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西方政治学说在晚清中国的传播

　　自1807年马礼逊来华至鸦片战争期间，英美等国新教传教士开始向中国传播一些西方的政治思想学说。1835年，普鲁士传教士郭实腊的《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介绍了英美两国的政治制度，并引出国政公会及省称公会（国会）一词。1838年，美国传教士裨治文的《美理哥合省国志略》，以5卷的篇幅详述了美国的选举制和三权分立制度等国政。1839年，林则徐主持编译了《四洲志》，其中介绍美国的政治制度。不过，这一时期对西方政治制度的介绍还不够系统全面，对中国的影响也不大。
　　鸦片战争后，魏源的《海国图志》（1842年刻本为50卷，1847年扩充为60卷，1852年再增补为100卷）介绍了美国的选举制、任期制和多数规则。徐继畬的《瀛寰志略》介绍了英国君主立宪及上下议院制度，更为详细地评介了美国的联邦制和民主共和制。梁廷枏的《海国四说》比较详细地记载了美国的政治制度。19世纪50、60年代，洪仁轩在《资政新编》、蒋敦复在《英志自序》中，更为具体地阐述了英美的选举制度和议会制度。1856年蒋敦复编译出版的《英志》（8卷），是一本颇具特色的介绍英国议会制度的专著。他第一次将英国政治体制称为君民共主。
　　自19世纪60年代至戊戌变法，参与译介西方政治学的外国传教士主要有英国的傅兰雅、李提摩太，美国的丁韪良、林乐知，德国的花之安等。60、70年代西方的政治制度和理论主要从两个方面得以在中国传播：一方面，西方传教士编译了一批历史、地理、法律书籍，如《万国史记》、《万国通鉴》、《泰西新史揽要》、《大英国志》、《米利坚志》、《联邦志略》和《公法会通》等，其中1864年的美国传教士丁韪良的《万国公法》提及孟德斯鸠，1879年的日本人冈本监辅的《万国史记》也论述了孟德斯鸠、伏尔泰和卢梭的学说及其影响。同时，他们还撰写或翻译了一些专门介绍西方议会制度和民主思想的政治书籍和文章，如《译民主国与各国章程及公议堂解》等。另一方面，60年代后期清朝出使人员如斌椿、志刚等普遍将其在西方的所见所闻包括议会制度都记载在笔记、日记和著作中。70年代对西方政治制度和文化作出较为全面、准确的介绍当属1875年6月12日登载在《万国公报》上的《译民主国与各国章程及公议堂解》一文。该文介绍西方各国章程虽有不同，不过分行权柄而已约举其目，盖有三焉：一曰行权（行政），二曰掌律（司法），三曰议法（立法）。显然，这里论及了主权在民和三权分立。
　　1883年，王韬在《弢园文录外编》中，对西方国家实行的君主、君民共主、民主等三种政体作了比较，认为惟君民共治，上下相通，民隐得以上达，君惠亦得以下逮。犹有中国三代以上之遗意焉。而在西方各国政治制度中，王韬最推崇英国的君主立宪政体，认为英国政治之美，实为泰西诸国所闻风向慕，则以君民上下互相联络之效也。王韬宣称，普鲁士之所以能战胜法国，其原因在于前者为议会民主制，而后者为专制君主制。如果中国亦推行君民共主，必定走向强盛。经王韬阐扬的君民共主论影响甚大，此后鼓吹议会政治者，大多运用这一论点。可以说，王韬对西方政体和议会政治的认识代表了19世纪7080年代中国改良思想家的最高水平，在当时知识分子群体中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当时的洋务派官员亦是近代中国传播西方议会政治理论的一个重要渠道。1875年，洋务派首领文祥在《密陈大计疏》中分析了西方国家兴废成败与议院之间的关系。在近代中国思想史上，崔国因因首倡设立议院改革政治制度而占有比较重要的地位。在中法战争爆发前夕的1883年，崔国因上书朝廷，请求发奋图强。他在《奏为国体不立后患方深请鉴前车速筹布置恭折》中明确指出：设议院者，所以因势利导，而为自强之关键。在崔国因看来，议院是沟通上下之情的最好方式。
　　由上可知，当时先进人士在探索中国富强之路中，已由经济、军事、科技、教育层面深入到政治制度这一核心领域。需要指出的是，洋务派所要移植到中国的议院，并不是西方国家政权结构中限制君权的立法机关，而只是供满清皇帝通下情的咨询机构。它与强化君权并不相悖。因此，他们在介绍西方议会政治时，从来不谈立宪，更不谈立法。
　　19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学说的传入较此前有所起色，但是数量依然尚少，且大都夹杂于外国史志类译著，或一些报章杂志如《西国近事汇编》和《万国公报》等刊载的时事政治及介绍西学类的文章中，零星而不系统、片断而不完整，因而影响不大。真正较为系统全面的输入，还是在戊戌维新前后。
　　戊戌时期，康、梁维新派接触和传播西方政治学说，最初主要是通过英美等国传教士的译著。此外，何启和胡礼垣在《新政真诠》、严复的《辟韩》亦对卢梭主权在民思想进行了较为充分地阐发。严复指出，君与民的关系，并不是韩愈所说的主仆关系，而是在管理公共事务上的一种委托与被委托的契约关系。梁启超于1897年3月将《辟韩》一文转载于《时务报》上，从而给戊戌维新运动增添了西方政治学说的色彩。，对武装维新派的思想起到了较大的作用。
　　戊戌维新失败后，鉴于十余年来中国守旧者和喜新者均未真正理解西方近代政治学说特别是自由学说的真谛，严复于1903年翻译了《群己权界论》（穆勒的《论自由》），开始系统介绍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学说，在《群己权界论》中，严复非常重视和强调自由，提出了自由为体，民主为用、身贵自由，国贵民主等著名思想主张。
　　对译介西方政治学说作出重要贡献的另一重要人物是梁启超，在变法失败后，他抱定维新吾国，当先维新吾民的宗旨，研究和吸收从古希腊到西方近代的各种政治学说，对欧洲近代政治学说如卢梭的主权在民说、孟德斯鸠的政体论和三权分立学说，更是反复宣传介绍。流亡日本后，梁启超相继办起了《清议报。》和《新民丛报》，先后发表《立宪法议》、《卢梭学案》等宣传西方民主思想、宪政制度的文章。同时，他还对国家和自由思想进行了较为充分的阐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