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中药意义系统与现代建构以东北野山参为例

　　一、物的人类学
　　严格意义上的东北野山参是指产于中国东北地区、在自然环境中生长，没有任何人为干预、生长于林下的人参。在清朝末期，东北野山参几近枯竭，实物形式的东北野生人参几近消失。其后，民间多用人工培育的方式种植人参。因其生长环境和种植方式的差异，与真正的野山参不可同日而语。有趣的是，东北野山参的概念一直延续至今，市场上每年销售和消费的东北野山参规模之大，远远超过东北长白山山脉的确存的少量野山参。本文以现代东北野山参为研究对象，通过对其社会生命史的全程追踪和考察，揭示现代山参之野的意义建构过程，以及背后的文化动力与实践逻辑。
　　人类学向来都是研究人、人性及文化的学问。物并不是人类学研究的常规论题。然而，人类学对物的研究并非局限于物本身，而是透过物的物质表象，透视物背后的文化含义，进而试图回答两个问题：物如何传达社会关系？如何经由物来理解文化或社会？早在西方人类学发展的初期，莫斯（MarcelMauss）就出色地阐述了蕴含在礼物交换体系中的复杂社会意义：物品通常被赋予所有者的精神特质、灵魂，送出礼物的同时，也是将自己的精神特质送了出去。在与涂尔干（EmileDurkheim）合著的《原始分类》中，莫斯进一步指出，社会的分类决定了事物的分类，社会并不单纯是分类思想所遵循的模型；分类体系的分支也正是社会自身的分支。列维斯特劳斯（C。LeviStrauss）从结构主义的立场出发，认为莫斯人与物不分，只停留在处理现象的表面，忽视了背后深层次的交换关系。他认为，交换才是社会的再现和繁衍的机制，是超越人的意识而存在的，可以被客观地加以研究，进而揭示不同类型社会的运作机制。马克思揭示出商品的拜物教性质及其秘密，认为商品之所以神秘，并不在于它的使用价值，而在于它的形式表面上看似简单、平凡，实际上却充满形而上学的微妙和神学的怪诞。
　　人类学家阿尔君阿帕杜莱（ArjunAppadurai）把上述思路做了充分的延伸和推进，认为物的意义蕴含在它们的形式、用途和轨迹之中，所以我们必须跟随物本身，通过对物的社会生命轨迹分析，才能充分把握、理解和解释与之相关的人的行为。他把这种分析视角称之为方法论上的拜物教（methodologicalfetishism）。这就是物的人类学研究（anthropologyofthings）。这种理念被西敏司（SidneyW。Mintz）在《甜与权力》一书中充分运用。他从马克思主义立场出发，用糖的历史作为例证，力图证明西方资本主义的崛起，除了其内部的发展驱动之外，还有殖民地经济（甘蔗庄园及制糖产业）等外生变量的巨大贡献。通过翔实的史料，西敏司向我们展示了糖是如何从最初的奢侈品和身份表征，随着资本压榨和产业发展，逐渐变成一种大众廉价必需品的。借助物的人类学方法论，西敏司将现代日常生活中再常见不过的糖，放到一个更深远的历史进程中考察，揭示出物的内在意义与日常生活相关联，是个人为自己及周围人的行为赋予的意涵；而其外在意义则与社会组织、体制、权力等相关联，是社会组织与族群造成的改变带来的影响。
　　通过分析布农人对物的传统分类观念，黄应贵探讨了他们对不同物种的认识、接受与创新的过程。布农人把自然物看成与人密切相关的东西（比如水稻），而通过特殊知识或工艺技术所创造出来的物，则是没有主体性的客观的物，如茶叶。对两类农作物的划分，不仅影响了布农人的生产活动，同时还影响了他们的日常生活。张光直倡导研究饮食人类学（anthropologyoffood），指出中国人具有独特的饮食文化，其中最为核心的即食品也是药品。我们认为，一个人所吃食物的种类和数量与他的健康密切相关，机体的运行遵循着基本的阴阳原则，体内阴阳不平，可以吃特定食物来调节体内的阴阳失衡。陈有平也认为，食用适当的食物有助于人保持身体的平衡或恢复平衡状态。这种观念使得中国人自古以来就关注滋补品和保健品。蒋斌从中医思想和中国文化入手，以燕窝为研究对象，借用阿帕杜莱的方法论上的拜物教，探讨燕窝在中国社会和文化体系中的位置，以及人们用怎样的修辞和语言来建构燕窝的意义。他发现，燕窝之所以能够成为可欲的（desirable）消费品，其背后依赖的是知识的断层和阻绝。
　　人类学对食物的研究并没有将话题和研究对象局限于食物，而是将食物放置于更加广阔的社会和文化背景中去考察，视其为整个社会文化体系中的一部分。因此，历史、政治、权力、宗教、意识形态、观念信仰、经济制度、生产方式等诸多文化因素都可以用于分析饮食文化。上述研究脉络较好地呈现了人类学对物的研究的基本思路和分析视角。本文将延续这种分析路径，以东北野山参为对象，考察其在生产、流通和消费三个环节的意义建构和再生产过程。
　　二、东北野山参的文化意涵
　　在中国文化体系中，东北野山参绝非通常意义上的中药或补品，它的身上承载着近乎神圣的文化意蕴。在中医体系中，任何一味药都有自身独特的药性，药性理论又是建立在中医阴阳五行思想基础上。中医典籍这样判断人参的药性：有如人参，或谓其补气属阳，或谓其生津属阴不能定其性也。余曾问过关东人，并友人姚次梧游辽东归与《纲目》所载无异云人参生于辽东树林阴湿之地秉水阴润泽之气也，故味苦甘而有汁液。发之为三稏五叶，阳数也。此苗从阴湿中发出，是由阴生阳，故于甘苦阴味之中饶有一番生阳之气不独人参然，凡一切药，皆当原其所生，而后其性可得知矣。这段文献告诉我们：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