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长沙窑瓷铭中的儒学分析

　　文化的兼容并蓄是唐朝的时代特点，长沙窑的题记、诗文即反映了这种时代特征。既有宣扬儒家礼教的诗文、古训，也有尊佛崇道的题材作品，体现了唐代在文化思想上儒、释、道并行，开放包容的精神风貌。尽管儒、释、道的发展伴随着彼此之间的斗争和融合，但儒学始终占据着意识形态上的主流地位。我们可从长沙窑反映儒学思想的题记、诗文上略窥一斑。
　　这类瓷铭从内容上来看，有直观反映儒家教条准则的短句，也有间接表达儒家处世哲学的五言诗句。短句有的出自孔子、孟子、荀子的语录，有的出自儒家经典。那些具有教化功能的五言诗句语言质朴、直白，将儒家处世哲学融入其中，文辞虽没有上层文人的作品严谨、经得起推敲，但所反映的内容则更为真实、贴近生活。从器型来看，铭文多集中于瓜棱壶，一般写在壶腹部，流嘴正中处。书于该处是有考虑的，因为该部位最为醒目，使用者提壶斟酒上茶时其文字便一目了然。字体多为行书，也有少量草书，都以直行书写。短句与诗文所占面积相同，因文字较少，故字体较为粗大。在排列构图上，追求端正、对称的效果，多以三行直行排列，往往取短句中间一字或二字单成一列。
　　反映儒家礼教
　　1.仁义礼智信。《孟子告子上》：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孟子最初提出仁、义、礼、智四个基本德目，西汉董仲舒把它扩充为仁、义、礼、智、信，后称五常，这是中国儒家伦理的核心范畴，兼备了个人心性品德与人伦关系规范的双重特点。
　　2.仁知礼贵和。出自《论语注疏学而》。它提倡人们在各种不同的人际交往关系中，要有恭敬和谦让的精神和行为，以提高个人道德素质，保持人际关系中的和谐顺畅。
　　3.天无二日，世无二王，家无二主。儒家强调社会各级必须遵周礼所规定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等级名分，才能维持社会政治的稳定。
　　4.雁有行列之次、鹰有行次之列。《诗经郑风大叔于田》：两服上襄，两骖雁行。《汉官六种汉官典职仪式选用》：杨乔纠羊柔曰：柔知丞、郎雁行，威仪有序。雁行有序，即是知礼。鹰有行次之列类此，意喻人间等级制度符合自然天理。
　　5 . 剑缺那( 哪) 堪用， 霞(瑕)珠不直(值)钱。芙蓉一点污， 人那堪怜。此诗劝人洁身自好，是一首关于品行的教化诗。
　　6.客来莫直入，直入主人嗔。打门三五下，自有出来人。此诗教化人们应遵守叩门入户的礼仪。《礼记曲礼上》：将上堂，声必扬。户外有二屦，言闻则入，言不闻则不入。
　　7.衣裳不如法，人前满面羞。行时无风采，坐在下行头。此诗告诫人们要注意衣着仪表，是一首关于穿着的教化诗。
　　8.凡人莫偷盗，行坐饱酒食，不用说东西，汝亦自涤直。礼教是儒家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三纲五常和名教观念成为统治国家有力的工具。以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为核心的礼仪规范和伦理道德准则已深入人心，并转化为一种自觉意识，规范人们的言行举止。
　　反映儒家孝道
　　1.羊申跪乳之志，取西汉董仲舒《春秋繁露执贽》、东汉蔡邕《为陈留太守上孝子状》句中之意。
　　2.慈鸟反哺之念，取梁武帝《孝思赋》慈鸟反哺以报恩之意。
　　3.牛怀舐(舔)犊之恩，见《后汉书杨彪传》。
　　4.王详(祥)覆冰报得冻泉鱼出，事见《晋书》卷三十三和《搜神记》卷十一，为二十四孝中卧冰求鲤的典故，是封建社会蒙童教育的必读题材。
　　5.言满天下无口过，行满天下无怨恶，出自《孝经卿大夫章》。
　　孝是儒家文化中的传统内容，儒家所提倡的孝有不同的层次，在家孝顺父母以报养育之恩;在朝为官，尽忠君主，以贤德服人，以孝治家。唐代奉行以孝治天下的基本国策，推广《孝经》，旌表孝行，唐玄宗亲自为《孝经》作注解并推广于民间：立于学官。令天下每家藏《孝经》一本，精勤教习;学校之中倍加传授，州县长官，明申劝课。
　　反映儒家立志劝学
　　1 . 蓬生麻中不扶自直，出自荀子《劝学》，喻示环境对人品德形成的影响。
　　2.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出自《论语卫灵公》：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意为人能把道弘大，而不能用道来弘大人。
　　3.小人之浅志，道者，君子之深识，倡导君子之见。
　　4.群(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导者。
　　5 . 白玉非为宝， 千金我不须(需)。意念千张纸，心存万卷书，宣扬视珠宝钱财为身外物，唯有拥有文化知识最高尚。劝人要做饱读诗书的人。
　　6.忽起自长呼，何名大丈夫。心中万事有，不愁手中无。敦煌写本《论语义疏》卷背抄有此诗。
　　7.上有千年鸟，下有百年人。大夫具纸笔，一世不求人。，该诗通过以告慰先人的方式，写读书掌握文化知识后的成就感。一世不求人意指靠文化知识摆脱下等人的地位。
　　8.小小竹林子，还生小小枝。将来作(做)必(笔)管，书得五言诗。
　　儒家的劝学始于孔子。孔子曰：学而不厌。荀子曰：学不可以已。儒家认为学习是修身的根本，无学将会导致轻薄无行，只有恬静博学，才可观高人远节，以礼自恃，立身扬名。
　　湖南省博物馆副馆长李建毛说：人们的每一句话，每一个行动，甚至每一种文化的诞生都有其潜在的心理背景，包括政治背景、经济背景、阶级背景、文化背景、宗教背景及风俗习惯等等，而长沙窑题诗的潜在背景便是中晚唐社会生活的各个侧面。长沙窑作为一座民窑，其销售对象是广大的中下层平民，瓷铭的出现也是为适应市场需要而顺势而生，在其瓷铭中出现了相当比重的反映儒家礼教的内容，这是有着深刻的文化背景和历史背景。
　　自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儒学就因其独有的社会教化功能，始终为统治者所青睐，成为官方显学。它深入到了古代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价值理念和社会的各个层面。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佛教的传播和道教的兴起，儒学处于相对衰微的状态。在经历了约三百年的战乱之后，隋唐迎来了人们企盼已久的统一与和平。唐朝统治者在治国问题上，推崇儒学，把尊儒崇经、推行仁政定为治国的基本方针。唐高祖即位之始即下令恢复儒学，唐太宗即位后，开文学馆、弘文馆，优待儒士，弘扬儒学。经过数十年的励精图治，唐王朝稳定了政局，发展了经济，缓和了社会矛盾，从而为儒学的繁荣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然而，随着唐最高统治者的崇佛好道，儒学受佛教、道教的冲击，逐渐沉寂。中唐后期，经安史之乱数十年的藩镇割据和军阀战争，贞观之治的繁荣景象已不复存在，社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礼仪沦丧，百姓流离失所，陷入哀鸿遍野的境地，急需一种积极健康的思想唤起人民的民族意识，以便重整纲纪，安定社会。于是涌现出了以韩愈、柳宗元、刘禹锡为代表的思想家，他们抵斥佛老，重振儒学，儒学再次得以复兴。尽管儒学在唐代的发展呈曲折之势，但自西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儒学已经成为社会发展的潜意识，上到统治阶级，下到平民百姓，儒学思想已深入人心。长沙窑这些蕴含了儒家传统思想的题记、诗文即是其深远影响的一种表现。
　　唐代的科举制度改变了魏晋时期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官僚体制，大大激发了社会各阶层的功名心和入世积极性。唐代的价值观念和社会风气随之发生巨大改变，表现为普遍而持久的读书风气形成。在科举制度的影响下，无论读书人还是他们的乡邻、亲友，无不视科举入仕为最高荣耀。故有天地平如水，王道自然开。家中无学子，官从何处来、上有千年鸟，下有百年人。大夫具纸笔，一世不求人的感叹。科举取士以尊重儒术为主，以儒家经典为主要内容，将儒学以政治、道德为核心的学说确立为标准答案，对考生的最根本要求即是熟读儒家经典及注疏。而对儒家思想的演绎往往都是囿于一种高雅的表现形式，具有经典性，其思想的深刻性、论证的缜密性、文词的华彩性，一般的社会成员基于有限的文化水平难以诵读和领悟。于是，在这股应科举制度而带来的读书风的影响下，随着教育、考试、社会交际的需要，一些儒学简约文本被大量转抄背诵。儒学思想很快成为一些教条并世俗化、简约化。从长沙窑题记中的儒学短句，不难看出这些变化和特点。长沙窑具有商业化特点，题记、诗文内容的选择都是从经营的角度考虑，其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迎合消费者的心理需求，说明习儒向学的读书风气已深入人心。
　　科举还促进了学校教育的发展，竹林青郁郁，鸿雁北向飞。今日是假日，早放学郎归生动再现了学校老师放学生春假的情形，同时也从侧面映射了科举制度推动唐代学校教育的发展。童子科的设置，为童子入仕开辟了捷径，助长了士人对童蒙教育的重视，蒙书的编撰也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态势。出现了许多普及化、通俗化的儒学启蒙读物如《太公家教》、《蒙求》、《兔园策府》、《王梵志诗》，以简约化、条文化的方式把儒家的经典表现出来。笔者在《太公家教》中找到与长沙窑题铭相同或相似的有6句：高山之树，苦于风雨、罗网之鸟，悔不高飞、吞钩之鱼，恨不忍饥、日月虽明，不照覆盆之下、人生悮(勿)斗，悔不三思(与人生误计，恨不三思之句相近)、屋漏不盖，损其梁柱(与屋漏不盖，苦于梁柱之句相近)。王梵志的诗在长沙窑产品上也有出现。蒙学读物的特点是将博大精深、玄奥缜密的儒家思想以通俗易懂的语言文字表现出来。而事实上，蒙学的影响对象，不仅仅是少年儿童，还包括了成年人。这种朴实的语言、浅显的文字与走平民销售路线的长沙窑十分契合，在习儒向学的大环境下，这类文字被长沙窑所选择，题写于瓷器上，用于招徕顾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