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王文化研究漫谈 一、皇权至上是中华多民族大家庭形成的基础和封建文明高度发达的制度保证 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制度以君权神授为其理论基础，通过论证天人合一，把皇权与神权胶合在一起，使专制皇权具有了上顺天意下合民心的神圣性与合法性。皇帝以天子自命，具有上帝元子和民之父母的双重身份。“皇天上帝，改厥元子” ；“天子作民父母，以为天下王”。坐上皇帝宝座上的人，便是“奉天承运”，是皇天上帝授权处理人间事务的最高代表。 以今天的标准来看，皇权专制这种政体的确不够完美，但它在古代中国的确立和长盛不衰，是因为它完全根植于“家国同构”这一土生土长的中华文化土壤，符合历史发展趋势，顺应了中国古代的国情民心，因而能够始终如一地拥 有非常广泛的民众认同。 在中华文明核心区域的华夏内陆，人文地理环境相对的封闭，其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使得许许多多同质的、具有共同血缘的氏族村落在改善生存环境、提高生活质量的努力中渐渐地走到了一起，进而更形成了以最强大的部族为核心，以血缘的亲疏远近、归附的早晚或效忠的程度为分层标准的拟血缘部族联盟。这种拟血缘联盟便是后来所谓“家国同构”体的雏形。伴随着拟血缘部族联盟建构的进程，联盟中先前较为单一的血缘宗族权力拥有者，随之成为了社会政治权力的掌握人，联盟中最有权威的氏族首领，也自然而然地成为了联盟中的最高行政长官。而联盟成员之间因层级分化、利益纠纷所引起的离心离德， 拟血缘联盟的维持巩固和发展壮大，以及联盟最高首领政治权威的维护和强化，则在同质文化与血缘纽带的推广和泛化过程中获得圆满的解决。 中国古代的国家和古老的中华民族，是在这种拟血缘部族联盟基础之上发展而来的。拟血缘部族联盟的政治权力生成于血缘宗族权力这一模式，以及两种权力之间从一开始就显示出来的无间结合和水乳相融，与后来的中国封建专制皇权的结构形态并无质的分别。拟血缘部族联盟统治者借助于同质文化与血缘纽带来化解社会矛盾，凝聚人心，建构和巩固家国同构体，保障和强化自己的政治权利地位的道路与手段，也提示着后来的封建专制皇帝刻意在这方面下工夫。因为，无论是拟血缘联盟的最高首领，还是大一统国家的专制皇帝，他们在拟血缘家国同构体中所扮演的角色是相同的。他们既是同构体政治上的最高领导人，也是拟血缘群体的大家长，都肩负着源自于政治社会和源自于血缘亲情的双重责任与权力。其治下的民众，也同样具有拟血缘宗族成员和政治社会子民的双重身份。联盟首领或是专制皇帝都依据同样的社会政治和血缘宗族逻辑关系，享受着来自于他们治下民众政治上的拥戴和血缘上的亲近。而中国古代社会的成员们也都虔诚地相信，皇权之下，所有普通人之间，以及普通的人与高高在上的皇帝之间，不仅都是拴在一根链上的利益相关者，彼此之间更有一种不能割舍的血缘亲情相连接。中华文化中这种具有旗帜意义、凝聚人心作用的社会政治与血缘宗族混一的特质，在奴隶制王朝领袖和封建专制皇帝们刻意发酵和善加引导之下，不仅成为推动中华大地异血缘群体的拟血缘化发展，将不同地域分散的同质文化逐渐凝聚成一个整体，铸就中国这个巨大的拟血缘群体抗击打的坚韧和抗分裂的不二法器，还一以贯之地被他们用来维系和巩固政权，美化和完善拟血缘化同构体及其制度。 不过，无论奴隶社会时期还是封建社会时期，同质文化与血缘纽带的推广泛化，其主要作用都在于思想意识层面。而调整具体的人际关系，解决现实和有形的矛盾，则主要借助于礼和法的建设来实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和“孝、慈、恭、顺、敬、和、仁、义”等“礼”的原则，成为皇权专制者在社会意识形态画地为牢的理论依据。举凡社会生活所及，无不依礼而立。人们的精神因此而被控制，思想被驯化，人格被整肃，专制者个人的意志顺畅地转化成为整个社会生活的中枢、支配力量和个体意识的自觉，专制行为毫无争议地成为精神上神圣、理论上合法、不容怀疑和不可违逆的天意。积久成习，对专制皇权的忠诚与服从，渐渐潜移默化为中华民族的主流文化积淀，内化为人们内在的精神追求、心理需要和意识自觉，塑成了一个民族的习惯性行为。 这样，皇帝如愿以偿地成为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国家的核心和权力主体。君主“履至尊而治六合，执捶拊以鞭笞天下”；“总揽权纲”，“政不任下”；“总揽威柄，权不借下”；“天下之事无小大，皆决于上”。个人权力绝对化，君主“任心而行”，无须受任何制度、法律的约束。 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就是这样一个以皇权意志为轴心，以皇权利益为本位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中，一切有形或无形之物，不论在理论上，还是在现实中，都成为君主个人及其子孙的财产，全国上下都“跻之仆妾之间而以为当然”，帝君而外，任何人都不再具有独立的意志和自治的品格。 人类文明进化的标志之一，就是懂得了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同时，理性地面对并有意识的调节与他人之间的利益关系。中国古代特定的地理区位与经济形态，要求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权，以促进小农经济生产的发展，并约束利益相关方面理性自利，有效平衡和调节利益链上关系环节的和谐共存，使社会维持正常运行，共同的家园能够统一和谐，从而实现各利益方自身利益最大化。封建社会，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经阶段。延续数千年的皇权专制下的中央集权制度，就是基于这一历史阶段社会管理的需要，适应当时的社会生产力和社会总价值观而创建和延续的。 考察人类历史上与中国并称的其他三大文明古国受挫的文明进程。我们更有理由相信，中华多民族大家庭的建立、巩固和发展，泱泱大国的统一和领土的完整；能够在恶劣的自然条件下有效地组织人力、物力和财力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和生产活动；能够让不同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发展和提高，长期保持着领先于世界的中华文明得以长盛不衰，都与皇帝意志能够毫无阻碍地在他的子民中贯彻落实直接相关。 要而言之，皇权至上在中华大地的形成和延续，既是中国封建社会立国、统一和巩固的需要，也是维护封建经济基础、促进社会生产力的需要。它在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中顺时势而兴，对中华民族成长壮大的促进和守护作用是不该被遗忘的。 二、中华大一统的皇帝情结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价值核心 一个地域广阔的多民族国家，固然可能凭借武力建构，但其维系和巩固，却只能依赖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确立和培养。中华大一统皇帝情结，即对大一统社会和强势领导人的渴求，正是中华先民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价值核心之一。 作为中华民族的集体意识，中华大一统的皇帝情结，是远古英雄情结在封建历史条件下的自然延续，其历史可以追溯到三皇五帝时期。 当时，中华先民对族群中有才德，曾经带领他们战胜困厄的领袖伏羲、神农、黄帝与尧、舜、大禹等人，由衷地生发出敬畏崇拜的意识和服从的心理，并以供奉、祭拜与神化这些领袖和英雄来提振本族群的人心，增强族群的凝聚力和自信心，从而激励和召唤更多有才德，甘愿奉献的族人为族群的共同利益而发奋。由于生产力和社会结构的原因，早期的英雄带有明显的神人合一色彩，后期的英雄则在一定程度上显示出天人合一式帝王的雏形。 华夏大地聚族而居的生活共同体，到夏、商和西周时期，已经进化为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奴隶制国家。自视为天、地、人主宰的国家最高统治者开始以“王”为专称。在王统帅下的夏、商和西周三代，由于国家机器逐步健全，社会的调控能力一步步增强，应对各种自然灾害和化解社会危机的效能显著提升，人们的生存环境和生活质量得到有效改善，因而人们有理由相信，这一切都是王庇护的结果。 战国中后期，诸侯林立，兼并混战，生灵涂炭。苦难激发人们思考，王与社会、王与个人的关系问题，成为诸子百家关注的焦点。 “乱莫大于无天子。”当人们从血的教训中悟出这个道理以后，呼唤能号令天下的“天子”，重建夏、商和西周那样统一和安定的社会秩序，不仅成为春秋战国时期人们普遍的期待，也成为先秦社会精英们殚精竭虑奔走呼号的首要问题。在他们看来，“多贤不可以多君，无贤不可以无君”，“使天下两天子，天下不可理也” 。有人力主恢复天下为一、上下有序和贵贱有等的西周礼乐社会，要求约束诸侯任意妄为，认为礼乐征伐只能自天子出；要“选择天下贤良圣知辩慧之人，立以为天子，使从事乎一同天下之义” 。他们认为，既然“天无二日”，那么“民”也理应“无二主” ；因为“君者，国之隆也，隆一而治，二而乱。自古及今，未有二隆争重而长久者” ；“王者执一，而为万物正”，“ 一则治，两则乱”。 先秦诸子以统一代替混乱、以集权取代群雄并立、由独一无二的君主来一统天下的共同诉求，既是那个时代社会理性的体现，也是长期处于水深火热中的社会大众最热切的现实期待。 综上，春秋战国时期对大一统中央集权君主专制必要性和方式途径的论证，达成了华夏民族需要大一统、需要专制皇权的共识；秦汉王朝对皇权专制下的中央集权制度的成功实践，则不仅坚定了后世的国家最高领导人承袭这一制度的决心，也赢得了广大民众对这种制度的忠诚，以及对专制皇帝的衷心爱戴。秦汉以后，中华先民不可变易不能割舍的皇帝情结由此定型，并在未来的民族进程中发挥着收拾人心、凝聚社会合力的巨大作用。 如果说个人认同是回答“我是谁”的问题，那么集体认同则要回答“我们是谁”的问题。按社会学家这个思路，我们很清楚地看到，皇帝情结真正的功用，在于牵引着人们把中华多民族大家庭、大一统中央集权制度，皇帝独裁与“我们的”生存发展环境和现实生活质量紧密挂钩，并由此激发中华先民们对大一统社会的由衷向往，对大一统皇帝无条件的崇拜与敬畏；并渐渐内化为一种民族意识，一种群体的生命自觉；再导引他们跨越了东西南北遥遥万里的广袤，突破了河海大泽汹汹水域的阻隔，战胜了高山莽原抚膺坐叹的险恶；克服了民族群落不同、生活习性不一，语言文化差异，人际交流不便，社会意识传递不畅等等困难，不分地域民族，不计信仰职业，都自觉地团聚在以皇帝为标志的集权中央政府周围，以主人翁的姿态维护中华多民族大家庭的团结与和睦，服从专制皇帝的意志。从这个意义上说，皇帝情结曾经是凝聚中华民族人心，彰显中华民族精神 ，寄托寻宗溯祖、落叶归根愿望，表达对民族大家庭认同不可替代的符号。中国的封建社会能够延续两千年之久，中国今天能够以一个地域辽阔的多民族国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中华文化能够长盛不衰，缺少了皇帝情结是很难想象的。 三、封建皇帝对中华民族的形成、发展和强盛以及中华文明的传承有过特殊的贡献 历史发展的方向和时机存在着多种可能性。不同的可能性，演进的路径、方式和最终结果必然各不相同。能否审时度势抓住机遇，引领社会更快更好地向着合于文明逻辑的未来前行，则完全取决于那些占据着权力主导地位、握有决策指挥权柄的帝王。作为国家的最高领导人，他们是大一统封建帝国的象征，是中华多民族大家庭的符号，是天下人的主心骨，是社会人心的吸附器，是中华民族向着未来前行的舵手。我们在为中华民族和谐统一的大家庭而骄傲，为地域辽阔社会昌盛的东方文明古国而欢呼，为历史辉煌而骄傲的时候，也有足够的理由为那些导引着我们民族前行的皇帝喝彩。而他们的弱势或是强势，他们的胡作非为或是积极有为，他们偏安一隅或是威临华夏，其影响社会的方式和程度，曾经的贡献或过失，也都是我们客观认知中华民族发展史，全面描述中华古代文明所必须面对的。 汉武帝刘彻，在位54年， 他“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把华夏民族 在春秋战国百家争鸣洗礼中蕴蓄起来的能量和智慧，用以确立未来2000年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政治制度的理论基础，建立起举国一致的舆论体系，开中国舆论服务于皇权和国家机器之先河；他恢复官办太学，推行察举之制，其完全按体制需要培养和选拔人才的模式，为历代封建王朝所遵从；他颁行“推恩令”，收相权，设刺史，立平准均输，为后来者巩固皇帝专制和中央集权制度提供了清晰的思路；他坚持中央直接控制国家货币的铸造和发行，实行盐、铁、贸易的国家专营，兴修水利重视农业生产，其富民强国的政策和措施，成为历代封建王朝蹈袭不改的国策；他以其雄才大略，带领着华夏民族进入到全面开拓和扩张的时期：以强硬的军事手段主动出击匈奴，一举结束了匈奴人1000多年来肆意危害中原的历史；他以雷霆之势镇压图谋不轨的闽越、瓯越、南越等南方诸国，将他们纳入中央政府直接管控之下；他派专使赴西南，以武力相胁迫，以招抚为目的，兵不血刃，使西南各族从此归化中央王朝；他派张骞出使西域，以软的一手奔袭匈奴人的战略后方，开拓西北边疆，沟通中原同西域以至中亚各地的联系，搭建起华夏文明与中亚、西亚乃至欧洲文明沟通的桥梁。 再如“芟夷奸宄，刷荡氛祲，化通冠带，威震幽遐，虞舜之大功二十，未足相比；姬发之合位三五，岂可足论” 的隋文帝杨坚，一方面以怀柔政策安抚已经融入中原社会的少数民族，以培育共同的文化意识来弥合因长期政治纷争造成的族群和区域分裂，使一个相互残杀了近四百年的民族重归于和睦，分崩离析的国家再次统一；以积极主动的军事打击和政治分化消除周边日益坐大的突厥、吐谷浑、契丹、高丽等外族威胁，为满目疮痍的中原争取了相对和平的周边环境和疗伤自愈的宝贵时间。另一方面又以兴灭继绝的勇气进行文化重建和制度创新。他重金求书，使那些历几百年战乱而侥幸存世的文化典籍得以收集，濒临绝境的华夏文明得以延续；他积极促进南北文化和胡汉文化之间的嫁接与融合，为渐渐失色的中华文明重构与优化创造了一个空前阔大坚实的平台，浴火的中华文明因此而重生；他开创的科举制度一直沿用至封建王朝终结的清朝末年；他恢复并全面改革了汉朝的政治经济文化法律体系，三省六部制、开皇律、州县两级制、均田制和创立义仓等，或全部，或部分为唐以后的历代王朝所袭用和借鉴。 历史已经远去，帝王已经作古，探寻中华民族曾经辉煌的原因，后人只能根据既成的历史事实作出判断。而所有的历史事实都是由一个个事件的发生和处理、一项项政策的制定和推行成就的。汉武帝和隋文帝们正是这些历史事件发生处理和政策制定推行的策源地，他们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的特殊作用，是他们之外的任何人所做不到的，他们为国家的统一、巩固，为中华文明的发展所做的贡献，是我们不能也不该忘记的。 我们肯定帝王的历史功绩，并不是否定人民群众推动历史进步的这个基本事实，而是在此基础上客观评价帝王的历史地位。我们认为，只有认同帝王的历史地位，才有可能不误读我们民族曾经的历史；只有客观评价帝王的历史作用，才可能实事求是地检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的经验和教训，从而全面地继承和弘扬中华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