和理论思潮置于不同时代的宏观语境以及与其他诸多领域的普遍联系中来解读，才有可能从中得出符合史实的结论，才有可能接近或达到本课题预设的学术目标。
　　考虑到自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传人中国以来，苏共意识形态、苏联文艺方针政策和主流音乐思潮对我国近现代乃至当代音乐史和音乐思潮史的影响至深至巨，因此，将《日丹诺夫论文学与艺术》《联共（布）中央关于穆拉杰里的歌剧《伟大的友谊》《苏联文学艺术问题》以及外国学者相关著述如《苏俄音乐与音乐生活（19171970）》《见证》以及中国学者黄晓和著《苏联音乐史上卷（19171953）》等著作纳入本课题的视野，便显得断不可少；熟读、深入分析这些文献，不仅为本课题研究奠定了丰富多样的思想材料，更重要且更具启迪意义的是。它们常常能够从另一个侧面，为我们整体把握马克思主义文艺观与我国近现代当代音乐思潮发展历史之相互关系及其波澜壮阔的曲折历程，正确总结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科学揭示其深层缘由，提供别一种解读密码。
　　二、国内学者的相关研究成果
　　从最直接的意义上说，就马克思主义文艺观与中国近现代当代音乐思潮这一论题展开系统研究和论述的论文或专著，在我国音乐界迄无所见。
　　但在中国近现代当代音乐史上，根据中国音乐的历史研究和现实发展需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著述中的经典论述和科学精神来观察中国音乐事象，从事研究实践，构建自身学术框架，或联系我国近现代当代之专业音乐创作、音乐教育、音乐表演、音乐学研究与批评实践，思考并回答其中种种重要命题的论文、著述，百余年来可谓汗牛充栋。其中，代表性著作即不下数十部之多，重要论文更以数百、上千计。
　　这些专著、译著、论文、评论或译文，就其历史观、音乐观或理论倾向而言，或有若干差异甚或根本对立，但其内涵或立论均与本选题有不同程度的相关性，从而为本选题研究展开了阔大的对象世界，提供了宏富的思想材料，奠定了雄厚的史料基础。
　　毫无疑问，本选题的研究也从贺绿汀、于润洋、赵宋光、茅原、戴鹏海、陈聆群、王安国和戴嘉枋等学者的相关研究成果中汲取了大量学术营养，他们对马克思主义历史观、音乐观的理解、阐释、运用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音乐艺术对象化的重要体现，给予我许多启发，其中一些论点也成了本选题重要的立论支柱。
　　至于我本人在这方面的研究，较有代表性的著作有三四本，论文约有数十篇。其中若干观察角度、分析思路、援引史料、主要观点和研究结论，是作者研究心得和体悟的长期所得和学术积累，故以不同方式被运用到本课题的研究中，成为本课题整体内容的有机构成。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本人的《音乐界实用本本主义思潮研究》一书，是从我国音乐界马克思主义音乐观在中国近现代当代音乐历史发展进程中如何由孕育、成型到逐渐异化为庸俗社会学音乐观和实用本本主义思潮的角度来开展研究和论述的，很显然，其整体立论建立在批判性反思思维之上。
　　而《马克思主义文艺观与中国近现代当代音乐思潮》这个选题则与之根本不同重在梳理马克思主义音乐观在中国乐坛孕育、完形、演进的历史脉络及其思潮表现，将中国音乐家从事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音乐对象化过程置于异化和反异化的宏观语境中，探讨其在不同时代条件下如何将马克思主义文艺观、音乐观与中国近现代当代音乐的创造使命和实践进程结合起来，用以观察古今中外之音乐事象，科学解决中国音乐在各个不同历史阶段所面临的种种理论与实践命题，对其中做出重要理论贡献或卓有建树的音乐家及其代表文论进行重点评析并给予恰当的历史定位，以高扬其科学精神和创造意识。由此可见，本选题的整体立论是建立在肯定性思维之上的。
　　三、两个对象和两个坐标
　　本课题的研究，逻辑地包含两个对象：其一是马克思主义文艺观，其二是中国近现代当代音乐思潮。
　　毫无疑问，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文学艺术及其内外关系的论述，既是人类对于包括音乐艺术在内的文学艺术自身特殊规律及其历史发展规律的科学洞见和智慧结晶，也是马克思主义宏大科学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同时也应指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文艺论述的对象，多系欧洲各个时代、不同种类的文学艺术及其发展规律、美学特征、文艺家和作品，真正具体论及音乐艺术、音乐家和音乐作品的文献，并不为多；其中，除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习近平等我国领导人外。真正论及中国文艺和艺术家、文艺作品者，则少之又少；至于专门针对我国近现代当代音乐发展史有感而发并可独立成篇的文论。也仅止于毛泽东《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等极个别篇什。
　　由此可以看出，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文艺论述与我国近现代当代音乐文化建设的诸多理论和实践命题之间，在文学艺术普遍原理和音乐艺术特殊规律之间，多不存在简单直接的对应性；当然，在西方音乐与中国音乐之间，更存在历史的、地域的、政治经济的、社会文化的诸多差异。这就需要我们严格遵行马克思主义的精髓，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的原则，对具体对象、具体问题、具体情况进行精细的研究和深入的分析，才能找出它们之间实际存在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共同性与差异性。才能揭示出马克思主义文艺观与中国近现代当代音乐思潮之间或隐或显的联系；而且，在某些情况下和若干命题上，甚或有必要发现并创建这种联系。
　　为达此目的，就必须深入探究，中国音乐家是如何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历史观、文艺观与我国近现代当代音乐思潮和音乐创作等实践活动结合起来的。于是，解决它的中国坐标和音乐艺术坐标问题，也即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中国化和音乐艺术对象化问题，就这样被提到了当代音乐学研究者的面前，自然也就成了本课题研究的重中之重。
　　以往的历史经验表明，不分时间条件、不做具体分析，将马克思主义及其文艺观当作教条随处硬套中国音乐实践，或满足于在两个对象之间做简单的嫁接和直接的比附，或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个别论断从其科学体系中割裂开来、抽取出来，当作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来剪裁中国音乐事象，或干脆断章取义地对待这些论断为自己的某些错误主张提供话语权支撑等等，是极其有害的，这一切正是音乐界实用本本主义思潮和庸俗社会学理论得以生存发展壮大进而一度长期统治中国乐坛的理论根源。
　　要落实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和音乐艺术对象化这两个坐标，就必然意味着：
　　其一，深入学习马克恩、恩格斯、列宁、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文学艺术、音乐艺术方面的经典论述，结合他们对人类社会、政治、经济、历史、哲学和文化等领域的科学阐述，进一步领悟其精髓，把握其系统性特点，以期在与其他诸多领域的普遍联系中解读中国音乐事象，认清音乐艺术在社会整体发展中的独特位置。
　　其二，将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与音乐艺术独特发展规律与中国的和中国近现代当代的音乐艺术发展历史结合起来。全面梳理马克思主义音乐观在中国乐坛孕育、完形、演进的历史脉络及其思潮表述的理论形态。探讨其在不同时代条件下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文艺观和音乐观来观察古今中外之音乐事象，以不同主张和对策回答中国音乐在各个不同历史阶段所面临的种种理论与实践命题。
　　其三，以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为研究灵魂。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为评价尺度，以我国近现代当代音乐文化建设的繁荣发展为旨归，将中国音乐家从事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音乐艺术对象化过程置于异化和反异化的历史语境中，置于与其他思潮的平等对话和自由争鸣中，倡导科学精神，克服错误倾向，凸显马克思主义音乐观在我国建构的曲折历程、科学内涵和刚性学术品格。为此将辟出专门的篇幅，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音乐对象化历程中做出重要理论阐发或卓有创造性建树的音乐家及其代表性文论进行重点评析并给予恰当的历史定位，梳理其代代相继、生生不息、光荣曲折的发展历程及其在各个不同历史阶段的理论表现，以高扬其科学精神和创造意识。
　　其四，在冷战思维依然盛行的21世纪国际化语境中，当代音乐家必将勇于承担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当代音乐对象化的神圣创造使命；而这一使命的达成，则必须在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历史观、文艺观、音乐观基础上，对包括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内的国内外各种文艺思潮进行科学扬弃和合理吸收，敢于鲜明地亮出自己的旗帜，最终为建构具有中国特色和当代特色的马克思主义音乐观奉献笔者的一孔之见和一家之言。
　　困难的问题是，在中国近现代当代音乐思潮及其文献记载中，尤其在实用本本主义思潮和庸俗社会学音乐观占主导地位的某些历史阶段，坚持马克思主义音乐观并与之作不屈不懈抗争的人与事虽然不绝于史，但是其理论文献已见诸于公开著述或报刊者则少之叉少，导致这方面史料极度匮乏。因此，唯有下大工夫、苦工夫，遍访国家档案、艺术高校和科研院所图书馆、专业表演院团资料室、民间收藏和健在的历代音乐家，方有望得到部分解决。
　　四、三维结合方法论及其他
　　本课题的论题和研究性质属于中国音乐史学范畴，是中国音乐史项下的近现代当代音乐思潮史研究。不过，鉴于思潮研究的特殊性，又必然带有强烈的理论思辨色彩。
　　因此，就方法论系统而言，本课题坚持以史为主、史论结合、论从史出的研究理路。在此前提下，又将论题的抽象性哲思和思辨性表达与不同历史时期音乐文化建设各领域（特别是音乐创作）的实践活动及其作品或成果联系起来，从两者相互影响和彼此作用过程及其实际样态中，来观察和评价中国音乐家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音乐艺术对象化方面的主要理论表现，总结其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
　　综上所述，本课题的主要研究方法，可用于润洋教授首倡之历史、美学、音乐工艺学三维结合方法论（也即音乐学分析方法）来加以概括。
　　在此前提之下，根据本课题研究的实际需要。综合使用史学研究的史料考证法、音乐形态分析法、社会学研究的实地调查法、跨文化研究和比较研究等方法，以丰富本课题研究的方法论系统。
　　总之，在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中国化和音乐艺术对象化的特定内涵、基本理论范畴及其来源与走向等一系列重大命题上，进行深入研究、系统阐述和准确概括，以期初步建构其理论框架的雏形，因此是本课题研究之能否取得突破的关键所在。毋庸置疑，这对我国音乐学界和笔者本人来说，均是一项极具开创性和挑战性的光荣使命。我将在重新研读、全面准确理解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中文原著的基础上，结合国内外学者的相关论述，在本课题的研究中尽己所能，全力追求并实现其突破或部分突破。
　　笔者坚信，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的中国化和音乐艺术对象化，对我国音乐学界来说，是一项生生不息的理论创造使命，此前已有几代学者为此而殚精竭虑，奉献出他们的青春、才华和闪闪放光的成果，此后还要有待于更多学者做出更艰苦的探索和努力；相比之下，笔者对于本课题的研究及其最终成果，不过是这个浩荡学术进军中一名荷戟小卒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