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宋高宗和明代宗历史悲剧的分析

　　一、宋高宗赵构的历史悲剧
　　宋高宗赵构（1107一1187年），字德基，宋朝第十位皇帝（1127一1162年在位）。北宋靖康元年（1126年）金兵大举入侵，由于统治者的腐败、软弱和投降政策，京城汁梁（今开封）被攻陷。金兵在大肆搜刮后，于靖康二年（1127年）四月，劫掠宋徽宗、宋钦宗二帝及后宫殡妃、王公大臣、各色工匠、教坊歌伎等三千余人和大批财物北去，北宋从此灭亡。国不可一日无君，当时宋徽宗第九子康王赵构在抗金老将宗泽等人的拥戴下，于靖康二年五月在南京（今河南商丘）即位，是为高宗，改元建炎，重建政权，后迁都临安（今杭州），史称南宋。高宗即位之初，以抗战派李纲为相，励精图治，整顿朝政，扩充军队，严明军纪，准备抵抗金军的入侵。当时为东京留守的宗泽手下己拥兵百万，各地义兵勤王之师风起云涌，形势一片大好。
　　然而短短的几个月后，赵构的态度就发生了急剧的变化。李纲、傅亮、张所被贬；陈东、欧阳澈被杀；赵构南逃扬州；宗泽的北伐要求被拒，并受到嘲笑，继而忧愤成疾而死。从此以后，宋高宗赵构宁愿东躲西逃，下定决心向金求和，不惜奴颜裨膝。后来又一日内连发十二道金牌，急令在战场上连连取胜、己取得主动权的岳飞班师回朝，削去抗金名将岳飞、韩世忠等人的兵权，并指使秦桧、张俊等人陷害岳飞，残忍地将其杀害。当时天下闻者，无不垂涕，下至三尺之童，皆怨秦桧。
　　作为最高统治者的宋高宗赵构不可能不知道岳飞是冤枉的，可是为什么还要做出这种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呢？原因只有一个，怕失去手中的权力。宋朝的开国皇帝赵匡就是手握重兵，在陈桥骚发动兵变而登上的帝位。961年，又以杯酒释兵权的方式解除了石守信、王审琦、高怀德等大将的兵权。从此，宋代各位皇帝都牢记祖训，安内任务远胜于攘外。宋高宗惧怕大将久握兵权，嗅怕义兵发展壮大，更惧怕父兄徽、钦二帝回来夺去他的帝位。所以，当李纲、宗泽等人明确提出要报不共戴天之仇，雪振古无所之耻迎回二圣的时候，宋高宗赵构那根脆弱的神经就被触痛了，从此完全倒向求和派的一边。他宁愿置父母、兄弟、姐妹的安危于不顾，宁愿偏安江南、失去半壁江山，宁愿留下千古骂名，宁愿割地称臣、每年向金进献岁币，也不能去冒失去权力、帝位的风险。对于封建帝王来说，皇帝至高无上的身份、地位，皇帝主宰一切的权力是高于一切的。宋高宗牢牢保住了帝位，牺牲的只能是国家、民族、老百姓，甚至自己父母、兄弟、姐妹的利益、幸福和尊严。
　　二、明代宗朱祁饪的历史悲剧
　　明代宗朱祁饪（1428一1457年），也称景泰帝或景帝，明朝第七位皇帝（1449一1457年在位）。明正统十四年（1449年）七月，瓦刺首领也先以明朝削减马价、拒绝求婚为由，率军大举入侵。当时的皇帝明英宗朱祁镇在大太监王振的唆使下，仓皇率兵亲征。八月，明军在土木堡（今河北怀来县东南）被瓦束骑兵包围。混战中，五十万明军死伤大半，二十万匹骡马和全部瑙重尽被瓦刺军队所缴获。这场惨痛的事件史称土木堡之变。之后，也先挟持明英宗大举进犯，企图对明政府进行勒索敲诈。消息传到京师，明兵部侍郎于谦等人拥立英宗之弟郝王朱祁饪为帝，很快稳定了政局，击退了瓦刺的进攻，粉碎了也先的阴谋。也先看到明朝有了新的皇帝，手中的英宗反倒成了恢复与明朝正常关系的障碍，于是在景泰元年（1450年）将明英宗送回。英宗承诺不再过问朝政，景泰帝尊英宗为太上皇。
　　然而，大权旁落的滋味是不好受的。明英宗独居南宫，不仅不能执掌天下大权，生活用度大不如从前，而且还要忍受弟弟的提防戒备之心。于是暗自联系旧臣党羽副都御史徐有贞、武清侯石亨、宦官曹吉祥等人，阴谋策划，时刻准备复辟。景泰八年（1457年）正月，趁代宗重病期间，徐有贞、石亨等人发动政变，拥英宗入主奉天殿，复辟成功，明英宗再次登上皇帝的宝座，史称南宫复辟或夺门之变明代宗于一个月后死去，明英宗以亲王之礼将其葬在北京西山。明代宗朱祁饪与下落不明的惠帝朱允坟一样，成为明朝历史上仅有的两位未被埋入明皇家陵园的皇帝。
　　明代宗以维护家国荣誉尊严为己任，重亲情，明大义。面对异族的入侵，能够勇担社翟重任，坚决抗战，打击入侵者。在迎英宗回朝的问题上，代宗以民族尊严和伦理亲情为重，虽然也考虑到了英宗回朝后对自己政权的影响，但他还是满足了也先的各种要求，迎回了自己的皇兄。然而，此后的事情却没有向代宗良好的愿望方面发展。独一无二、至高无上的帝位在英宗心目中远比兄弟亲情要重要得多，朱祁饪最终落得个含恨而终。
　　三、两种悲剧结局的对比与思考
　　身处两难处境的宋高宗赵构和明代宗朱祁饪当时所面临的是一个相同的困境，那就是要不要迎回被异族入侵者俘获的先帝，对于宋高宗赵构来说就是自己的父兄徽宗赵估和钦宗赵桓，对于明代宗朱祁饪来说就是自己的哥哥明英宗朱祁镇。迎回先帝存在着一系列的危险：首先，要积极组织全民对抗入侵者，而战争胜败难料，胜了固然一切如意，如果战败，则要承担战争的后果，甚至有可能性命不保；其次，在战争中壮大的民间力量有可能对皇权造成威肋、，久握重兵的将领也有可能形成尾大不掉之势；最后，迎回的先帝对于现任皇帝来说会成为一个烫手的山芋。因此，对这个问题的处理会陷入一个两难的境地。如果让位于先帝，自己将任其宰割，在封建社会，在没有先帝授权的情况下僧越可是杀头的大罪；如果不让位，对方可能会凯觑皇位，成为自己的心头大患。如何对待他们还得顾虑天下人的目光与看法。放任他们，等于在自己身边埋下了一枚定时炸弹；约束他们，又恐天下人有微词。如果决意不迎回先帝，那战场上当然不能取胜，否则在封建伦理观念极强的封建社会会受到一致唾弃，无法向国人交代。但这样做在对内、对外的关系处理上要付出屈辱的代价，宋高宗和明代宗显然都清楚地了解这一点，只是选择了不同的方式。明代宗不愿对外屈服，选择了坚决抗蒙，遵从封建礼法，迎回皇兄。他处处小心，但还是没能逃过历史命运的必然结果，最终政权被推翻，自己也含恨而终。宋高宗选择了对外屈膝，偏安一隅，牢牢保住自己的皇位，为此抛弃亲情，陷害忠良，泯灭了良心。
　　我们学习历史时，应该更多地看到某个事件、某个人物的行为所产生的根源，是良源要发扬，是恶源就要铲除。这样人人自律，社会才能和谐，朝着良性循环的方向发展。恶源种下了，不管怎么做，悲剧都无法避免。宋高宗赵构和明代宗朱祁饪的两种悲剧性结局就说明了这个问题。看待历史人物、评价人物形象时，我们不应苛责他们，而应透过现象看到本质，应该看到执掌天下、生杀予夺、一人至上的皇帝制度是造成这种悲剧的根本原因。不是宋高宗和明代宗的选择错了，而是这种集权专制的制度错了。只有废除这种不文明的专制制度，采用文明的民主制度，历史的悲剧才不会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