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被忽视的那个易卜生对易卜生诗剧研究的解读

　　哈罗德布鲁姆在《西方正典》易卜生一章中这样说过：有些文学批评或戏剧表演将易卜生解说成一位社会改革家或道德家，这就完全抹杀了他在审美方面的成就，并且危及到他在西方戏剧经典中仅次于莎士比亚也许还有莫里哀的真正地位。易卜生甚至比晚期的莎士比亚更富有奇思和异想我想不出西方真正博大的剧作家中还有谁如同易卜生那样一贯离奇诡异。拒绝熟悉化的陌生性，怪诞的想象，真正的巴洛克艺术易卜生显示出的这些品质与西方经典中其他文豪泰斗没有二致。
　　易卜生在中国的研究起始较早，似乎这一研究对象没有更多言说空间了。事实并非如此。考察国内易卜生研究现状，我们会发现学界对易卜生最重要的戏剧及其所蕴含的现代性与审美性的关注远远不够，易卜生在中国其实成了一个最熟悉的陌生人 ，导致这一现状的原因复杂而有趣。
　　一、传播错位与研究补齐
　　文学的传播和流传从来不是直线和等量的，无论是外国文学在本国的流传还是本国文学在外国的流传，完全符合原作精神是不可能的，总会出现一些变异，接受者必然会对放送者的作品有所选择、吸收和排斥。这是比较文学理论中的常识。
　　易卜生的作品在中国的流传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在国内，提到易卜生的作品，首先出现在人们脑海中的肯定是他的社会问题剧，《玩偶之家》、《社会支柱》可谓人尽皆知。但其早期和晚期剧作并不像中期剧作影响那么大。
　　易卜生在中国的传播始于五四时期，他的社会问题剧与当时中国社会思想启蒙与反封建斗争的需要相契合，很快在思想界产生了巨大反响。易卜生在中国的译介最早始于1922年，1918年《新青年》推出易卜生专号，介绍了《娜拉》、《国民之敌》、《小艾友夫》三部作品，前两者均为社会问题剧，《小艾友夫》属于象征剧。与此同时，《野鸭》、《海上夫人》等后期剧作虽也被翻译到中国，但受关注程度不高。直到1980年代，易卜生早期最核心的戏剧《布朗德》和《培尔金特》才公开上演，但影响远不及他的社会问题剧。
　　随着时间的推移，易卜生的历史剧、思想剧、心理与象征剧的重要性日益彰显。20世纪2030年代那个充满内忧外患、思想剧变的时代已然远去，人们逐渐把眼光投向探索人性弱点，表现生命过程内在矛盾的剧作，从而使过去单一的接受视角得以改 变。然而，时至今日，相较于社会问题剧而言，易卜生其他类型的戏剧在中国的传播仍显不足，更不用说学术研究了。
　　因此，邹建军先生主编的《易卜生诗剧研究》意义非凡。邹建军先生认为对易卜生整个文学创作来说，无论是早期的诗剧还是后期的象征剧，都比中期的社会问题剧重要得多。（《序二》5）这一评论是具有前瞻性的。国外文学在某一国的流传，有各取所需，为我所用的特征。也就是说，人们在接受异国文学时，往往根据不同时代、不同需要，采取不同的姿态，吸收不同的成分。这种选择性的拿来，很容易导致传播上的错位。前文已经提及中国社会变迁对易卜生接受的影响，此处不再赘述。这里需要强调的是，文学研究倾向的变化与文学接受的关系。
　　很长一段时期，在我国的文学研究中，对西方文学思潮的接受更多地是在工具论的层面而不是在本体论的层面。学者更关注异国文学中所反映的社会状况、阶级冲突等内容，而常常忽略掉了具有作家个人特色的思想和情感，这其实是一种文化过滤。例如：西方学者更关注托尔斯泰作品中的宗教感情、道德的自我完善，而中国学者则更关注作品中所反映的俄国的司法腐败、阶级压迫。反映在易卜生这里，则是学者更多地关注他的社会问题剧，而忽视了对他其他时期剧作的研究。新时期以来，随着大量西方文学理论的传入，中国学者观照文学的视角出现了多元化特点。人们不再仅仅着眼于文学中的社会历史因素，而更注重文学本体的研究。显然，易卜生诗剧和象征剧蕴含了更多文学本体的因素，因此，今天它更受到文学批评家的青睐。
　　在这样的学术背景下，《易卜生诗剧研究》一书不因袭旧路，有意回避流俗，展现出了锐意创新的学术精神。该书收录的论文研究目标集中于易卜生早期剧作，这与过去的易卜生研究截然不同。整部论文集为我们展现出一个完整、动态、现代的易卜生：①该书有利于修正易卜生在中国的传播错位，让更多人关注易卜生的前后期戏剧创作，从而为我们还原一个完整的易卜生。比起简单地把易卜生视作现实主义作家，这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突破意义。②无论内容还是形式，易卜生中期的社会问题剧都不是突然产生、戛然而止的，它有其思想渊源并产生后续影响。因此，研究易卜生早、晚期戏剧，把早、中、晚期的易卜生剧作衔接起来，有利于了解其思想的动态变化，也能够加深对其中期戏剧的理解。③作为社会问题剧作家的易卜生只能被视为现实主义作家，而其作为现代戏剧之父的身份则得不到体现。易卜生诗剧的现代性更多地体现在他的思想剧、象征剧中。着重研究这些戏剧类型，发掘其剧作的现代性，从而给现代戏剧之父以应有之义。正如邹建军所言，易卜生早期的10部诗剧现在看来真是经过时间检验而具有经典性的作品，与后期象征剧和中期社会问题剧中的优秀作品相比，也毫不逊色，其优势与特点还更加鲜明。更为重要的是，易卜生中期社会问题剧与后期象征剧里面的一些作品，往往都来自于早期诗剧，或者说与早期诗剧存在密切关系；如果不读其早期诗剧，就不可能准确地理解其中期社会问题剧与后期象征剧因此，我认为易卜生早期的诗剧，在其整个文学创作里占有重要的地位，应该特别引起关注与重点开掘。（《序二》5）这段话宏观且动态地把握了易卜生戏剧体系的全貌。这种思想贯串于整部论文集中。如王芳实在《论弗瑞亚与凯蒂琳的三层关系》中引用卢卡契之言《凯蒂琳》已包括剧作家最后一部作品的所有问题，把该作放置于整个戏剧体系中来研究；《〈诺尔玛，或政治家的爱情〉的三重隐喻》（杜雪琴）一文认为在其早期诗剧中，往往也存在着强大包容性和多义的阐释空间，易卜生从此剧始逐渐走向一条未来的象征艺术之路。
　　二、前沿理论与多元视角
　　英国学者朱利安沃尔弗雷泽（以下简称朱利安）在《21世纪批评述介》中将空间与场所作为21世纪文学批评的一种趋势。最近25年中，兴起了多学科的关于空间、地点、文化地理学的研究。这是一个涉及广泛、形式多样的研究领域。它认为我们对自己居住场所的性质进行批评干预的同时，居住场所反过来也决定了我们对自身的看法。批评家们以各自迥然不同的方式揭示出：空间自身是如何既作为一种产品（经过不同的社会过程和人类干预所产生的），又作为一种作用力（它反过来影响、指引、限定人类在世界上的活动和路线的潜能）而存在的。
　　文学地理学为文学系统多层结构分析提供了研究方法与路径。朱利安指出空间和地理批评是诸多批评导向之一，但并没有明确描述方法论、步骤和思想谱系。邹建军先生在文学地理学批评实践方面提出了一系列富有启发性的观点，并在方法论上做出了指引。他曾在《文学地理研究的主要领域》一文中指出文学地理批评的八大领域（《文学地理研究的主要领域》），其中，一国自然山水对作家文学构成和演变的影响，文学作品对地理空间的建构，文学作品中自然山水的描写及其意义等方面在易卜生早期戏剧的研究中可以得到灵活运用。在《易卜生诗剧研究》中，我们可以看到学者们对这一批评方法的创造性实践。论文集中有6篇文章是从地理与空间批评的视阈研究易卜生诗剧的。
　　王晓燕和胡红梅的论文虽同认为《凯蒂琳》展示了自然、地狱、天堂三重地理空间，但王晓燕指出它们在凯蒂琳犯错、受罚与赎罪的生命历程中，起到了暗示命运发展脉络的作用；而胡红梅则认为三重地理空间展示的是一幅人类从原罪到炼狱到救赎的宗教仪式画面，各有旨归。高丹的论文《论培尔金特中的三重地理空间建构》将剧中空间分为真实地理空间恋恋故园、虚拟意象空间山妖王国与索尔维格森林、现实与虚幻的空间中年旅行足迹，真实的地理空间推动了情节的发展，凸显了培尔金特的性格；虚拟空间是易卜生内在精神的外化和分离，而现实与虚幻交织的空间则代表了培尔金特梦游式的旅途，不同地理环境对培尔金特不同人生阶段的性格塑造起到了重要作用。《试析〈海尔格伦的海盗〉男女主人公性格中的地理因素》通过分析北欧及挪威峡湾的地理环境，指出人物性格和精神气质与其生长和生存的地理环境息息相关。
　　文学伦理学批评也是21世纪文学批评的导向之一。伦理问题对当代文学批评产生着深刻的影响。伦理批评意在分析艺术作品的伦理本质，希望能因此在叙事的生活和读者的生活之间建立起有意义的联系。（沃尔弗雷斯 143）北美伦理批评的代表人物西伯斯在《批评的伦理》中指出承认伦理在批评理论中的地位，使这一学科中的实践者们具备了自主能力，能提出与文学文本及其可观的社会和意识形态涵义相关的结论（沃尔弗雷斯 145）。伦理批评者的作用就在于指明特定文本向读者传达知识和普世的善的概念。伦理批评的实践者已取得多方面的成绩，《易卜生诗剧研究》中收录了这样的范例约6篇。
　　邹建军的《无爱的悲剧：布朗德形象本质新探》在对布朗德与家庭、社会、宗教三重伦理关系进行考察后，认为布朗德的悲剧是一个极端个人主义者的悲剧，这种极端个人主义是排斥他者的，导致他对家庭、社会、宗教缺乏真正的爱，无爱的伦理关系导致个体的悲剧。在传统批评中，学者更倾向于从哲学角度同情和理解布朗德的自我主义，并肯定它所蕴含的反封建、反传统的社会意义。邹建军对这一阐释方式产生了怀疑，他站在伦理批评的角度得出的颇具新意的结论与先前的认识迥然不同，这也充分显示了新的批评方法的创造力和生命力。在《英格夫人的伦理主题》一文中，谭咪咪认为易卜生在剧中描绘了围绕在英格夫人这一女性形象周围的复杂伦理关系，展现了当时的社会家庭伦理准则；并通过对以英格夫人为中心的多方伦理关系的分析，探讨其悲剧中的伦理内涵。张武进、周美兰在《从〈苏尔豪格的宴会〉看易卜生的伦理困惑》一文中认为，易卜生的戏剧创作始终贯串着人性自由与道德禁忌之间近乎二律背反的矛盾和冲突。个体有寻求独立与自由意志的内在需求，同时又处于道德原则与伦理秩序之中，人需要依靠理性在二者之中寻找平衡点。《苏尔豪格的宴会》正好体现了自由意志与道德禁忌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又正好是易卜生本人的伦理困惑，从而把作家的伦理观念与文本中所体现的矛盾很好的结合在一起。在《论〈海尔格伦的海盗〉中的伦理因素》中，刘遥引用了易卜生的话在各种男女之间的关系、女人和女人之间的关系和人际关系的故事中，我看到了个人生活的丰富和鲜活资料。就是在和所有这些男男女女的相处中，产生了《海尔格伦的海盗》的原始和模糊的初稿，并指出该剧立足于人和人之间的伦理关系，这种人际关系在该剧中被设定为家庭成员关系，伦理困境是主要人物走向悲剧命运的深层原因。
　　文学地理批评和伦理批评两种新的批评方法在文集中得到了广泛应用，除此之外，我们还能看到其他一些新的批评方法的运用。《〈海尔格伦的海盗〉的生态女性主义解读》即是一例，安安通过分析女主人公伊厄棣斯与三个主要人物的矛盾关系和象征意义的分析，揭示出这部悲剧所蕴含的生态意识、女权意识及其社会批判意义。赵义华将信息管理学理论运用到文学批评实践中的做法则颇具创造性。他在《〈海尔格伦的海盗〉中的交流阻滞型悲剧 》中表明悲剧原因无关命运，而是人物在交流过程中发生的信息交流阻滞。
　　最后，传统的批评方法在易卜生早期戏剧研究中继续放射光彩。对悲剧性、悲剧人物、悲剧主题、表现手法等传统领域的研究在本论文集中也有新收获。《奥拉夫里列克兰斯：自我的迷失与敞亮》一文把焦点集中于自我的迷失与追寻这一传统主题。胡晓玲和白真真认为戏剧创作的6年正好是易卜生成长的关键时期，该剧记录了易卜生曾经的浪漫情怀与对人生的思考与认识，记录了自我在权力与秩序的压抑下如何奋力突围。最后年轻的的易卜生给了人们期望已久的结局最大限度地保有自由意志、保有自我人格健全的同时，与社会达成某种程度上的和谐共存并非是不可能的。此文对作家的创作心理的分析十分到位。周亚芬的《凯蒂琳的三个意象与易卜生的原因意识和道德理想》通过分析灶神殿、梦境和鬼影三个意象，探讨了易卜生的道德理想。《爱的喜剧三元宗教隐喻探析》认为剧中三元宗教隐喻，暗示了宗教信仰与教会势力在世俗物质文明影响下相互割裂、渐行渐远的事实，并结合人生经历、历史背景与现实环境分析了易卜生早期宗教观形成的原因。另外，由袁艺林执笔的《易卜生国内外研究综述》，资料翔实，分类明晰，统计准确，也为学者了解易卜生研究现状提供了有效途径。
　　易卜生是说不尽的，挪威易卜生研究著名学者克努特认为易卜生戏剧之所以能够与时俱进，一方面是因为他戏剧结构的精妙；另一方面是因为他的戏剧充满了不确定性和多义性，吸引读者发挥聪明才智和阐释能力进行解读。《易卜生诗剧研究》这本书充分体现中国当代学人的开拓创新精神和聪明才智，从研究对象的选择到研究方法的创新上，都极富启发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