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威权主义与新左派的历史根源

　　评汪晖《再论当代中国大陆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
　　一九八年代大陆的强势话语是新启蒙主义或称新启蒙思潮。这种话语为中共党内改革派领导人和知识界主流共同营造和使用，它的特点是维持马克思主义的外壳，但在其中发掘或者塞进许多改革、开放、民主、自由的新鲜内容。一九九年代的强势话语则是反对新启蒙主义的，在各主要领域均反其道而行之，稳定和保守无疑是它的基调。所以，现在大陆的强势话语并非汪晖所说的新自由主义，而是新威权主义。
　　新威权主义是一个理论联盟，它的成员包括新保守主义、新秩序主义、新国家主义、民族主义等。
　　有必要区分作为大规模政治运动先导和作为其尾巴的批判性的思想运动。一九五年俄国革命运动失败后，在俄国知识分子中随即出现了批判性的思想运动，它的矛头主要指向自由主义思想。一九年代的俄国思想状况与一九九年代的中国大陆思想状况具有惊人的相似性。
　　一九九年代中国思想领域的争论焦点并不是《再论》所说的自由与平等问题，而依旧是自由与特权问题。这使人们产生出一种希冀：中国自由主义和新左派保留在平等问题上的歧见，首先在自由与民主问题上达成共识并结成统一战线，形成中国自由派知识分子（不分左右）与反自由民主势力的对垒。
　　友人送来汪晖近作《一九八九社会运动与新自由主义的历史根源再论当代中国大陆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以下简称《再论》，该文引语不再注明）的打印稿1，尽管读得并不顺畅，总的感觉是比《当代中国大陆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一文写得好。虽然还是有许多拐弯抹角的复杂语句，有意无意地构成交流的屏障，但整篇文章的脉络是清楚的，作者本人观点也有了一些正面的阐述，这样就有了与汪晖进行建设性对话的基础。
　　一、强势话语：新威权主义还是自由主义
　　《再论》通篇的主旨，就是要论证：一九八九年成为新自由主义主导全球经济和政治结构的开端。新自由主义是一种强势的话语体系和意识形态，它渗透在国家政策、知识分子的思想实践和媒体的价值取向中。
　　所谓强势话语，就是统治的或者领导的意识形态，通常既依靠国家和超国家的政策力量和经济力量，同时依靠形式主义的理论话语，建立自己在思想界和民间话语中的霸权地位。《再论》指出：一九八九年以后国家实行的所谓两手硬策略实际上变成了专政手段（相对于以前的意识形态手段）与经济改革的结合，正是在旧的国家意识形态丧失基本效能的条件下，一种新的统治意识形态取而代之，并为国家政策、国际关系和媒体的价值取向提供了方向和合理性。
　　显然，一九八年代的强势话语与一九九年代的强势话语是大不相同的，否则就没有必要强调一种新的统治意识形态的崛起。一九八年代的强势话语是新启蒙主义或称新启蒙思潮。这种话语为中共党内改革派领导人和知识界主流共同营造和使用，它的特点是维持马克思主义的外壳，但在其中发掘或者塞进许多改革、开放、民主、自由的新鲜内容。借文化问题讨论的名义推动政治改革，就充分表现了新启蒙主义的上述特色。尽管有许多含糊不清（例如说马克思主义就是人道主义）、扭扭捏捏（新民主主义秩序还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以及机会主义（猫论、摸论）的成份，其基本的倾向是要改革，甚至是革命性的改革。一九九年代的强势话语是反对新启蒙主义的，在各主要领域均反其道而行之，稳定和保守无疑是它的基调。在政治上，中共十三大决定的党政分开举措完全没有兑现，在许多地方还强化了以党代政。在经济上，虽然打着市场化改革的旗帜，但正如《再论》所指出，常常自觉和不自觉地加强了垄断和反市场的趋向，具有反市场、反社会和反民间的垄断关系，因为这种话语集中代表了凭借权力转移而产生的利益群体的意志。那么，为什么要把一九九年代的强势话语命名为新自由主义呢？首先看一看《再论》是如何论证的：
　　一九八九年以来，新自由主义、新保守主义和新权威主义（这几者之间虽有矛盾，但在理论上却分享了若干共同的前提，以至它们以批判激进主义和他们指控的新左派为前提达成联盟）共同扭曲了一九八年代的新启蒙思潮的丰富而复杂的思想遗产，并声称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才是一九八年代思想解放运动的合法继承者。
　　所谓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基本上是由激进市场主义、新保守主义等各个方面共同构成的：在稳定条件下要求将放权让利的过程激进化、在动荡的条件下以权威保护市场过程、在全球化的浪潮中要求市场全面退出，这就是中国新自由主义的主要特点。
　　即使在理论层面，这一思潮也能根据自己的需要不断地调整自己的战略，在不同时期和不同语境中将自己装扮成为新权威主义、新保守主义、古典自由主义、市场激进主义和国家现代化的理论叙述和历史叙述（包括各种民族主义叙述中与现代化论述最为接近的部分）。
　　作者在同一篇文章中给出了三种不同的说法。其一：新自由主义是一个理论联盟，这个联盟以其盟主来命名。其二：新自由主义是一种包罗万象的意识形态共同体，由若干方面的理论共同构成。其三：新自由主义是会变脸术的单一思潮，只是根据不同的需要戴上不同的面具。这说明作者本人也难以把握新自由主义概念的确切内涵和外延，为了防止引起歧义和误解，在行文中又不得不大量地使用补充说明以及和与或的标识，例如：新自由主义（有时也被直接表述为古典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亦即新保守主义）、新自由主义新保守主义、新自由主义或市场激进主义、新自由主义市场激进主义，等等。总之，就是这些主义构成了新自由主义阵营，其中包括何新、萧功秦的新保守主义和新权威主义，吴敬琏、茅于轼、汪丁丁等人的市场经济学派，李慎之、刘军宁、朱学勤等人的自由主义，许纪霖等人的现代化理论和历史叙述，邓正来的市民社会理论等。但上述学者中没有任何人以新自由主义来给自己的理论冠名。这就是说，所谓新自由主义理论联盟中挂帅的乃是一位只是抽象存在的盟主；而且，盟主手下的大将虽然有名有姓，但他们自己并没有结盟的意愿，是《再论》在虚拟空间中代他们举行了盟誓。
　　所谓中国新自由主义的主要特点，也是一些无人认领的私生子。《再论》宣称：新权威主义和新保守主义（即利用国家权威和精英推动激进的市场扩张）。何新与萧功秦都不会承认这种武断的定义。何新对于市场在全球范围和中国国内的扩张，一直抱有高度警惕的态度，与激进的市场扩张没有任何瓜葛。萧功秦则提出了市场失范的概念，指出：按照制度决定论者那种力图通过大规模引入市场规则和制度来获得市场机制的思路，得到的往往不是市场而是市场的失范。当他谈到市场时，与之相关联的词汇常常是失范、失控、脱序、无序、无组织力量等，为避免出现市场无序与政府权威急剧衰落之间的恶性循环，他主张采取措施防止政府权威的急剧流失。4认为市场经济学派要求将放权让利的过程激进化，自觉和不自觉地加强了垄断和反市场的趋向，更近乎天方夜谭。以吴敬琏为代表的中国市场经济学派，在一九八年代一直强烈反对以放权让利为主要思路的城市经济改革方针，在一九九年代则坚持批判一切形式的垄断、寻租、权钱交易，主张市场经济与社会公正并举，这是经济学界人所共知的事实。至于所谓在越来越倚重专政手段的强势话语与鼓吹自由、民主、人权的自由主义者之间存在共谋关系，这恐怕只能说是一种诛心之论。
　　从对当代中国大陆思想状况的分析中，是无法得出自由主义（汪晖命名为新自由主义）是一九九年代中国强势话语的论断的，唯一的理论奥援来自海外，即《再论》一开篇就援引的法国学者皮埃尔布迪厄的文章《无止境剥削的乌托邦新自由主义的本质》。该文认为：新自由主义已成为当代世界居支配地位的话语体系。新自由主义话语不是一种普通的话语体系，而是一种强势话语。这种话语在一个有各种强力关系构成的世界中完全站在强力者一边。新自由主义是通过服从那些支配经济关系的力量所作出的经济选择来作到这一点的。它也因此将自己的符号力量加之于这些强力关系。在这种科学纲领的名义下，它转换成为一种政治纲领，这种纲领旨在创造出一些使上述理论得以实现和发挥作用的条件。5《再论》之所以能够信心饱满地构造一九九年代中国新自由主义理论联盟，不过是凭借极为简单的逻辑推理：国际上的左派权威人士已经断言新自由主义是当代世界居支配地位的话语体系，中国既然是当代世界全球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新自由主义也必然是中国的强势话语。
　　事实上，皮埃尔布迪厄的文章在国际社会科学界只是一家之言，不能被视为一种定论。虽然有些左派喜欢用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来描述当代主流经济学派，但更确切的名称是新古典经济学、货币主义经济学、供应学派经济学等。在当代西方文献中，新自由主义并没有一个确定的内涵。一九三年代罗斯福的新政主义曾被称为新自由主义，一九七年代末、一九八年初崛起的撒切尔主义和里根主义也被称为新自由主义，但这两种新自由主义是大不相同的。皮埃尔布迪厄所谓强势的新自由主义话语显然指的是后者。但在英语世界中，撒切尔主义和里根主义的崛起更多地被称为向新保守主义转变，新保守主义反革命。6
　　既然新自由主义在时间轴上代表着不同的涵义，那么就更不好把它在空间上简单地平移了。如果西方世界的强势话语同时也就是东方世界的强势话语，那么我们确实是生活在一个世界、一种制度中了，但当代左派不是常常在为多个世界、多种制度而辩护吗？亚洲价值观不是一直在与西方价值观对抗吗？以撒切尔主义和里根主义为标志的西方新保守主义所要保守的是更多的个人经济自由和更少的政府福利，因此称之为新自由主义还不算太离谱。虽然在美国的语境中，新自由主义更多地用来指罗斯福新政主义或者罗尔斯的政治自由主义之类比罗斯福新政主义更左的话语，新保守主义才专门用来表示一九八年代以后那种从罗斯福新政主义向右转的话语。而东亚的新保守主义尤其是一九八九年以后中国的新保守主义，它们所要保守的是更多的国家利益、集体价值、稳定和秩序，称之为新自由主义就太离谱了。称之为新保守主义则容易与西方的新保守主义搞混，因此，还是根据其依赖专政手段这一最突出的特点，命名为新威权主义比较合适。其实，威权主义已经是国际学术界比较流行的术语。把一九九年代的强势话语叫做中国新威权主义，无论如何要比中国新自由主义更合乎情理、更恰如其分。一九九年代的新威权主义不同于一九八九年以前的新权威主义，后者包含比较多的改革色彩，而前者的主色调是保守政治现状。
　　在中国大陆，新威权主义才是名副其实的强势话语，只有它能够依靠国家的政策力量和经济力量，垄断各种官方的舆论阵地，以及掌控专政手段这一最后的煞手锏。想要知道什么是强势话语的作派吗？就请看一看《人民日报》以当年九评和文革中两报一刊社论的规格发表何新对谈录的那种排场。新威权主义话语体系又分为三个层次的话语，可以分别视为它的表皮、肌肉和骨骼。何新公开发表的文章都是新威权主义意识形态表皮层次的东西。王山的《第三只眼睛看中国》、《第四只眼睛看中国》也属于这一个层次。
　　新威权主义是一个理论联盟，它的成员包括新保守主义、新秩序主义、新国家主义、民族主义等。何新是一九九年代中国新保守主义的始作俑者，近来他又以新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自我标榜。7何新一直呼吁警惕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误导我国经济改革，并称新自由主义鼓吹的所谓民主以及政治改革是现代中国不断涌泛的无政府主义思潮的意识形态来源，是美国出于国家的全球战略考虑输入中国的一种意识形态工具。以他的观点作为抨击新自由主义的理论标靶，显然难以服众，何新本人更不会认账。他明确表示信奉国有制民族社会主义，而与激进市场主义势不两立。在2002年元月5日新修改的《致李泽厚的一封公开信》中，何新仍然坚持极端保守主义的政治立场，他说：我一直把1989学潮看作被谬误意识形态鼓动而起的第二次文化大革命。1989年那个事件，现在愈来愈清楚地显示出其真正本质和意义，那不过是一场大型政治骚乱。我爱敬诸老如神圣，盖因侪辈曾救黎民于水火，开中国历史一新时代也！所谓士为知已者死，人生得一知已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虽肝脑涂地，何愧何悔？！除何新在一九九年代初期曾享受过国师般待遇外，王山因受到最高层的赏识，也一度在大陆媒体上得到特殊的礼遇。后来因为伪造德籍作者行径被揭穿，对《第三只眼睛看中国》的追捧才逐渐降温。
　　王山是新秩序主义的主要鼓吹者。新秩序主义是新官僚与新的资产者阶层组成的中国保障资产增值同盟的意识形态，主张推行政治紧控和经济放开的模式。新秩序主义者梦寐以求的秩序包括两个要件：一是稳定，一是等级。王山说：在中国目前的条件下，什么能稳定什么就是最合理的，我极端地强调中国的稳定性。在防治腐败和保持稳定的关系上，我主要是认为稳定更重要；而现在我们的宣称和实际政策不配套，造成人们心理上的紊乱和错位，使他们常常对政府发生抱怨，对一些问题如官僚主义、腐败一类表示愤怒，这会刺激中国已经发生的社会阶层分化，然后引起社会的破坏性革命，社会稳定会中断。官员的腐败在一定限度内与保持官员队伍的稳定是有一定关系的，是一种共生的现象，这是一种不可避免的现象。稳定的关键是维护和保障某些阶层的特殊利益和阶层间的等级关系。王山在这个问题上说得很明白：我认为中国走到今天，最需要的是秩序。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将不国。礼便是秩序，就是用权力保证社会各阶层的高低错落。保证不同的阶层在社会中处于不同的地位，这是社会秩序的基本架构。有的阶层就是处于底层，在一定阶段，有的阶层就处在特殊利益上。而且这种社会地位的不同不仅是经济地位的不同，也包括政治地位。因此，新秩序主义者把以人权、科学、民主为号召，要求人生而平等的的民主主张视为危害我们国家社会稳定且危害比较大的一种因素。为了民族大义，一些阶层必须承受牺牲。在民族大义面前，理想迹近荒唐，理想中的公正和民主在现实中却具有十足的破坏性，因为它们代表着社会底层对利益分配的要求，而这种要求与社会品质的提升不同步，方向也不一致。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唯一政治秘密就是对社会主义平等原则的合理放弃。王山称毛泽东与邓小平是两位放弃大师。毛用国家权力把不平等的阶层配置格局固定下来（如用户籍制度、人事制度阻绝农民、工人和干部等不同阶层间的互相流动，使之界限分明），以局部安定作为社会整体安定的基础社会总体呈超稳定状态。但他是把放弃看作一种无奈的，常怀歉疚感，并且想办法作补偿，这是他后来犯错误的根源。邓小平则是一位更纯粹和成熟的大师，他明白无误地告诉人们对社会主义的某些东西作放弃和修正，修正的第一刀就是砍在平等原则上。他们的政治实践就构成了我们今天能够治国平天下的基本政治经验和财富。今人的任务就是对他们作出正确的总结。8
　　何新尚未解密的内部报告大概应当属于新威权主义意识形态中比较隐晦的话语。这个层次话语的一个样本就是已经被海外媒体所透露的所谓太子党纲领。9它完全否定一九八年代的激进改革观，指出：改革开放初期，人们呼吁重视科学，重视技术，后来发现还得有管理、人才、教育等东西相配合。等到这些东西都强调了还不行时，又说要有市场，建立市场需要体制改革，而经济体制改革一遇到障碍，便层层加码，要求彻底改变所有制，然后又把视线转向政治体制，其焦点便是中国共产党，必欲摧毁整个现存秩序而后快。这是上述激进改革观的逻辑结论。面对如此严峻局面，我们要从理论上弄清空想资本主义的思想方法，抵制和批判激进改革观，并由此创造出一种以中国传统文化为依托的、具有足够包容性的崭新文化。如果不掌握一定的执政技巧，并从理论和实践中向执政党转变，则难以阻挡激进主义和群众中的民粹主义破坏情绪。
　　《再论》告诉人们，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声称自己才是一九八年代思想解放运动的合法继承者。从何新、王山等人的文章以及太子党纲领中不难看出，他们对于思想解放运动均持批判态度，并不想与什么人争夺它的思想遗产。新左派目前正与之陷入一场遗产纠纷的思想对手，应该不是一九九年代中国的强势话语即《再论》用所谓新自由主义装扮起来的新威权主义，而是一种弱势话语即刚刚浮出水面的自由主义。
　　一九八九政治运动失败后，新启蒙主义一时处于失语状态。借邓小平南巡讲话的由头批左，以及有关公民社会的讨论，都是小心翼翼地重返话语竞技场的试探之举。《再论》认为有关市民社会的讨论阻止了有关普遍民主的政治思考，应当说，这是一种不切实际的苛求。在国家和政治的严控下，当时能够在社会领域中找到突破口，已经很难得了。到一九九年代后期，自由主义正式浮出水面，标志着一九八年代新启蒙主义脱胎换骨的蜕变。马克思主义的盔甲和面具从此卸掉，红色宗教的圣经变成了诸多思想源头中的平常一支。这一思潮的自我定位是古典自由主义的当代中国传人，而无须汪晖赐以一个新字。
　　五四时代以来的中国知识分子，对自由主义的原典如洛克（JohnLocke）、休谟（DavidHume）、斯密（AdamSmith）等人的思想理解甚浅，对私有财产制度的合理性、个人自由的至上意义以及看不见的手的作用自然也体会不深。按照许纪霖的说法，一九四九年以前的中国自由主义是修正的自由主义，其主流是一种经过拉斯基改造的费边主义。对于费边社的自由主义思潮，留英回来的萧乾曾经作过这样的阐释：自由主义者对外并不拥护十九世纪以富欺贫的自由贸易，对内也不支持作为资本主义精髓的自由企业。在政治在文化上自由主义者尊重个人，因而也可说带了颇浓的个人主义色彩，在经济上，见于贫富悬殊的必然恶果，自由主义者赞成合理的统制，因而社会主义的色彩也不淡。11一九九年代的中国自由主义重新返回原典，在政治上坚持民主化改革，在经济上坚持市场化改革，是对修正的自由主义的再修正。
　　新世纪的中国自由主义比西方新保守主义和古典自由主义更注重社会公正和关怀弱势社会群体，或者说，在哈耶克、诺齐克的自由主义与罗尔斯的自由主义之间更偏向于后者。鉴于中国目前的国情，自由主义者特别注意政治与经济的内在联系，关切通过国家民主化来保障经济市场化进程中的社会公正。秦晖、吴敬琏等人就这个问题发表过大量的言论，在此毋需枚举。他们主张自由主义者与社会民主主义者结成反对权贵资本主义的统一战线，在基本价值观上捍卫一条共同的底线。但是，他们反对走回头路，用计划经济、全能政治、单位社会的旧办法来寻求社会平等，因为历史经验证明，这样做只会南辕北辙，其结果是城乡之间的九天九地，是特权阶层与普通民众之间的尖锐对立。
　　汪晖一向反对各种简单化的二元论，但他自己也不能免俗，同样在《再论》中构造了一个新右翼对批判的知识分子的二元论。其实，中国思想界的现实状况是一种三足鼎立的格局：以新威权主义为代表的右派，以自由主义以及自由社会民主主义共同底线为主体的中派，以新左派为理论盟主的左派。前者是强势话语，后二者是弱势话语。两个弱势话语联手与强势话语抗争，应当是很容易想到的一种选择，但是《再论》作者却不以为然，偏要把新威权主义和自由主义拴在一起，然后把批判火力倾泻到后者身上。仔细想一想，原来这么做有两大好处。第一，既然真正的强势话语有一口铁嘴钢牙，不那么好惹，把绵羊列入老虎的阵营，然后作为老虎来挑战，风险就小得多。而且，反对新自由主义与反对自由化之间存在着微妙的重叠关系，不失为一种自我保护之策。第二，自由主义一旦被坐实为新右翼，自然就丧失了思想解放运动的继承权。这样就可以收到一石二鸟之效，一方面把自由主义荷载的思想解放运动的实质内容现代化改革开放路线抛弃，一方面把思想解放运动的精神桂冠无可争议地戴在批判的知识分子头上。
　　二、新左派思潮：产生机制与表现特征
　　汪晖不喜欢新左派的称谓，却一点也不妨碍他把别人赐封为新右翼，可是作为新右翼的对立面，不是新左翼或新左派，又该称作什么呢？原来，他所欣赏的称号是批判的知识分子或进步力量。这一称号的选用，标明了对西方社会批判理论与社会批判运动传统的承接。
　　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主要代表的西方批判理论是于一九八年代介绍到中国大陆来的，当时已经有不少有关的论文与译著问世。它未能成为中青年知识分子的理论首选，主要原因在于邓胡赵体制的改革开放政策在中青年知识分子中激发了更多的设计欲望而非批判意识，他们对其只是借鉴而没有服膺。12只是在进入一九九年代后，批判理论才日益走红，批判的知识分子也随之崛起。
　　这里有必要区分作为大规模政治运动先导和作为其尾巴的批判性的思想运动。法兰克福学派长期坚持的批判性的思想运动，是一九六年代席卷西方的群众性政治运动和社会运动的理论先导，这是一个举世公认的历史事实。而作为政治运动尾巴的批判性的思想运动，在中外历史上也不乏其例。
　　从公车上书到戊戌变法期间，梁启超并没有对中国人的文化特质有什么怀疑，相反，他和他的师傅康有为从中国元典中发掘出许多有利于改革的思想资源，如《诗经》中的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易经》所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等等。在戊戌变法失败后的流亡期间，梁启超却发起了一场对中国人文化特质或曰族性的批判性的思想运动。尽管梁启超的族性分析不无精彩之处，但在很大的程度上是他在变法运动失败后的感慨之论，而且带有某种自我解脱的意味。戊戌变法失败的原因，首先应当从统治集团的保守性及其内部矛盾中找寻，其次应当检讨改革阵营自身素质的缺陷以及战略策略上的失误。由于种种因素，梁启超没有在这些方面展开讨论，于是，归罪于国人族性的劣根性就成为一种强烈的理论诱惑。在梁启超根据族性理论为政治改良路线辩护时，陈独秀等作为革命的鼓吹者和参与者，显然对之不屑一顾。然而，当辛亥革命的成果被袁世凯夺取时，失败的前革命党人便追随进而超越了政治改良主义者，成为以批判中国传统文化为特色的国民性理论的信奉者。陈独秀、鲁迅之类的思想家引进中国国民性理论的用意显然是要暴露、批判和改造这种国民性，但结果适得其反。在没有引进这种理论之前，国民党的政治家毕竟还是民主主义的信奉者，在引进这种理论之后，执政的国民党政客们却更加振振有辞地打出了训政、党治的旗帜。而在实行训政、党治的制度下，陈独秀、鲁迅所批判的国民劣根性不仅没有得到改造，反而得到了巩固和强化。13
　　一九五年俄国革命运动失败后，在俄国知识分子中随即出现了批判性的思想运动，它的矛头主要指向自由主义思想。《路标》文集在一九九年的出版，可以说是俄国知识阶层裂变的一个标志。此前，俄国思想界的主流是自由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的理论联盟，列宁那时曾与自由主义理论家合作著书。《路标》文集的七位作者都曾是激进的自由主义者，一九五至一九七年间多以立宪民主党人或同情者身份参与政治。但在文集中，他们要从思想上和哲学上总结俄国解放运动和俄国知识分子的历史，清算俄国知识分子中的激进主义传统，他们对自由主义和刚刚过去的革命运动表示忏悔，转而推崇秩序主义和俄罗斯独特的公社精神。14在另一极端，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则从社会民主主义转向他们原来批判过的民粹主义，从追求一般意义上的政治民主转向追求以无产阶级专政为实质的苏维埃民主。金雁和秦晖一再提醒国人，一九年代的俄国思想状况与一九九年代的中国大陆思想状况具有惊人的相似性。
　　确实，人们同样可以看到：一方面是告别革命和新保守主义、新威权主义成为强势的话语体系和意识形态，另一方面是反现代性和全球资本主义时代的批判思想的崛起，二者对以民主化和市场化为目标的一九八年代中国大陆主流思潮及其在一九九年代的继承者形成了夹攻之势。一次群众性的政治运动过后，统治集团侧重从政治上总结经验教训，运动的失败者则侧重从思想文化、意识形态上找原因、挖根源，试图绕开政治障碍另辟蹊径，这是一种屡见不鲜的历史景观。
　　汪晖在给文集《死火重温》所写的序言中，曾将有关新自由主义论战的焦点归结为社会平等与社会公正问题，它既包括国内的平等，也包括国际的平等，既包括经济关系的平等，也包括其他社会关系（如性别关系、民族关系、政治关系、城乡关系、自然与人的关系等等）的平等。这就是为什么有关女性主义、民族主义、后殖民主义、亚洲问题、生态问题、发展问题的各种讨论都可以视为对于新自由主义的广泛批判。毫无疑问，对于各种不公正的行为和制度，都应当予以批判；问题在于，一九九年代中国大陆最大的倒退难道不是极端的政治不公正和政治不平等吗？为什么批判的知识分子不给予重点的关注，而把对它的提及放在很不起眼的地位（位于经济关系、性别关系、民族关系等等之后）？即使不便正面抨击，难道不能通过迂回曲折的方式来表达。《南方周末》和其他一些报刊正是这样做的，而批判的知识分子接任主编后的《读书》却不大愿意面对这些人们最关注的中国问题，这正是许多十几年的老读者无限惋惜地弃之而去的原因。
　　事实上，批判的知识分子对国内的平等的关注程度远不及其他的新左派（本文将批判的知识分子视为新左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或许是理论上的盟主；但有些汪晖的理论同盟者并不讳言自己是左派，譬如自由左派的命名，以及一些中左翼经济学家正在酝酿的左右翼意识形态大战），他们的兴趣更多地集中在国际的平等问题上。批判的知识分子毕竟是以全球资本主义时代的批判思想自我定位的，在他们看来，从依附理论、全球体系理论出发来解释全球关系和文化理论的文章，为后一阶段对于全球资本主义的检讨提供了线索，这些讨论与重新考虑传统、本土资源和对现代性的理论反思相互激荡，构成了对于一九八年代以降主导性的启蒙主义知识框架的系统质疑。对西方中心主义的批判是一九九年代的重要思想解放力量，它把人们从历史目的论和有关西方的幻觉中解放出来。至于说我认为这一时期的最为重要的思想发展是在批判西方中心主义的思潮中产生的有关现代性问题的理论思考，就难免王婆卖瓜的嫌疑了。在其他中国知识分子看来，这一时期的最为重要的思想发展可能是市场社会主义，也可能是自由主义重新浮出水面。
　　从全球资本主义时代的批判思想出发，显然不能赞成以和平与发展作为时代主题，因为这种和平旨在巩固资本主义全球秩序的安定，这种发展则意味着资本主义全球体制的扩张。基于这一认识，《再论》反对邓小平外交路线，文中写道：一九七八年以后，中国政府逐步放弃了联合第三世界和不结盟运动的外交路线。从中美建交这一时刻开始，原先的社会主义国家奉行的国际路线逐渐地淡出了历史舞台，中国对外开放政策从一种单向的开放转向了另一种单向的开放，即朝向西方的开放。没有什么比一九九九年五月八日北约（美国）飞机对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后的国际反应更能说明问题的了：在联合国讨论轰炸问题的紧急会议中，不仅西方联盟站在一边，而且第三世界和中国的传统盟友也不愿意作出基本的声援。且不说以上的论述有语病，一个及物动词使炸人还是被炸得不到基本的声援夹缠不清，这里只说有关事实方面的硬伤。首先，中国外交路线从一种单向的开放（即一边倒）转向另一种单向的开放（即一条线），不是从一九七八年中美建交这一时刻开始，而是从一九七二年尼克松访华开始，其始作俑者不是邓小平而是毛泽东。其次，到一九八二年中共十二大召开时，当时的领导人一方面抛弃了三个世界的理论，另一方面也纠正了与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一条线的战略偏差（适当拉开同美距离，松动对苏关系，恢复同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友好），从而确定了中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在这方面，当时担任中联部常务副部长的李一氓曾做出过特别重要的贡献。15
　　一九八年代确立的外交路线是向世界全方位开放的路线，这一路线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因为中国的国力决定了不可能像文革高潮时那样以意识形态划线，同时反对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并向第三世界国家提供高达国民收入百分之六的援助（迄今发达国家的对外援助只占国民收入的百分之点几）。至于一九九九年中国外交的窘境，与其归咎于邓小平外交路线，不如对一九九年代中国外交路线的修正进行再反思。所谓的太子党纲领曾建言：在反对和平演变的战略中，应重点突出民族主义，爱国主义，强化人民国家民族利益的观点。按照这一思路进行的外交路线调整究竟是增进了民族国家利益呢还是符合特殊集团的利益，有待批判的知识分子进行批判性的检讨。这里有必要指出的是，国际的公正平等必须以国内的公正平等来配合，否则，发展中国家的弱势群体就无法从中真正受惠。从一九六年代到一九九年代，发达国家上千亿美元的对外援助流入了发展中国家权贵（马科斯、蒙博托、苏哈托之流）私囊的教训，不应当轻易忘记。
　　《再论》中说：一九九七年，当代资本主义的系统危机席卷亚洲地区，它奇怪地被命名为亚洲金融危机。一九九三一九九七年正是中国经济发展最快的的时期，经济学家和有些文化论者陶醉于儒教资本主义和东亚模式，对于这一危机的到来及其严重性完全缺乏反应的能力。全球性的危机本身对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构成了尖锐的挑战。笔者感到奇怪的则是，明明是发生在东亚国家的金融危机为什么要称为全球性的危机或者当代资本主义的系统危机。事实上，东亚金融危机并没有对自由主义构成尖锐的挑战，恰恰相反，它对于包括中国新威权主义在内的亚洲价值观构成了现实的威胁。亚洲价值观的首倡者李光耀就是在此之后修正了自己的观点，它的另一鼓吹者苏哈托则从历史舞台上消失了。新保守主义者何新于一九九年代自始至终一直在预报全球性经济危机，再向前回溯，则是一九三年代斯大林关于世界资本主义总危机的科学论断。批判的知识分子究竟是与之有一种理论上的共谋关系呢，还是共祖关系？
　　近年来人们不难发现，新左派、老左派和新右翼还真有不少异口同声的时候。在反对入世的问题上，在反对打破行政性垄断的问题上，在扩充军备发展军工的问题上，在鼓吹经济民族主义的问题上，一些代表太子党集团大公司利益的理论喉舌与左翼经济学家结成了所谓的中国公民派理论同盟。16新威权主义虽然不拒绝中小企业的市场化改革并从中攫取私利，但绝不肯放弃党和国家对国民经济命脉的垄断地位。即使在现今的俄罗斯，在新威权主义土壤中生长起来的仍然是垄断型的权贵资本主义。正如亚夫林斯基所言：俄国建立的不是自由市场经济体制，而是半犯罪特性的寡头统治，这种体制在原苏联时期就已基本形成。在苏共垮台后，它只不过改换了门庭，就像蛇蜕皮一样。根据俄罗斯学者的看法：所谓金融工业寡头是官僚国家资本主义，官员并不非法占有国营企业的资本，而是在国营部门内部非法利用所有这一切。金融官僚资本并非私有制，而是由私人管理的国家所有制。17汪晖曾说：限制私有权的思想与限制国有权的思想均产生于具体的历史关系、特别是特定的政治经济结构之中，我们无法根据一个最佳的理性选择对它们进行筛选和评判。18态度似乎比较暧昧。但其他新老左派的态度则是明朗的，他们或者呼吁回归计划经济和全民所有制，或者要求增加混合经济中国有产权的份量。
　　一九九年代中国思想领域的争论焦点并不是《再论》所说的自由与平等问题，而依旧是自由与特权问题。最根本的理论分歧不是以前者划线而是以后者为分界。几十年的实践已经充分证明，牺牲自由并不能换来真正的平等，只有在争得自由的基础上才能从机会的平等逐步走向结果的平等。城乡二元结构、单位社会以及人民公社体制并没有缩小城乡差距，反而造成了东亚社会中独一无二的三农问题。在绝大多数真正关注农民命运的中国知识分子看来，切实保障农民的迁徙自由、劳动自由是解决三农问题的第一把钥匙，农民如果享受不到这些基本人权，就根本谈不到社会公正与社会平等。奇怪的是，汪晖似乎并不十分看重中国当前最亟需的这些自由与人权。《再论》中说：仅仅在劳动契约自由的意义上谈论发展而不是考虑发展与各社会条件的关系，就有可能导致社会解体。劳动力的自由流动不是放任自流，而是一种广泛的制度安排，它必须以努力消除不平等的制度结构（而不单是户口制度）为前提。劳动契约自由问题（我们可以移民自由为例）不仅是中国的问题，它也被视为衡量当代世界的市场安排是否是一个真正的自由市场安排的主要标准之一。这种话好象是城市特权维护者的腔调，一点也不象是社会保护运动倡导者的言论。如果不能马上建构北欧式的社会保障制度，单是改变城乡隔离的户口制度就没有什么意义；如果不能同时争取到全球范围的移民自由，要求国内迁徙自由、劳动契约自由就是自由主义虚伪性的表现。如果不能享用满汉全席，就不要吃手边够得着的馒头，批判的知识分子的这种高蹈逻辑不知中国普通农民能否理解。
　　《再论》认为有必要区分两种社会主义概念，一种是作为旧的国家意识形态和以国家垄断为特征的制度安排的社会主义，一种则是作为社会保护运动的社会主义。换句话说，前者是斯大林主义的社会主义，后者是费边主义即现今西方社会党类型的的社会主义。《再论》推崇后一种社会主义，但从或者全有，或者没有（或者全要，或者不要）的思维习惯来看，批判的知识分子还没有真正领会西方现实社会主义的精髓。而他们把西方社会自由与平等的争论照搬到中国来，消解自由还是特权这一真正的中国问题，则表明他们还没有从西方中心主义的束缚中解放出来。
　　著名的毛主义（中左）19理论家李宪源在给汪晖的一封公开信中说：以本人懒读西方理论大作的毛病，和在地球两面都曾苦力干活的背景，想当据说以贩卖西方高深左派理论为能事的新左派，也不够格。但拜读了你和崔之元有关《读书》与新左派问题的文字声明，心里却憋闷得慌。被新右派们扣一顶新左派的帽子，有什么了不得？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是担心以右为荣的当朝大官们，一听左字心里就不舒服？不舒服就不舒服好了，要保持中国读书人在民众眼里的那点传统的崇高和骨气，哪能只顾达官贵人们的心理感受，而不能合着底层百姓的利益，理直气壮地宣告一声：在目前右派横行的世界上，当个左派很光荣呢？为什么中左会对以批判的知识分子自居的新左派意见这么大呢？因为前者对于社会保护运动或者社会运动有着真诚的期待，而后者的态度却是半心半意的，很有些叶公好龙的味道。《再论》作者表白，我不是无条件地支持社会运动（如同一九八九年的经验告诉我们的，运动本身包含了极其复杂的成份和取向）。批判的知识分子并不愿意去社会运动中淌浑水，他们的自我定位是思想运动、理论实践和理论创新。在这一点上，他们背离了当年西方社会批判运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老传统，而类似于眼下美国那些坐而论道、闭门造车的书斋中的左派教授。
　　三、争取民主：自由左派与自由右派能否达成共识
　　汪晖反对制造乌托邦神话，但他自己也参与了这种创造。他说：从理论和实践的层面来看，当今中国左与右的根本分歧还是在于民主问题。对于新自由主义的斗争主要地是一种在广泛的范围内争取民主的斗争，一种建立有关市场条件下的民主制度的斗争。所谓中国自由主义以自由反对民主，与少数人共谋自由地和合法地剥夺社会财产，因此反对前者的斗争是争取民主的前提条件这是一个十分典型的乌托邦神话，比以自由反对平等之说更加离奇。
　　在一两个世纪以前，自由主义与民主主义确实有过不太重叠的地方。伏尔泰、狄德罗等都曾游说开明君主实行宗教宽容和言论自由。在那个时候，浓厚宗教气氛下的民主有可能伤害自由，而一些自由的实现也不完全以大众民主为前提条件。但是，在法国大革命、英国宪章运动和美国杰克逊主义兴起之后，自由主义与民主主义的区分就变得不太重要了，逐渐融合为自由民主主义。虽然自由领域的扩充有一个渐进的过程，大众民主的实现也经历了漫长的斗争，例如妇女选举权便是二十世纪的民主成果，法国妇女迟至二战后才首次获得选举的权利。时至今日，即使是极端的自由主义者也不会公然反对一人一票的普选制度，即使是极端的民主主义者也不会主张以多数人的名义剥夺少数人的信仰自由与言论自由。美国宪法的前十条修正案规定了政府不得侵犯的人权禁区，保障基本人权是宪政民主制度的前提条件，是当代西方自由民主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的共同底线。二者的分歧仅仅在于，在那些可以由议会和政府通过民主程序来决定的领域中，个人自由与公共福利的界限应当怎样划分，譬如说，怎样确定私人产权的有效边界。
　　《再论》写道：在权力市场化的时代、在以私有化的名义瓜分公共资产的过程中，那种明确地将自由与平等、自由与民主、个人与社会对立起来、反对民主妨碍自由的理论方式和论调是意味深长的。这表明新自由主义拒绝考虑市场规则的形成与普遍的民主参与和起码的平等诉求之间的关系，宽宥了腐败等制度性的现象，放弃了通过社会运动、民主建设与制度改革的互动推进民主进程的机会。试图以刘军宁《当民主妨碍自由的时候》这样的文章来坐实上述指控，乃是一种偷梁换柱的行径。刘军宁的文章指出：纯粹民主的核心特征是多数决定的原则。可是，多数一旦拥有绝对的权力，成为决定一切的权力，这时虽有民主，但却没有了自由。美国的民主与法国的大革命从正反两个方面表明：多数人的民主的确可以蜕变成多数人的专制。建立在多数同意之上的不仅可能是理性、和平的民选政府，而且同样可能是高高耸立的断头台。自由主义者一向认为，自由高于民主，民主不过是自由的一个手段。民主是人民可以撤换统治者的和平的程序，是保守人人自由和国内和平的一种有用的工具。民主不仅在于主权者的人头数，更在于运用权力的方式。追求民主只能缘着追求自由的路径才能得到；若放弃自由去追求民主只能导致奴役和暴政。20从这里根本读不出以自由反对民主的意思，只有不能放弃自由去追求民主的告诫。其实，《再论》中也表达了类似的意思：在多民族混居的地区以公决形式实行对内自决，必然逻辑上导致种族清洗。民主选举只能决定既定政治体内部的事务，而不能用于决定政治体的边界。也就是说，民主的适用范围是有限度的，它不能超越自由，不能妨碍对少数人（少数民族）的人权保障。当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甚嚣尘上时，提出民主不能妨碍自由是有现实意义的。切莫忘记，希特勒的纳粹暴政，就是在一种民族主义、种族主义的舆论氛围下，由多数德国人授予了其绝对的权力。
　　《再论》指责自由主义以解构国家为名放弃对于市场化条件下民主问题的探索；意味深长的是，最近几年来，新自由主义者将一九八年代政治改革的激进方案修改为以确立私有产权为中心的修宪运动，它的实质是通过立法过程将不合理的分配关系合法化，其中也包括将对公共资产的非法剥夺合法化。从这样的历史观点出发，对于社会平等与民主的关系的否定已经是必然的了。这种武断的说法完全不符合事实。不论海外还是大陆的修宪运动，都涉及极其广泛的内容，包括取消宪法的序言部分，改革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实行联邦制或者地方自治，军队国家化，公务员中立化，设立宪法法院和宪法审查制度，基本上都是围绕政治问题、国家问题和民主问题的。修宪运动的著名发起者之一曹思源，不论是在一九八年代后期还是在新世纪初，都强调修宪的中心议题是建立社会主义议会制，何尝鼓吹过将对公共资产的非法剥夺合法化？新左派重视民主的旗帜是一件好事，但大可不必从自由主义者手中去抢夺这面旗帜。
　　虽然甘阳说新左派是中国自由派知识分子在一九九年代分化的产物，但是汪晖似乎对所谓一九八年代政治改革的激进方案并无眷恋。他欣赏的民主参与的机制是基层社会的政治参与、普通民众的直接参与，据说这不是一种激进的构想，同时又具有批判的意义。《再论》批判自由主义者在否定直接民主的名义下，反对基层社会的政治参与，试图通过间接的（精英的）方式奠定政治民主的基本前提。这是用偷换概念的手法把对手装进反对普通民众民主参与的理论陷阱：首先用精英民主替代间接民主，然后将直接民主间接民主转换成大众民主精英民主，最后将精英民主指为自由地和合法地剥夺社会财产的利益群体的民主。
　　事实上，直接民主间接民主与大众民主精英民主是两对非常不同的概念，前者用来表述民主机制的不同运行方式，后者用来表述民主权利、民主参与的不同范围。通常意义上的现代民主都是间接民主，也就是代议制民主，它不同于希腊罗马的广场民主，也不同于议行合
　　一、民意代表非专职化的苏维埃民主。只有代议士专职化，才能构成对行政机构的有效监督，才能实现三权分立的权力制衡机制。但是，代议士的权力仍然是普通民众通过直接的民主选举授予的，而不是由几百位精英组成的选举会授予的。香港特区政府目前还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民主政府，因为特首和三分之二的立法会议成员不是由选民直接选举，同时立法会议也还不享有议会通常具有的那些权力，例如罢免或弹劾特首、决定行政部门的首长等。间接民主机制需要大众的民主参与，特别是体现在国家（中央和地方）层次的直接选举上；而直接民主的推崇者却常常把普通民众的直接参与限定在基层社会的政治参与，例如说村民自治等非国家权力层次。这确实不是一种激进的构想，而是停留在一九七年代末邓小平基层民主思想的水平上。当时他就说过：要切实保障工人农民个人的民主权利，包括民主选举、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不但应该使每个车间主任、生产队长对生产负责任、想办法，而且一定要使每个工人农民都对生产负责任、想办法。职工代表大会或职工代表会议有权对本单位的重大问题进行讨论，作出决定，有权向上级建议罢免本单位的不称职的行政领导人员，并且逐步实行选举适当范围的领导人。24
　　另一位著名的新左派理论家崔之元，则把对普通民众的直接参与的关注首先投向经济民主。他说：经济民主论旨在促进企业内部贯彻后福特主义的民主管理，依靠劳动者的创造性来达到经济效率的提高。在他看来，后福特主义的民主管理的老祖宗就是毛泽东的鞍钢宪法。它实际上所代表的一种思路，就是反对私有化，还公有制的经济民主的本来面目。而在涉及政治民主时，崔之元马上想到的便是到毛泽东文化大革命理论中去发掘制度创新的源泉。他说：文化大革命最终以悲剧告终。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毛的文革理论中不包含对正统马列的重大超越，更不意味着大民主广大劳动人民的经济民主与政治民主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大民主是毛的未尽事业，是他政治遗产中最值得我们重视的部分。即使他谈到直接选举时，仍然否定政党政治之类的民主制度，主张在党的一元化领导的现状下扩大制度创新的想象力空间，为非政党式竞争选举打下实验的基础。25总之，他感兴趣的都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政治民主，而是汪晖所谓的另类民主。
　　中国共产党创始人陈独秀经过漫长而曲折的思想探索，在其晚年对于民主政治的最后见解中说：民主是自从古代希腊、罗马以至今天、明天、后天，每个时代被压迫的大众反抗少数特权阶层的旗帜，并非仅仅是某一特殊时代历史现象，并非仅仅是过了时的一定时代中资产阶级统治形式。民主是社会进步抑或倒退的最可信指标，它本身并不含有阶级性，更不是资产阶级的专利品，社会主义者若在民主头上扣上某某阶级的帽子而加以排拒，则是反动而非进步。政治上民主主义和经济上的社会主义，是相成而非相反的东西。民主主义并非和资本主义及资产阶级是不可分离的。无产政党若因反对资本主义及资产阶级，遂并民主主义而亦反对之，即令各国所谓无产阶级革命出现了，而没有民主制做官僚制的消毒素，也只是世界上出现了一些史大林式的官僚政权，残暴、贪污、虚伪、欺骗、腐化、堕落，决不能创造甚么社会主义，所谓无产阶级独裁，根本没有这样东西，即党的独裁，结果也只能是领袖独裁。任何独裁都和残暴、蒙蔽、欺骗、贪污、腐化的官僚政治是不能分离的。中国的社会主义者起码也必须表示趋向民主自由这条道路的决心，不应该像有些人根本反对自由民主，痛骂民主自由是陈词腐调，指摘主张民主自由的人是时代错误；或者客气一点，拿中国特殊的所谓民主自由，来抵制世界各民主国通行的民主制之基本原则。26一九四五年九月，毛泽东在回答路透社记者甘贝尔问中共对自由民主的中国的要领和界谈如何时说：自由民主的中国将是这样一个国家，它的各级政府直至中央政府都是由普遍、平等、无记名的选举产生，并向选举它们的人民负责。它将实行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则与罗斯福的四大自由（注：即信仰自由、言论自由、免于恐怖的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它将保证国家的独立、团结、统一及与民主强国的合作。27这里所说的都是一般意义上的政治民主，而不是另类的民主。至于毛泽东掌权以后变了卦，那是另一个问题，至少他知道一般意义上的民主可以用来在夺权斗争中争取民心。
　　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世界上的左翼力量倾向于否定一般的自由民主体制，並期待通过革命代之以新型的、高级的、另类的社会政治形式。但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的悲剧正是这种全面革命理念的历史实践结果，其灾难性是任何有良知的知识分子都不容回避的。同时，在对自由主义的长期批判中，左翼从未完成任何比自由主义民主更具操作性的民主制度构想，而左翼政治在现实斗争（如反对性別的、种族的歧视等）中的进展却恰恰是在自由主义民主体制中实现的。面对这些历史经验，今天相当多的左翼人士终于接受了他們长期否认的一个信条自由主义民主制度是任何民主化过程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而社会主义的目标只有在一个自由民主体制內才能以可以接受的方式实现。28
　　笔者不太清楚新左派的基层社会的政治参与和非政党式竞争选举是策略性主张还是战略性主张，是阶段性目标还是终局性目标。如果是前者，当然不致影响中国新左派与中派（自由社会民主主义者）29建立理论同盟和政治同盟；即使是后者，在当前三方鼎立、一强二弱的格局下，也不必纠缠于周郎小儿的瑜亮情结，不妨等到孙刘联军打败了曹营的百万大军，再考虑如何逐鹿中原。
　　注释：
　　1在《台湾社会研究季刊》42期（2001年6月号）发表时标题改为《新自由主义的历史根源及其批判再论当代中国大陆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
　　2《政治运动之意义及价值》，《饮冰室合集》，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版，文集之三十六，1314页。
　　3参见任赜：《让个人自由成为社会的承诺读阿马替亚森著lt；自由：发展的目的和手段gt；》，载思想的境界网站。
　　4参见萧功秦：《走向成熟对中国当代政治改革的反省与展望》，载1993年5月13日《北京青年报》。
　　5转引自何增科编写：《法国学者布迪厄谈新自由主义的本质》，载北京：《国外理论动态》，1999年第4期。
　　6参见周穗明：《新保守主义上台执政后30年现象的政治效应》、《西方左翼的新自由主义批判述评》、《西方新自由主义理论及其批判》，载东方21世纪网网站。
　　7参见何新：《思考》，第二卷，《新国家主义的经济观》；《关于全球化与民族主义何新对香港商报首席记者采访提问的书面答复》；均载何新论坛网站。
　　8以上王山言论均转引自刘智峰主编：《解释中国〈第三只眼睛看中国〉批判》，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年版；对新秩序主义的进一步分析参见拙作《通俗文本中的思想角逐评〈解释中国〉》，载北京：《战略与管理》，1998年第5期。10参见拙作《新的起点七一讲话与中国思想界的分野》（未刊稿）。12参见王思睿：《今日中国的左派光谱》，载王思睿、何家栋：《今日中国政治思潮评析》，北京当代汉语研究所书系（内部书稿），203228页。
　　13参见喻希来：《世纪之交的战略性思考中国历史、文化及现代化论纲》，北京当代汉语研究所书系（内部书稿），129131页。15参见何方：《记李一氓同志的为人和他的几个重要观点》，载北京：《百年潮》，2001年第5期，2029页。
　　16参见韩德强：《破除市场迷信，壮大综合国力读lt；大国世纪超级产业与大国政治gt；》，载士柏论坛网站。
　　17参见苏文：《俄罗斯转轨启示录：评叶利钦时代》，载香港：《二十一世纪》，2000年2月号（第57期）。
　　18汪晖：《科学主义与社会理论的几个问题》，载海口：《天涯》，1998年第6期，151页。
　　19何谓中左，可参见王思睿：《今日中国的左派光谱》。
　　20刘军宁：《当民主妨碍自由的时候读lt；旧制度与大革命gt；》，载中宏网网站。22参见旷新年：《风与旗：90年代的阅读》，载广州：《东方文化》2000年第3期。
　　23转引自刘军宁：《当民主妨碍自由的时候读lt；旧制度与大革命gt；》，载思想评论网站。
　　24《邓小平文选》，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1
　　4hr6、340341页。
　　25参见何家栋：《后现代派如何挪用现代性话语评经济民主和文化民主》，载王思睿、何家栋：《今日中国政治思潮评析》，267285页。
　　26参见王思睿：《陈独秀晚年的民主思想》，载长沙：《书屋》，2000年第4期。28参见刘擎：《左翼政治与激进民主》，载香港：《二十一世纪》，1999年8月号（第54期）。
　　29参见王思睿：《今日中国的左派光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