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我国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原则的分析

　　刑事诉讼法规定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方法收集证据，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这一规定确立了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的法律原则。我国加入《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公约中明文规定受刑事追诉的人不被强迫作不利于他自己的证言或者强迫承认有罪，该原则是国际人权公约对刑事指控的人享受的最低限度的保证。这是我国履行公约的义务。该原则的确立有利于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有利于从制度上遏制刑讯逼供的发生，是我国刑事诉讼的一大进步。
　　一、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原则的内容
　　虽然我国的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原则是对西方刑事诉讼中禁止强迫自证其罪原则进行的借鉴和移植，但是其内容存在很大的差异。
　　西方刑事诉讼中禁止强迫自证其罪原则是指侦查人员、审判人员不得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施加任何压力来强迫其自证其罪。这里不得强迫，既包括不能采取残忍和不人道的方式，也包括不能采取相对缓和的方式。前者如采取酷刑、疲劳战术等致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肉体受到伤害的方式来强迫其供认罪行，后者如在未告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沉默权或者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要求会见律师时对其施加压力，强迫其回答问题。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选择是否陈述案情，作无罪或者有罪供述，在作出选择时，侦查人员、审判人员均不得施加任何压力迫使其回答问题或者作有罪陈述，也不能因为他沉默不语，没有陈述案情而对他作出不利的判断。从这里可以看出，在西方刑事诉讼中，沉默权是禁止强迫自证其罪原则的体现和具体制度保障。
　　而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的原则与西方存在很大的差异。从法条规定可以看出，我国的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原则的内容是在侦查人员、审判人员不得采用刑讯逼供、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方式来获取口供，但是口供作为我国刑事证据中法定的证据类型，侦查人员仍然可以通过讯问犯罪嫌疑人获取口供，只是法律对讯问的方式作出了规定，必须是合法讯问。
　　西方和我国都不反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证其罪，反对的是强迫自证其罪，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能在强迫的情况下证实自己有罪，但是可以在自愿的情况下对自己的犯罪行为提供证言或者证据。但是西方的原则不仅是对侦查人员、审判人员的制约，而且赋予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审讯时沉默的权利，而我国的原则仅仅是对侦查人员、审判人员在办案时的制约，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并不享有其他权利。由于对于审讯合法与否也是事后审查才能作出判断，所以无论侦查人员、审判人员审讯是否合法，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审讯现场都是不能拒绝回答问题的。
　　二、我国是否引入沉默权
　　在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写入刑事诉讼法之后，引起理论界的广泛讨论，有人认为这意味着我国已经将沉默权写入刑事诉讼法。这是对西方的禁止强迫自证其罪和我国的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的混淆。
　　从上述第一部分的内容可以看出，在西方，沉默权是对禁止强迫自证其罪的制度保障和具体措施，二者并不等同。同时，我国的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原则内容与西方的禁止强迫自证其罪内容并不相同，我国的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原则并不包括沉默的内容。
　　再者，从刑事诉讼法对于侦查中犯罪嫌疑人应当如实回答义务的规定可以看出，立法者并未意图将沉默权引进我国的刑事诉讼法，面对侦查人员的讯问，犯罪嫌疑人并不享有选择是否要陈述案情的权利，他不仅必须要回答侦查人员提出的问题，而且应当如实回答。由此可见，我国并未将沉默权写进刑事诉讼法。
　　对于沉默权是否应当写进我国刑事诉讼法，以遏制刑讯逼供，从而更大程度的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笔者认为应当持谨慎的态度。当前的我国的治安状况不容乐观，公检法机关的人、财、物等资源配置都相对不足，各种高科技的取证手段严重滞后，执法队伍的整体水平不高，引入沉默权条件并不成熟。引入沉默权主要是为了遏制刑讯逼供的产生，但是刑讯逼供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引入沉默权在我国是否能够有效的遏制刑讯逼供有待考证，但是除了引入沉默权仍可从其他方面进行刑事司法改革，如可以采取具体的保障措施落实不得强迫任何人自证其罪原则，也能够从一定程度上遏制刑讯逼供的产生。
　　三、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与如实回答义务的关系
　　刑事诉讼法规定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的提问，应当如实回答。但是对与本案无关的问题，有拒绝回答的权利。该条规定了犯罪嫌疑人在侦查人员讯问时有如实回答的义务。
　　根据相关的刑事诉讼法制度与法学基础理论，如实回答义务是个伪命题。首先，对于犯罪嫌疑人是否是如实回答无法判定也无判定。犯罪嫌疑人作出的口供是否是真实的，需要在审判的过程中通过质证、认证等一系列法定程序，最后由居中裁判的法官来判断其能否作为证据采用，也只有法官有权认定。在此之前，是否如实，侦查机关无权认定，也不能够认定。其次，对于没有如实回答，并没有相应的法律后果。在法学理论中，对于违反法定义务的行为，应当存在相应的制裁作为违法的结果。而对于违反如实供述义务的犯罪嫌疑人，在审判中除了对其供述不予认定之外，并不存在制裁。在刑诉法中对于如实供述的，可以从宽处理，意味着对于未作如实供述的也并不承担不利后果。最后，义务与权力是相对应的概念，有义务必然有权力的存在，也就是在义务人不履行义务时，权力人有权力强制其履行义务。但是，在刑事诉讼法中，犯罪嫌疑人违反如实回答义务时，并没有赋予侦查机关强迫其履行义务的权力，反而在刑事诉讼法中明确规定了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的原则。所以，如实回答义务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法律义务，其存在是形同虚设。
　　在刑事诉讼法把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原则吸收进来，却将如实回答的义务保留下来，形成了一种矛盾关系，不利于司法实践中侦查人员贯彻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原则。在侦查中，侦查人员难免会对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原则和如实回答义务进行权衡。侦查人员会认为由于法律明确规定犯罪嫌疑人有如实回答的义务，面对犯罪嫌疑人的沉默不语或者是当他认为犯罪嫌疑人陈述的内容与自己认为的案件事实不一致时，不自觉的强迫犯罪嫌疑人说话或者强迫他陈述与自己认为一致的案件事实，这在无形中对犯罪嫌疑人进行了有罪推定，也违反了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原则。为了更好地落实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原则，也避免侦查人员在侦查中由于错误的价值衡量，重义务轻权力，最后发生刑讯逼供，笔者认为刑事诉讼法应当删除犯罪嫌疑人如实供述的义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