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满语名号分析清入关前后的文化倾向

　　语言是洞察人类心智的最好的窗口。经由语言，我们可以探讨人类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各个方面。满语名号是清代统治者赐予有功之臣的一种美称，主要包括赐号、谥号、年号等，满语名号作为语言的一种具体表现形式自然也具有上述功能。满语名号，既是满族社会组织、社会生产、社会生活的产物，同时也随着满族社会发展的进程而不断演变。语言既然是文化的表现形式，文化的发展变化就不可能不在语言中有所表现。名号本是对一个人一定时期内或一生功绩的总结，很显然是一种价值评价，另外，名号赐予者多为社会上层，他们的好恶在一定程度上又影响着社会的价值取向。本文以满语名号在入关前后的阶段性变化为线索，借此来阐释满族文化价值取向的变迁。
　　一、清入关前崇尚蒙古族文化
　　女真人与蒙古族人犬牙交错而居，彼此之间的文化交往源远流长。努尔哈赤以明代东北一酋长的身份统一东北一隅，为满族与其他民族的交往奠定了必要的政治基础。与此同时，努尔哈赤在政策上明确实施联蒙之策略，自此后善待蒙古，结为姻亲，联为羽翼，资彼之力，建立巩固的满蒙联盟，是后金的基本国策之一。这一国策极大地促进了满族与蒙古族之间的文化交流，同时也使清入关前的文化浸染上蒙古族文化的特质，而这种文化倾向性在满语名号用字的借用和语义的变化中有充分的体现。
　　借词乃是民族间相互接触、交往的过程中相互借用的词语，是民族间文化交往的活化石。民族文化交流的先导是语言，没有语言和语言间的翻译就无法进行文化交流。语言的借入过程中也为译语一方带来了外族文化。据笔者统计，清入关前的赐号主要借自蒙古语和蒙古族职官名称。
　　满语赐号借自蒙古语名号的主要有cingbaturu（青巴图鲁）、guyingbaturu（古英巴图鲁）、songkorobaturu（硕翁科罗巴图鲁）、mergen（墨尔根）。cingbaturu（青巴图鲁）中的cing（青）借自蒙古语，义为诚、诚心的。mergen（墨尔根）也借自于蒙古语，义为贤、智、贤明、睿、神射手。guyengbaturu（古英巴图鲁）中的guyeng（古英）借自蒙古语，义为（马驴等牲畜眼上长的）赘疣。
　　满语赐号借自蒙古族职官名称的主要有darhan（达尔汉）、baturu（巴图鲁）、jinong（济农）、joriktu（卓礼克图）。满语darhan（达尔汉）系借自于蒙古语，义为神圣的。能得此赐号者，一般为平民或奴隶因军功及其他勋劳而被主人解放之人，此种人可以免除徭役赋税，并享受一些特权。jinong（济农）在《蒙汉大字典》中义为：古代蒙古封建贵族的称号之一，或写作吉农、吉囊统帅；济农（负责成吉思汗祭祀事务的人）。满语jinong（济农）借自于蒙古语，初用于明宣德八年，明人记载中写作吉能吉囊，专为蒙古王公的赐号。天聪二年（1628）四月，皇太极赐敖汉部额驸琐木诺杜棱号济农。康熙年间废弃。
　　东北女真地区从大蒙古国开始建立起就处于蒙古势力范围之内，虽然在明初的一段时间内明朝的势力推进到整个女真故地，但15世纪中期至16世纪中后期努尔哈赤崛起之前，女真各部或处于被蒙古征服（如脱脱不花可汗时期），或在其政治压力下进行供赋（如图们札萨克图汗时期）的状态，在政治和文化上难免不受蒙古的影响。纵观baturu（巴图鲁）赐号中的这些蒙古语借词，其词义主要集中在勇猛、果敢这一语义场中，这说明满族在与蒙古族的长期交往过程中，主要吸纳了蒙古族骁勇善战的尚武文化因素。
　　满族作为狩猎民族与游牧的蒙古族有着相似的生活方式，所以两个民族在价值取向上天然有一定的相似性。不仅如此，在文字的创制方面，后金也主要依据蒙古文来创制满文，这是蒙古文化对满族文化影响巨大的的最好证明。而且相比较刚刚崛起的满族政权，蒙古族有着较强的军事实力，且与明朝也有矛盾，故在清入关以前，在政治、军事上都还要依靠蒙古王公贵族的支持。清初统治者为了拉拢这些人，便赐予他们蒙古语名号，由此可见，清代入关前在文化值取向上主要倾向于蒙古族文化。
　　对于蒙古族文化的重视也体现在满族初期统治者们对待其和儒家文化的不同态度上。后金时期，统治者对蒙古文化的倾向性与对中原儒家文化的态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清太祖努尔哈赤时期对儒学的体认甚浅，甚至有俘获儒生以后立即处死的极端行为。清太宗皇太极认识到：自古国家，文武并用，以武功勘祸乱，以文教佐太平。随着统治的需要，对儒学的态度才稍有改变。天聪三年（1629），设立文馆，命儒臣分为两直，巴克什达海同笔帖式刚林、苏开、顾尔马浑、拖布戚等四人，翻译汉字书籍；巴克什库尔缠同笔帖式吴巴什、查素喀、胡球、詹霸等四人，记注本朝政事。且于同年举行儒生考试，选拔汉人儒生为其统治服务。天聪五年（1631），针对诸贝勒、大臣，因溺爱子弟不令就学，或谓我国虽不读书，亦未尝误事等现象，皇太极下令诸贝勒、大臣子弟读书，并强调儒家义理对国家治理的重要性：独不思昔我兵之弃滦州，皆由永平驻守贝勒失于援助，遂至永平、遵化、迁安等城相继而弃，岂非未尝学问、不明义理之故乎？今我兵围明大凌河城，经四越月，人皆相食，犹以死守。虽援兵尽败，凌河已降，而锦州、松山、杏山，扰不忍委弃而去者，岂非读书明道理，为朝廷尽忠之故乎？1636年，清太宗皇太极改年号为崇德（wesihunerdemungge），年号本身说明皇太极已经认识到了儒家仁德思想对巩固其统治的重要性。但是，崇德元年十一月，皇太极集诸王、贝勒、大臣等于翔凤楼，使内弘文院大臣读《金世宗本纪》。在总体评价金代皇帝优劣后，吐露自己不能完全接受汉族文化的顾虑：先是，儒巨巴克什、达海、库尔禅等，屡劝朕改满洲衣冠效汉人服饰制度，朕不从。辄以为朕不纳谏，朕试设为比喻，如我等于此聚集，宽衣大袖，左佩矢，右抉弓，忽遇硕翁科罗巴图普劳萨挺身突入，我等能御之乎？若废骑射，宽衣大袖，待他人割肉而后食，与尚左手之人，何以异那？朕发此言，实为子孙万世之计也。在朕身岂有变更之理？恐子孙忘旧制，废骑射以效汉人俗，故常切此虑耳。由此可知，皇太极时期对于儒家文化的重要性虽有一定的认识，但心中仍存芥蒂。
　　综上所述，清朝在入关以前，文化上显然是倾向于蒙古族文化的，随着政权的巩固，虽然统治者对儒家文化有了一定的重视，但整体上还是重视蒙古族文化。
　　二、清入关后对儒家文化的崇尚
　　入关后，为了统治的需要，清代统治者思想观念也逐步在转变，并开始自觉接受儒家思想文化。入关后，清朝统治者效仿中原王朝的谥法制度，逐步创制了自己的谥法名号，这是其由地方民族政权逐步上升为国家统治政权的明显标志，也表明满族统治者为了适应统治需要已经有意识地接受中原儒家文化的影响。清代统治者承袭中原谥法文化，确立了以儒家的gosin（仁）、hiyoosungga（孝）、gosingga（慈）、erdemu（德）等字为核心内容的谥号体系，此乃学习和倡导儒家文化的重要表现之一。兹仅以清代宗室亲王的谥号用字为例，从忠君尊礼、尚仁崇德、尽勤建功等几个方面来说明清代统治者对儒家文化的倡导与接受。
　　（一）忠君尊礼
　　仁是儒家文化的核心，礼是其外在的表现，故而儒家文化也被称为礼文化。在封建社会里，忠君最大的表现就是守礼，即遵守封建社会的一切政治制度。儒家大力倡导这种忠君守礼的价值观念也为清代统治者所承袭，并反映在亲王的谥号用字上，具体如gingguji（恪）、gungnecuke（恭）、olhoba（慎）、tondo（忠）、gulu（纯）、hosonggo（端）、gingule（谨）、dorolon（履）、kimcik（密）等语义上。
　　gingguji（恪）：yayabaitadeolhobaniyalmabe，ginggujisembi（译：凡事谨慎者曰恪。）在清代谥号中，温恭朝夕、威容端严曰恪。此字在清代亲王谥号中，出现9次，出现频率最高。另据学者统计有清一代共有9位郡王均卒谥曰恪，由此可见清代统治者对臣子温恭朝夕的期望。
　　gungnecuke（恭）：tobgingguniarbunbe，gungnecukesembi（译：正谨的样子称作恭。）在清代谥号中，敬以事上、既过能改，尊贤敬让曰恭。
　　olhoba：ajigemujileniginggulerebe，olhobasembi。（译：小心恭谨称作慎。）
　　在清代谥号中，夙夜敬畏曰慎。无论是恭还是慎，充分体现了等级观念，体现了对君主的忠诚，在清代亲王谥号中，恭、慎二字出现7次，仅次于恪字。
　　忠在女真文中读团朵tondo。《御制增订清文鉴》解释tondo（忠），ambanohoniyalmaunenggigniniejenbeuilerebe，tondosembi。（译：臣子有血缘般诚心侍奉主子，称作忠。）在谥号中廉方公正、危身奉上称为tondo（忠）。
　　gulu（纯）《御制清文鉴》有两个义项：yayafiyanakilhaaksujebe，gulusembi（译：凡无颜色、无花的绸缎称为纯。）jabuntobtondooilorgifiyanbemiyamirakniyalmabe，gulusembi。（译：行为端正，不装饰自己的。）
　　gulu的本义是没有修饰装饰的东西即朴素朴实之义，而在谥号中却引申为中正和粹、安危一心，强调对主子完全的忠心，不得有丝毫的杂念。
　　hosonggo义为：muheliyendebakcilahagisun，duindurbejenggeba，hosonggosembi。（译：与圆相对，四方的地方称为方。）
　　hosonggo在封谥用语中，守礼执义曰端。
　　gingule在谥号中为谨，但谥中无确切的解释。《清代满蒙汉文词语音译对照手册》中ginggulembi敬亲、致敬之义，由此可推知gigule乃尊敬之义。
　　除此之外，olhoson义为：敬人小心谨慎；封谥用语：僖hingsengge（悫，表里如一），一曰hisengge。36unenggi（诚，肫笃无欺）jirmin（厚，忠诚自植）、jiramin（质，朴直无华）nomhon（良，小心敬事、竭忠无隐）等谥字皆是体现忠君守礼的观念。
　　不仅如此，亲王的赐号用字也反映了忠君尊礼的观念，如dorolondaocinwang（履端亲王）、dorolonlinggecinwang（礼烈亲王）中的dorolon（履、礼）和kimcikcinwang（密亲王）中的kimcik（密）等字。
　　dorolon乃礼，礼仪，典礼，仪式之意。《御制清文鉴》解释为：doroyosoacabenyangsebetoktobufi，niyalmaginggulemedahameyaburenggebedorolonsmebi。（译：迎接人时的样子，把施教称为礼。）
　　另外，仁义礼智的礼。dorolon用作封谥语，纳民轨物曰礼。kimcik乃详察的，省察的，谨慎的，冷静的之意。《御制清文鉴》解释为：yayabaitadedulemserkkimciremangganiyalmabe，kimciksembi。（译：凡事认真仔细曰密。kimcik用作封谥语，思虑详慎曰密。）
　　（二）尚仁崇德
　　清代亲王的谥号含义多集中于儒家的仁、德二字，仁是儒家思想的最高境界，想达到仁的境界就需要自身不断提高、完善自己的品德。具体如hairacuka（怀）、hafuka（通）、yonggo（仪）、genggiyen（昭）、fulehun（惠）、fujurungga（懿）等都体现了对儒家仁义精神的肯定。
　　如hairacuka（怀），指可爱的、可惜的之义。在谥号中，慈仁的且年轻而夭折的人曰怀。hairacuka义为：hairaciacarajakabe，hairacucasembi。（译：爱惜事物曰怀。）
　　hafu（通），一曰作hafukahafu本为穿、通、透之义。用作谥号，做善事不停止的人，即行善无滞的人给谥曰通。
　　yongsu（仪），一曰yonggoyongsu本为礼，礼仪，礼节，礼貌之义，后被用作谥号，做善事守礼法的人，即善行足法曰仪。除了对仁义精神的肯定，统治者对儒家德的认识也进一步深化。如在亲王谥号中频繁出现的erdemu（德），义为：mujilengiyanbeyongkiyaha，yabundorodeacanahabe，erdemusembi。（译：内心完备，符合品行称作德。）从其解释可知，清代统治者已经深刻地理解了德的含义。在清代亲王的谥号中，也具体展现了对德的崇尚和肯定。如genggiyen（昭）、fulehun（惠）、temgetulehe（宪）、fujurungga（懿）、necihiyen（靖）、nemgiyen（温）等词的使用。
　　genggiyen（昭）《御制增订清文鉴》有个义项：banitaisureeitenbabehafusaranggebegenggiyensembi。（译：天生聪明广博称作明。）明（人部聪智类）；清；光明；封谥用语：文、昭。在谥号中，明德有功、容仪恭美曰昭（genggiyen）。
　　fulehun义为：gningosinggaberedeamuranniyalamabefulehunsembi。（译：把仁义、恩惠给所爱的人称为恩惠。在谥号中，勤施无私曰惠。）
　　fujurungga义为：baninambalinggarbusarayangsanggabe，fujurunggasembi。（译：天性大方，威仪风采称作尊重。）fujurungga义为：尊重（人部容貌类）；端庄；有风度；封谥用语：孝懿。在谥号中，贤善著美曰懿。
　　除此之外，temgetulehe（宪，博闻多能、行善可纪）toktobuha、necihiyen（靖，以德安众）nemgiyen（温，德性宽和）等封谥词也是清代统治者崇仁尚德的反映。
　　（三）倡和祈顺
　　礼作为封建社会等级制度的外在体现，其主要价值在于规定了社会各个阶层的行为边界，要求大家按照礼的规定来规范自己的言行和作为。同时，为了避免各阶层间矛盾的尖锐化，儒家从精神角度提出了礼之用，和为贵。由此，外在制度化的礼和内在精神化的和达到了刚柔相济的内外统一。社会的稳定是历代统治者所期望的，儒家所倡导的和顺观念也是清代统治者所企盼的，而这些观念在亲王谥号上也有所体现，具体如ambalingg、tob、elgiyen（庄）、hwaliyasun（和）、elhe（安）、ijishun（顺）、fulu（裕）等词的使用上。
　　ambalingg乃大方之意，《御制增订清文鉴》中有两个义项：beyeambacirafiyanggabime，ujenfisinniyalmabeambalinggsembi。（译：风貌魁伟，稳重之人称作大方。）yabunbanindoronggoyangsanggabeambalinggsembi。（译：风姿堂堂，庄重有文采称作大方。）
　　elgiyen（庄）义为：labdufulube，elgiyensembi。gelielgiyentuminsemehobofigisurembifencendabunseregunin。（译：多足称作宽裕，另外，希望连续不断的丰收，共同富裕。）其中fencendabun义为：yayafuluelgiyenbehendumbihede，fencendabensembi。（译：共同富裕。）
　　elgiyen义为：宽裕（人部富裕类）、封谥用语：裕。
　　在清代谥号中，ambalingg、tob、elgiyen译为庄，履正志和者曰庄。
　　elhe在谥号中译为安，和好不争曰安。《御制清文鉴》解释elhe为：yayahdunakmandabe，elhesembi。（译：不快的，慢的。）gelielhealahaisemeholbofigisorembi。（译：不断问安。）asasaraarbusaranesukeniarbun。（译：动挪平和的样子。）elhe在《御制增订清文鉴》中有两个义项分别为：安、缓、封谥用语：康。tacihiyanwenambarameselgiyebufi，gubcibaentehemetoktoho，sunjahacinijekuambulabargiyafi，banjireirgenhethedesebjelerebe，elhesembi。（译：宣教化，天下永定，五谷丰收，民足乐，称作安。）
　　fulu在谥号中，译为裕，宽和自得曰裕。fulu有优长、指头套、有余几个义项。
　　不仅如此，亲王的赐号用字也反映了倡和祈顺的观念，如dahasncinwang（顺亲王）中的dahasn（顺）和giyanggakimcikocinwang（理密亲王）中的giyangga（理）等字。
　　dahashn（顺）义为：amaemeunggaurseitacibuhajorihageisunbejurcerakudahameyaburebedahashnsembi。（译：不违背父母等长辈们的教导，惟命是从曰顺。）
　　giyangga有理的，是giyan的关系形容词形式。其中giyan义为：dorojureganilaksemeacanarababe，gansembi。（译：道义适中的、恰到好处的地方。）
　　（四）尽勤建功
　　清代统治者不仅期望臣子能够恪守礼仪、尽忠君主，而且还期望臣子能够尽勤建功。这些期望在给予亲王的谥号中亦有所体现，如dasaha（修）、kicebe（勤）、kengse、dacun（毅）、fasangga（襄）、horonggo（武）等。
　　dasaha乃是dasambi的一般过去时形式，被用做谥号。dasambi有治、改正、改正、整围、医治等诸多义项。由dasanmbi的义项可知，dasanmbi最初应该是用于狩猎之时调整围猎方式用的，而后来逐渐演变为政治、文学上的改正和医学上的医治。在谥号中，克勤事业曰修（dasaha）。夙夜匪懈曰勤（kicebe），在清代亲王谥号中，出现4次，频率较高。
　　dacun义为：yayajeyenggejakabelekfisacirefaitaradedarasainninggebedacunsembi。batasitadeusanfasanak，yabungisundekengselasabedacunsembi。geliyayajeyenggegeligurguguiburesainbeinugaladacun。semegisurembi。（译：一切磨得锋利的，拦腰斩断的东西；对于事物不牵扯精力，行为言语果；另外，一切锋利的东西；还有射中动物，手段敏捷的称为果。）
　　在谥号中，致果克敌、强而能断曰毅（dacun、kengse）。
　　fasangga（襄）义为：有功业的。在谥号中，甲胄有劳曰襄。
　　horonggo义为：horonbisirenggebe，horonggosembi。（译：存在威力的曰威武。）
　　除上述所言，horonggo（武）、gungge（烈）、ulhisu、kicebe（敏）也都是赞扬臣子建功立业的谥号。
　　由此可见，有清一代亲王的谥号主要集中于孝、仁、慈、德、忠、礼、勤、和、顺等词上，这些词恰恰是儒家文化的内核、汉民族文化的基调，这些名号的用字充分反映了满族入关后，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在价值观念上也体现出了对儒家文化的接受和崇尚。正如某些学者所言：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化发展，有一个时代的道德观念。时代变了，政治取向变了，它的文化内涵、道德观念也就变会发生变化，与此相适应的词义在意义和色彩上也会随之发生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