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经义与政教

　　经学对汉代政治的意义，在于奠定了汉代政治的价值基础。汉武帝第三策问，董仲舒对之曰：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与之相对应者，为罢诸子博士，独尊五经博士，并设立博士弟子生员。自此之后，五经成为汉代政治的大宪章。
　　一、经义
　　盖自孔子删削六经，古圣先王之学，集于孔子一人。汉代开国，首开平民政治之局，又从秦制，变封建为郡县，开始了新的文明时代。当是时也，如何在新的时代接续文明大传统，在没有圣王的时代重新塑造政治的合法性，成为汉初所面临的重大问题。于是有汉武帝独尊儒术，罢黜百家，立五经博士，广设学校。所以尊儒术，崇六经者，以六经既是古圣先王的王官学，又是孔子所立的一王大法。无论是要回归尧舜以来的圣王政治大传统，还是要遵循为汉制法的孔子法，都必须回到五经。立五经博士之后，五经成为国家政教的基本价值，经学成为国家政教的大宪章。
　　二、董仲舒对策：道德的自觉
　　天地之性人为贵在汉代的第一次运用，是董仲舒对汉武帝的第三次策问。汉武帝问有言善言天者必有征于人，善言古者必有验于今，董仲舒对以人如何应天而行，其对曰：天令之谓命，命非圣人不行；质朴之谓性，性非教化不成；人欲之谓情，情非度制不节。是故王者上谨于承天意，以顺命也；下务明教化民，以成性也；正法度之宜，别上下之序，以防欲也；修此三者，而大本举矣。人受命于天，固超然异于群生，入有父子兄弟之亲，出有君臣上下之谊，会聚相遇，则有耆老长幼之施，粲然有文以相接，欢然有恩以相爱，此人之所以贵也。生五谷以食之，桑麻以衣之，六畜以养之，服牛乘马，圏豹槛虎，是其得天之灵，贵于物也。故孔子曰：天地之性人为贵。明于天性，知自贵于物；知自贵于物，然后知仁谊；知仁谊，然后重礼节；重礼节，然后安处善；安处善，然后乐循理；乐循理，然后谓之君子。故孔子曰不知命，亡以为君子，此之谓也。
　　三、王莽、光武帝诏令：作为人的奴婢
　　汉世贵族之家多蓄奴婢，且常可以买卖，乃至残杀奴婢。天地之性，人为贵一语，两见于国家政令，都是针对买卖、残杀奴婢。王莽始建国元年诏令，复井田，禁奴婢买卖，其言云：又置奴婢之市，与牛马同兰，制于民臣，颛断其命。奸虐之人因缘为利，至略卖人妻子，逆天心，悖人伦，缪于天地之性人为贵之义。今更名天下田曰王田，奴婢曰私属，皆不得卖买。在王莽改革中，其变币制、复井田，皆流弊无穷，终至人亡政息。而禁止奴婢买卖，则初衷甚善，且为儒者一向之主张。早在汉武时期，董仲舒就巳经有更彻底的建议：去奴婢，除专杀之威，但是，随着后来贫富分化的加剧，土地兼并，到了哀帝时期，要限制奴婢数量，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提出一个方案：诸侯王奴婢二百人，列侯、公主百人，关内侯、吏民三十人。最终也无法实行。富贵之家蓄养奴婢众多，便有许多问题，必须由国家政策加以调节，例如是否可以买卖奴婢？主人是否可以残杀奴婢？这些问题，涉及到在有汉一代的国家政教之中，应如何理解奴婢的身份。
　　四、律法：自然原则的优先性
　　人如何成其为人？这是政治生活中的核心问题。天地之性人为贵一语中的人，是作为整体的人，在面对天地的时候，人抽象地处于前伦理状态，这种状态下，每一个人都是平等的，都是天地之气所生。但是，在现实生活中，人总是处在一定的角色伦理之中，而没有一个抽象的个体人。在政治生活中，如果遵循自然原则，也就是将人作为整体面对天地、万物，人与人之间是一致的都是天地所生，贵于万物。同时，如果遵循伦理原则，也就是现实中的人作为父、子、君、臣、夫、妇等角色，在人伦关系中存在，便没有两个身份是平等的。在政治生活中如何看待人，决定了国家政教的大方向，决定了秩序的性质，影响着一系列的具体政策。
　　五、经教的技艺
　　上述五例，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把《孝经》视为国家政教的价值来源，而这也是汉代经学的基本特征。当经学成为政治的大宪章，对经义的运用，便是一门极其精深的政治技艺。汉代的经学，是以《春秋》为核心的五经，为什么以《春秋》为核心呢？因为汉人认为《春秋》寄寓了孔子的一王大法，而孔子是为汉制法。而且，解释《春秋》的，是《公羊传》。同时，两汉所立的十四博士之学，都是今人所定义的今文经学，其中，既没有严密的制度模板（《周官》），也不是具体的历史叙事（《左传》），最丰富的是义理原则。也就是说，经学所提供的，不是一套可以模仿的制度设计，也不是一套已成过去的历史经验，而是具体的义理价值。而义理价值不可能直接面对政治现实，需要深知义理的经师作为中介，由经师根据现实，解释经典，来面对现实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