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路军总部在武乡的记忆与意义探讨

　　走向田野，是目前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法，它可以使研究者亲身感受时代和区域特色，通过与当事者的交流，加深对历史的理解并对历史形成再认识。进一步增强研究者的历史感，将那些原本僵死的、不变的历史转化为活着的（Living）、多彩的历史。然而，这种研究方式也有自身的局限。在民众叙述时，他们经常会认为只有自己的亲身经历或者亲耳听说的内容才是真历史，并希冀因此而改变传统的历史。诚然，亲历者有自身保存历史资料的优势，他们对那个时代的感受比我们当下人更强烈、更真实，不过每个亲历者也不可能关注到事件的全部，也只是盲人摸象：亲历者的记述至多是对历史的生动而有趣的描绘，不能为我们提供历史本身。再者有些内容仅仅是推测、道听途说，些许不真实的情节亦充斥其间。对此，我们必须结合口述史的特点，从采访者、被访者的角度加以分析，才能逐渐清晰。抗战期间八路军总部在武乡的历史便与此相关。
　　一、作为历史的事件
　　关于八路军总部在武乡的历史，各种史料都有提到，但都记载较略，《武乡县志》说：一九三八年四月十日，总部由沁县小东岭移驻武乡县马牧村，四月十四日转至义门村，四月二十日驻寨上村，五月二十三日向沁县转移。一九三九年七月十五日，总部又于潞城县北村移驻武乡砖壁村，同年十月十一日由砖壁移防王家峪村。一九四 年六月五日又由王家峪移回砖壁。十月十四日由砖壁村出发，路经武乡县的石瓮、栓马等地，于十一月四日到达辽县武军寺驻扎。作为地方之史的《武乡县志》应该具有一定的权威性，也基本上将总部移驻的时间地点做了介绍，但仍有很多问题值得深究。八路军总部进入武乡的时间就是如此，以下有几种说法兹以证明：
　　其一，王聚英认为：1939年6月，总部先后进驻武乡砖壁村、王家峪村。1940年11月，总部进驻辽县的武军寺和麻田地区，直至抗战胜利。
　　其二，义门村民李树鹏认为，八路军总部于1938年4月14日至4月20日进驻义门，并指挥了著名的长乐之战。只不过是在寨上开了长乐之战的庆功会。
　　其三，肖江河说，从这个1939年的6月到了砖壁，大概是在6月十几号到了砖壁，到了1939年的11月，砖壁没水了，才决定转到有水源的地方。
　　其四，李炳珍说，他们从北村出发到了屯留，又转上到了黎城，从黎城翻过太行山到了砖壁。我们村记得来的时候是6月，但是报刊上记载的是7月。
　　其五，李如瑾认为：我八路军总部驻寨上的时间实际应是1938年4月10日进驻寨上村到5月23日转战至沁县南支水村，再到潞城北村。并通过大量论据进行了考证。
　　为何会产生这些分歧？因为历史在作为事件被叙述时，并不是所有的内容都会被如实记录，每一则史料、每一件事情，首先要经过历史学家的选择，在这个过程中，有一些被有意无意地筛选掉了，因为那个时代不需要这些，但随着时代的变化，人们忽然又对那些曾经被筛选掉的事件感兴趣了。因此要想写好历史，就要不断完善，而完善的过程，就是历史的再书写过程，也就是历史的建构过程。于是史家的能力、视域、道德素质都成为影响历史再书写的因素，这些都导致了历史的偏差。
　　在重新建构历史时，我们一方面要依靠历史文献的记载，一方面要依靠史家的逻辑推理能力，此外还要依靠民众的回忆。然而，口述的差异却很大，它与被采访者的心理、经历、受教育程度、记忆力的好坏、意识形态等有关，也与采访者的身份、目的以及外围的表现（诸如对被采访者的态度、待人接物的方式等）有关。因此，面对不同的采访者，当事人可能有不同的表述，同时，由于不同采访者的身份、目的、以及学识不同，理解能力不同，最后写出的历史也不会完全一样，有时可能出现截然的反差。
　　对八路军总部驻地来说，由于那个时代特殊的环境，可能需要不停地转移，在某些地方可能只停留很短的一段时间（可能是十天，可能是半月，可能是一个月或稍多），许多文件也可能被销毁。当地人也没有当作重要事件加以记录，而随着总部驻地被重视，人们再一次叙述时，便出于不同的目的而进行回忆，产生了分歧。而历史学家的任务不仅是对过去发生的事件做出一般的叙述，而是要做出（这是我的说法引者注）表达意义的叙述。
　　二、记忆中的事件
　　在重构历史时，口述与记忆成为重要的方式，然而，不同的记忆之间会产生较大的差异，在八路军进驻武乡这件事上，众口不一的记忆内容为历史增添了鲜活的魅力，研究这些差异使得事件更加逼真，富有生活性。其实每种记忆都体现的是历史的一个方面，只有将这些内容进行综合之后才能选取一种通常的认识截面，最终形成基本的共识。
　　1. 记忆的内容。人的一生中要经历数不清的事件，能作为记忆存储进大脑的大约有两种：一种是对自己感情触动较大的，另一种是社会影响较强烈的。因此，李德指出：我所说的历史是指记录下来的或未记录下来的对人类往昔经验的记忆。我之所以把历史称为记忆，是为了把那些从未被记载下来但对我们个人生活却往往有深刻影响的过去经验，特别是我们自身的过去经验，包括在它的范围之内。
　　历史的记载与民众的记忆是极为相似的，只有为历史学家所重视、对社会产生了巨大冲击的事件才能被保存下来。
　　总部进驻武乡，对民众来说，是件极易记住的事情。因为在这样不大的小村庄内，一下子来了这么多人，肯定会引起村民不小的关注，于是村民对其印象深刻。新中国解放后，武乡砖壁、王家峪在政治的启发下，一次次被民众回忆，朱德等老一辈将领的回乡看望，在民众头脑中备加深刻。但是特定时期的记忆，民众在不经意间已对事件的过程进行了删减与增添。在这种情况下写出来的历史，便是一种新的叙述。
　　各个社会阶层由于自身的需要不同，关注点也具有较大差异。政治需要我们重新记忆，回忆革命的艰苦，需要的是宏大叙事；民众关注的则是他们的亲眼所见、亲耳所闻，大部分是些细微琐碎的内容。在我们采访中，一些人讲到房东与朱总换房的故事，就活灵活现，真实动人。朱总操心房东家孩子学习吹号的事情、八路军总部在离开砖壁时为房东送毯子等，这些事件非常琐碎，让历史学家不屑一顾，但是对民众来说，其背后的意义却非常深刻，口述史的意义正在于揭示了这些琐碎事件背后的意义。因为历史研究不仅要弄清事实的真相，更重要的是要揭示人们对事件的感情。大的历史事件对一个老百姓来说无关紧要，他们也无力去关心那么多的事情，但是这些在他们身上发生的真实的事情，却让他们永记不忘。
　　2. 记忆的方式。民间艺术是一种常见的方式，一些老人通常用这种方式表达自己的心声。如：砖壁民兵英雄汉，男女参战是模范。昨天参加关家垴，今天参加保卫战。抬担架来送子弹，抢救伤员又送饭。劳武结合警惕高，身边挂着手榴弹。军民团结杀倭寇，坚持抗日游击战。
　　肖江河老人亲身经历了那个年代，与朱总见过几次面，对历史的记忆也较为清晰，他怀着对八路军的敬仰，怀着对历史的尊重，以武乡琴书的方式写了《八路军总部在砖壁》，借此唤起人们对那段往事的回忆。他的表述，应该说具有真情实感，向我们展现了那个时代的色彩。
　　不同民众有不同记忆，在乡村民间，通常一些大事成为他们记忆时间的依据，如某人的出生、某个仪式的举行等。对总部到来的时间，李炳珍老人提出了自己的疑问：我记得是六月，可各种史料记载的是七月，因为麦子黄了。这样的疑问是自然的，因此我们追问道，是不是阴历与阳历的差别？老人也说不清楚。又如关于八路军总部在寨上，一位女孩的出生成为当地人对八路军总部进驻时间的记忆：1938年4月10日既是全村人欢天喜地迎接总部进驻的日子，又是我们的抗日自卫队长当日凌晨生了他女儿李月兰的喜庆日子，因为这一天不同寻常，她的出生几乎全村人都知道。这种记忆方式，是乡村民众记忆中较重要的一种。
　　这些记忆的差异之所以说是必然的，是因为彼此所处的角度不同，例如八路军总部进驻义门，它的标志是什么？是部队进入，还是军政机关进入？是开一些重要会议，还是其他重要事件？在这些因素影响下，历史事件颇具扑朔迷离之感。事实上，这些差异都是历史的应有之义，都是真实的历史，叙述的差异与书写的不同都没有影响到历史的真实性。
　　三、事实与意义
　　在历史学的意义上，凡是人们不理解的东西，就不能作为历史而存在。只有被理解了的存在才能被体验到，才能进入我们的历史视野，才能生成历史意义。理解是研究历史的方法，在具体的操作中表现为两种，一种是在文献中理解历史，透过字里行间、文字意义、文学手法去体会作者对历史事实的描述和论证。另一种是走向田野，通过感同身受，观摩直观的实物，领略历史情感，最终体悟那个时代的涵义。其实还有一种更为直接的方法，那就是与当事者面对面的交流，直接倾听他们的诉说，体会他们经历后的思想感情，这样口述史的意义就体现出来了。
　　在采访现场，我们能够感受到被访者身上浓厚的时代气息，他们可以把我们带到那个环境中去。抗战时期的砖壁，是祖国的大后方，既充满着战争的硝烟，又带有和平的稳健。在这儿，八路军总部以一种随意的姿态存在着，他们是流动的，是宁静的，但又是紧张的，随时到来的战争都会将这儿的生活打乱。仍然健在的民众更将那个时代当作永恒的记忆，对不同的人不断地讲述着。在他们的讲述中，包含着对八路军的情谊，包含着文献中所缺乏的情感。至今砖壁人民仍然用自己的方式表达着对那个时代的记忆。
　　正如马克布洛克（Marc Bloch）所说：千言万语，归根结底，理解才是历史研究的指路明灯。也就是说，没有理解，就没有可以支配历史资料的背景概念和框架，因而就不可能进行历史的叙述。每一个历史写作不是对历史资料的唯一理解，而只是一种理解。
　　社会道德也需要人们通过历史来进行阐释。当前社会中一些官员贪污、腐败，富人横行、霸道，导致社会道德败坏，已经完全突破了人们容忍的底线。于是在田野采访中有人会讲八路军平易近人、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的事情，他们说那会儿军民关系可亲了，真的是鱼水情深朱总待我们可好了，与老百姓拉家常，为老百姓做一些实实在在的事情。其中，体现了历史的道德作用。
　　解释是研究历史的一种方式，尽管有些人并不同意这种观点，但这似乎是一种较为普遍的做法。历史学家的任务不仅是证明事实，而且要理解事实。所以历史学家需要进行解释，所谓解释，就是要对历史进行一番分析，人为地设置一些标志性的界限，以对事件进行分期，把一件没有头绪的、或者本来很普遍的事件分为几个阶段，使之成为一个完整的故事，接下来对事件的起因、经过、结果进行阐释，并要体现历史事件的意义。但是，对历史的解释必须以一定的事实为依据，不能恣意随便。正如一些地方文化人士从文化的角度解释武乡与总部的不解之情：
　　八路军进驻武乡的地名文化很有深意：武乡，乃兴武之乡，用兵之地，军人的故乡。进驻武乡的第一站是义门，义门顾名思义就是正义之门，八路军打的游击战是正义的战争，正义的战争必定要打败非正义的战争。总部由义门移驻寨上，意为由正义之门再上，寨上是军队牧马安营，屯兵扎寨之地。王家峪地名暗寓为王家居住之山谷。砖壁喻意铜墙铁壁，深岩壁桑易守难攻。
　　这是一种文化的解释，也可以说是事后诸葛亮式的分析，或许可以武断地说是主观臆想，并非八路军总部进驻武乡的真实考虑。如果确如其言，既是兴武之地正义之门，又是屯兵扎寨王家所居，那为何会短暂停留、四进四出呢？从武乡到麻田，难道是又看重了麻田的文化意义吗？其实，认真分析不难看出，八路军总部进驻武乡，主要看重的是其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砖壁地形是西、南、北三面是沟，不钻沟就找不见路，不爬坡就上不去村里边。所以就在这三道路口的坡上安了两挺机枪，这样的话千军万马也上不了砖壁。亲临其地的人都有同感。
　　这些主观的臆测不是真实的历史，只是一种无害的揣测，展现了当下人们的心态与需要，展现了时代的特色。对于历史学的发展却无多大用处，如果我们能够理解他们的心情，能够理解他们的出发点，至少可以不必计较，尽管不是科学的、合理的解释。
　　广义上的历史是客观的，但狭义上的历史却是主观的；广义上的历史是绝对的，狭义上的历史却是相对的；广义上的历史是固定的，狭义上的历史却是多变的。广义上的历史是一种理想，是我们实践的原则和基础，但绝不是我们追求的目标。不能实现的东西，永远远离现实，与人隔阂，体现不出它的意义。历史的意义是当下，在当下理解历史，赋予其意义，便是历史工作者的职责。口述不仅使历史更为丰富，而且增加了历史的色彩，使历史变得鲜活、丰满，从而进一步突显过去时代的脉搏与历史事件当下的意义。然而在解释历史时，必须遵守的基本原则，尽管客观的历史已不可能，但却成为规束我们的基本准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