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自由与公道的社会？现代中国自由主义的一个考察

　　寻求自由与公道的社会?——现代中国自由主义的一个考察          寻求自由与公道的社会?——现代中国自由主义的一个考察			     寻求自由与公道的社会?——现代中国自由主义的一个考察
　　一个社会要得以维持，必须要有一套为社会所有成员普遍接受的合理性规则。
　　传统中国是一个礼治社会，儒家的礼治提供了符合那个时代正义标准的规则秩序。
　　然而，从19世纪末开始，中国进入了一个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在西方世界的冲击
　　下，传统的中国社会文化秩序全面解体，对于转型时期的中国来说，如何建立一个
　　符合自由与平等理想的新的正义秩序，成为社会重建的首要目标，也构成了现代中
　　国政治思潮的主题。
　　自由与平等，虽然是现代性的两个双重目标，但二者之间却存在着内在的紧张。
　　西方的资本主义文明虽然对它们作出了学理上的承诺，却无法在实践层面予以圆满
　　的解决。到20世纪上半叶，19世纪的资本主义文明发生了严重的危机，并引发自由
　　主义理论的大调整。几乎是同步地，这一危机和调整也深刻地影响到中国知识分子
　　对正义秩序的理解和现代化实践的选择。
　　现代中国的自由主义，从思想史的角度划分，主要是由新自由主义和社会民主
　　主义两种思潮组成。先看新自由主义。胡适与傅斯年等许多英美留学生皆属于这一
　　系列。现代中国的自由主义，从来没有经过西方古典自由主义的知识洗礼，从五四
　　时代开始，便表现出明显的新自由主义倾向，力图将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加以某种
　　调和。这一倾向，不仅受到了西方当时新自由主义思潮的支持，而且也有着中国政
　　治文化传统的背景。胡适等人在五四时以杜威(John Dewey)为楷模，到40年代以罗
　　斯福(Roosevelt)为旗帜。胡适虽然称其为＂新自由主义＂(New Liberalism),
　　但也将它冠与社会主义的头衔，叫做＂自由的社会主义＂(Liberal Socialism)。为
　　了与第一种社会主义相区别，胡适特意说明：它是＂避免＂阶级斗争＂的方法，采用
　　三百年来＂社会化＂(Socializing)的倾向，逐渐扩充享受自由、享受幸福的社会。＂
　　[注1]
　　另一种思潮是社会民主主义。这一流派原来在西欧属于马克思主义系列，是其
　　右翼的修正派。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从一开始就全盘接受苏俄的列宁主义，缺乏社
　　会民主主义立足和发展的空间。相反，社会民主主义在中国倒是在自由主义知识分
　　子中间获得了滋长和影响。其理论中坚是梁启超为首的研究系一脉，最主要的代表
　　是＂二张＂：张君劢和张东荪。以后还有罗隆基、储安平、潘光旦、萧乾等一大批自
　　由知识分子。他们心目中的圣人是英国两个有社会主义倾向的自由主义思想家：罗
　　素(Bertrand Russeu)和拉斯基(Harold Laski)。尤其是拉斯基，在中国成为社会
　　民主主义的思想灵魂。而作为实践的榜样，在
　　二、三0年代是魏玛时期的德国社会
　　民主党，到40年代则是战后执政的英国工党。
　　以上二种思潮，都存在于自由主义阵营内部。从五四开始，社会主义与自由主
　　义就是混沌一片，从来没有分开过。19世纪资本主义文明的危机，使得中国的自由
　　主义从一开始就倾向于将社会主义纳入自由主义的思想框架。所谓的新自由主义与
　　社会民主主义，只是中国自由主义内部的思想分歧，二者之间并无严格的界限，如
　　同在西方一样，它们有很多共同的理论预设，如个人自由、民主政治、法治秩序、
　　社会公道等等，其区别仅仅在于处理自由与平等不同的方式、比重、各自师从的思
　　潮流派以及对苏联计划经济的评价等等。确切地说，二者的共同点要超过彼此的分
　　歧，因而它们依然守护着同一个自由主义的理念和阵营。
　　然而，从政治思想史角度考量，现代中国的新自由主义并无任何成体系的理论，
　　虽然胡适个人在社会层面的影响无人比拟，但在学理层面他基本无所贡献，反而不
　　及有系统论述的＂二张＂。社会民主主义思潮，在中国不仅有像＂二张＂这样的学理代
　　表，而且为更多的自由主义者所接受。从这个意义上说，现代中国的自由主义主流
　　思潮不是新自由主义，而是社会民主主义，当属无疑。鉴于上述理由，本文以下的
　　专题研究将主要讨论社会民主主义，同时也会兼及新自由主义。
　　一、自由放任：资本主义之弊
　　中国的自由主义，从一开始就是＂新的＂。当他们学习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同时，
　　也与西方同时代的老师一样，对19世纪的资本主义文明多有反思，可以说是一种反
　　思性的吸取。那么，他们对资本主义的批评主要集中于哪里呢？
　　从大量文献资料中可以发现，中国的社会民主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评，主要针
　　对的是以个人主义为基础的自由放任的经济制度。张君劢在他的代表作《立国之道》
　　中，这样概括西方资本主义的短处：[注2]
　　财富集中于少数人，酿成贫富的不均。无统筹全局的计划，流于生产过剩。私
　　人互相竞争，因竞争而生浪费。
　　三条短处之中，后两条与自由放任直接相关，第一条至少有间接关系。关于这
　　一点，可以说是中国大部分自由主义者的共识。杨人便1948年在《观察》杂志写道：
　　[注3]
　　自由竞争在经济霞炔辉偈谴俳 缁峤 降亩 Γ 敲矗 杂删赫 捣颂夭?
　　是自由主义的因素，而且已为多数自由主义者所放弃。   不过，最初在五四时期，中国的社会民主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评，像所有的社
　　会主义一样，集中在私有制度，以为资本主义的一切罪恶都是资本和财产的私有、
　　尤其是私有大资本造成的。[注4]因此，他们提出的解决方案，主要在改变所有制
　　上做文章。张君劢钟情于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路线及其魏玛新宪法，提出＂尊社会之
　　公益，而抑个人之私利＂，希望通过＂社会所有＂、＂公私共有＂的混合经济制度解决
　　私人资本的集中和垄断问题。[注5]张东荪则心仪英国的费边社，主张参考中国传
　　统的＂行业公会＂制度，走基尔特社会主义的道路。[注6]不过，到30年代，他们逐起成立了中国社会民主主义的第一个政党：中国国家社会党。在其纲领性的宣言《
　　我们要说的话》中，在谈到资主主义的畸形时，有这样一段话：[注7]
　　我们不妨即主张承认私产的存在。须知资本制度所以发生以及其所以演成现在
　　的畸形，其故不是由于私产制度，而实由于放任状态。质而之，即有了私产再加以
　　放任，乃始有资本主义。所以至多只能说资本主义由私产而演出，却决不能说有私
　　产则资本主义必随之而来。明白了这个界限便可知道资本制度的摇动不必完全连累
　　私产的存在。
　　虽然私产制度也有弊病，但资本主义之弊主要不在私产，而是放任。中国社会
　　民主主义对古典资本主义的这一反思，不仅与同时代的西方新自由主义认识方向一
　　致，而且也与世界其它社会民主主义的理论保持同步。对于自由放任制度，张东荪
　　后来作过一些历史的分析，他认为，18世纪的自由主义所建立的个人主义社会，在
　　历史上有空前的功劳。所不幸的是后来在经济方面发生了大漏洞。放任政策在资本
　　主义初期助长生产，增加财富，不料也促成了资本主义的长成。对内愈见贫富不均，
　　对外愈趋于侵略。演变至今天，已经千疮百孔了。[注8]在这里，可以注意到一个
　　语用学的现象，在张东荪看来，自由主义与资本主义是两个价值上不等值的概念，
　　如果说前者是中性的话，后者明显具有贬义。这种自由主义为资本主义所害的看法，
　　不仅属于社会民主主义者，而且连新自由主义者都具有。傅斯年就这样说过：[注9]
　　自由主义本是一种人道主义，只缘与资本主义结合而失其灵魂。今若恢复灵魂，
　　只有反对发达的资本主义。
　　在整个20世纪上半叶乃至到80年代，资本主义在中国知识界，即使是自由主义
　　知识分子中间，始终是一个带有罪恶的概念，它与社会主义这一名词的大受欢迎，
　　恰恰形成一个鲜明的对比。
　　资本主义的主要之弊在自由放任，那么，自由放任的问题究竟在何处？中国的
　　社会民主主义对此的质疑，主要在二个层面，其一是生产层面的非理性化，导致生
　　产过剩危机；其二是分配层面的缺乏公道，导致贫富两极分化。后一个层面涉及到
　　社会公道问题，我们将在第四节中讨论。这里主要研究第一个层面的问题。
　　张君劢、张东荪等人在
　　一、二0年代对自由放任制度的质疑基本是伦理性的，
　　1929年全球资本主义的生产过剩危机，使他们意识到自由放任不仅在分配领域，而
　　且在生产领域也存在着严重缺陷。自律性的市场制度虽然承诺一个完全自由的市场
　　竞争秩序，但这仅仅是理论上的理想类型，在资本主义的历史实践中，完全竞争从
　　来没有真正实现过，。资本的自身逻辑总是趋向于集中和垄断，以致于竞争总是不
　　完全的。完全竞争是自发秩序中市场价格合理调节生产和分配资源的关键，这一环
　　节出了问题，整个自律性市场就失去了合理性的基础。张君劢在三十年代已经注意
　　到由于资本的垄断而造成的竞争失灵问题，他例举了摩根公司操纵美国金融、铁路
　　和公用事业等垄断资本的事实，质疑亚当.斯密以来古典自由主义的放任学说：[注
　　10]
　　依彼辈之意，供求相应之原则，畅行无阻，则物价自平。然就各人平日所见，
　　各国资本家关于所经营者皆已放弃竞争而走上垄断之途径。所谓自由竞争何在？所
　　谓不垄断又何在？
　　他认为，之所以垄断资本之所以出现，其源流乃是放任政策之结果。因此，他
　　得出结论，古典学派的自由放任的学说，已经为时代所证明不正确。[注11]那么，
　　如何解决呢？中国大多数的自由主义者都将希望寄托在国家的干预上，并且相信这
　　是20世纪世界的新潮流。胡适早在1914年，还在美国留学期间，就注意到这一点，
　　他在日记中写到：[注12]
　　今日西方政治学说之趋向，乃由放任主义而干涉主义，由个人主义趋社会主义。   中国自由主义之所以从一开始就远离古典的放任主义，而亲近干涉主义，与他
　　们受到边沁、密尔的功利主义影响很有关系。＂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在中国成为
　　无论是社会民主主义、还是新自由主义的最高价值和信念。正是在这一信念指引下，
　　使他们坚信自由放任的市场秩序无法实现这一功利主义的原则，只有通过国家的立
　　法、福利政策等干预，才能最终实现。也正是同样的信念驱使，使他们一步步走向
　　苏俄的计划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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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年代末的全球资本主义大危机席卷整个欧美，唯独苏俄幸免。不仅如此，
　　同一时期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苏俄经济高速发展，完全消灭了失业问题。这一
　　起引起了中国自由主义的强烈兴趣。张君劢、张东荪兴奋地说：[注13]
　　我们正在苦闷之中，而俄国的由计划的经济颇给予以刺激。----这个有计划的
　　经济之实施在经济上与方法上是人类最宝贵的一件事。＂
　　20世纪上半叶中国知识分子对苏俄的好感和狂热，总共出现过两次，第一次是
　　十月革命以后，是对苏俄革命的民粹主义式向往，那一次是政治上的狂热。第二次
　　是30年代，是对苏俄计划经济强烈的兴趣，这一次是经济上的狂热。
　　苏俄的计划经济制度的产生和建立，与极权主义政治和国家所有制有着密切的
　　关系。然而，在中国的社会民主主义看来，计划经济却是人类理性的一个很重要的
　　贡献，它完全是中性的。张东荪再三说明：＂计划经济是一个中性的名词＂，社会主
　　义、资本主义、甚至法西斯主义都可以加以利用。但在他看来，只有以社会主义为
　　原则的计划才是进步的计划经济。因为计划可以使生产得以提高，符合大多数人的
　　最大幸福。[注14]他甚至认为，自由与民主都是一种乌托邦的理想，要使它们得以
　　实现，必须依靠制度的媒介。在西方这样的媒介是个人主义的资本制度和民族一体
　　的国族主义。但它们都发生了一些问题。现在苏俄贡献了第三个实现自由与民主的
　　媒介：计划经济。他热烈地称颂苏俄＂居然为人类创下了一个暗中摸索，多方迂回
　　而得的光明途径。＂[注15]
　　在中国自由主义之中，张东荪是比较左翼的，这位未曾到过苏俄的哲学家对苏
　　俄式社会主义特别是其计划经济、经济民主，有许多美好的想象或想象性的理解。
　　但即使是其他自由主义者，在
　　三、四0年代对计划经济也同样具有热烈的兴趣，他
　　们与张东荪一样，将之看作是中性的、技术性的。不仅可以适应于苏俄的社会主义
　　国家所有制，也可以应用于以私有制为主体的资本主义混合经济。既然自由放任失
　　败了，那么计划经济作为人类理性的一个新贡献，不仅可以代替或配合市场合理地
　　分配资源，而且社会公道也要通过国家的计划得以实现。罗斯福的新政和战后英国
　　工党的社会主义政策，都被认为是成功地实行计划经济的结果。萧乾1948年为《大
　　公报》写的社评中，将＂合理的统制＂(国家计划)与新自由主义联系起来：[注16]
　　自由主义与英国自由党的主张距离很远很远。自由主义者并不拥护十九世纪以
　　富欺贫的自由贸易。对内也不支持作为资本主义精髓的自由企业。在政治在文化上
　　自由主义者尊重个人，因而也可说带了颇浓的个人主义色彩。在经济上，鉴于贫富
　　悬殊的必然恶果，自由主义者赞成合理的统制，因而社会主义的色彩也不淡。自由
　　主义不过是个通用的代名词。它可以换成进步主义，可以换为民主社会主义。
　　中国的社会民主主义与新自由主义都异口同声称赞计划经济，这与五四以来中
　　国知识界所弥漫的建构理性主义知识论有关。启蒙运动对理性的高扬，使得中国知
　　识分子普遍地相信人的理性的全知全能，不仅能够认识客观世界的＂实在＂，而且还
　　有可能创造出新的＂实在＂世界。以研究认识论著称的张东荪就相信＂所有的思想在
　　其本质上总是＂建立的＂，理论的概?quot;使人人心目中都熟习了以后，社会的组织便
　　可依照着而另成一种制度。＂[注17]以这样的理性主义立场出发，他们对计划经济
　　产生美丽的幻想就是很自然的。
　　不过，作为自由主义者，他们对苏俄式的那种与国家所有制与极权政治位基础
　　的计划经济不是没有警惕，张君劢在《立国之道》中，继分析了自由放任经济的问
　　题之后，也指出了苏俄式计划经济的短处：一方面，＂国家自从事于经济事业，须
　　多设官吏＂，而＂官吏不长于经营工商＂。另一方面，＂国家权力过大，足以妨害人们
　　自由＂。[注18]如何在自由与计划之间保存平衡，既有市场经济下个体选择和个人
　　自由的活力，同时国家又在整体发展上安排理性的计划，这是中国的社会民主主义
　　所欲解决的。在他们看来，罗斯福的新政和战后英国工党的执政政策比较符合他们
　　的理想。20世纪资本主义的实践表明，自由市场经济的模式不仅只有19世纪的自由
　　放任模式，还可以有其他模式，比如西欧的社会市场经济模式、东亚的国家主导型
　　市场经济模式等。计划经济作为自由放任经济的整体替代模式，到80年代末已经宣
　　告失败。但作为自由放任的改良模式，计划经济的部分内涵却在当代资本主义市场
　　体系中广泛地得到应用。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既无法找到一个类似19世纪?quot;纯粹
　　市场经济＂，也不再存在一个苏俄式的＂纯粹计划经济＂。从这个意义上说，本世纪
　　上半叶中国社会民主主义所追求的，虽然枝节上问题多多，但总的方向并未大错。
　　三、对自由的新的理解
　　中国的社会民主主义之所以倾向社会主义，与他们对自由的理解有密切的关系。
　　毫无疑问，在他们的理论体系中，个人的自由具有最重要的位置，是众价值中最优
　　先的价值。假如没有这一点，他们也不会被认为是属于广义上的自由主义。问题仅
　　仅在于，中国的社会民主主义所理解的个人自由，究竟具有什么样的内涵？
　　古典自由主义所理解的个人，是原子式的、自恰的、先在的个人，由此推导出
　　一系列的个人的自由、基本的权利以及社会、国家学说。不过，经过密尔和格林两
　　次对古典自由主义的修正浪潮，个人的原子意味大大淡化，与社会的互动关系有所
　　强化，因而也引起了对自由的新的诠释。受此新自由主义影响，中国的社会民主主
　　义者，虽然继续坚守个人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