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中国古代小说戏曲中负心汉社会心理

　　中国古代小说和戏曲同属于叙事文学的范畴，它们在题材方面相互关联、相互借鉴，许多故事都围绕着男女情感、婚恋来展开描写。情感婚恋是文学作品永恒的话题，饮食男女到了一定的年龄阶段都会对爱情产生向往，期待在自己最好的年华遇到完美坚贞的爱情，然后组建美满的家庭。但现实往往事与愿违，爱情的旅途总是充满艰辛与坎坷，许多情侣最终会因为现实中的各种原因而无法成就美好姻缘，让人惋惜，也正是因为惋惜等情绪的触动，促成了古代小说戏曲对于这些艰难情感的描写，而这些出现在小说戏曲中的情感婚恋故事大部分又都与负心汉有关。在文学作品不断流传的过程中，负心汉的成因不断为研究者所关注，成为探究社会文化、文学作品人物形象等的重要依据。
　　一、古代小说戏曲中负心汉形象
　　本文所论述的负心指的是男女之间在已经确定婚恋关系后，男方违背双方的誓言，做出了背叛女方的举动，负心汉则特指古代小说戏曲中的负心书生。我国古代小说戏曲大多是以民间传说或情感故事为主要内容，而其中情感故事多数描写的是奇女子与负心汉的故事，以至于形成了文学史上关于爱情故事相对固定的负心汉主题模式。
　　唐代传奇小说《莺莺传》，描写了家境贫寒的书生张生与没落贵族小姐崔莺莺相爱，但最后因种种原因对崔莺莺始乱终弃的悲情故事。后来在《莺莺传》的启发和各种社会现实的影响下，唐代蒋防创作了《霍小玉传》。此外，早期南戏《张协状元》《赵贞女蔡二郎》，元代杨显之的《临江驿潇湘秋夜雨》，明代冯梦龙的《杜十娘怒沉百宝箱》等都塑造了负心汉形象。通过对众多作品的分析，并参考相关文献资料，我们发现，古代小说戏曲作品中的负心汉主要有三种类型：第一种类型是在本能冲动或好色驱使下的用情不专，移情别恋，研究者将其称之为纯粹的官能欲负心汉；第二类则是由外界功名利禄诱惑下而改变初衷，抛弃发妻的功利欲负心汉；第三类是因家庭门第、父母之命难违而被迫离弃，实属无奈的迫不得已型，如《霍小玉传》中的李益等。
　　二、古代小说戏曲中负心汉负心的社会因素
　　科举取士、门第观念、封建礼教等构成了负心汉们负心的主要社会客观因素。中国古代选拔官员一个非常重要的方式是科举取士制度。唐宋以来，科举取士为很多出身寒门的读书人提供了发迹的机会，但同时也酿就了许多婚姻悲剧。一方面，朝廷中的达官显贵希望通过与及第士子的联姻来扩大自己的势力，于是那些出身贫寒，经过寒窗苦读而及第的士子，便成了他们择婿的首选对象；另一方面，部分刚刚通过考试而步入仕途的士子也想得到达官显贵们的帮助提携，以巩固地位，于是一幕幕抛妻乃至弃子的富贵易妻现象不断上演，甚至成为一种社会问题，这在当时的小说戏曲中有所反映。如南宋民间流传的《赵贞女蔡二郎》和《王魁》就是关于落魄书生及第做官后抛弃了原来贫贱之妻的书生负心婚变戏。
　　所谓门第观念，是指在封建社会大背景下缔结婚姻的两个家庭必须是社会身份与地位相当，即门当户对时，子女才能婚配。唐前期，因受魏晋南北朝以来门阀士族社会的影响，婚姻重门第，当朝显贵往往以娶名门女性为荣。如唐初贞观名臣魏征、房玄龄、李绩等人，都曾与山东名门望族联姻，这反映了门第观念在世俗社会中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力。如《霍小玉传》中的男主角李益便是在封建门第观念影响下，迫于家庭压力、尊父母之命而被迫负心的。
　　李益门族清华，才情出众，自然也希望能找到与自己相当的绝佳女子。而女主人公霍小玉本是霍王家的幼女，只因其是霍王婢女所生，在家中地位低下，最终被一众兄弟赶出王府，落入娼门沦为妓女。在机缘巧合之下李益与霍小玉相识相知，虽然地位悬殊，但霍小玉的才情却深深触动了李益的内心，并希望与之双宿双飞、白头偕老。然而李益的母亲却是位严厉刚毅之人，太夫人素严毅，生逡巡不敢辞让，遂就礼谢，李益未至家日，太夫人已与商量表妹卢氏，言约已定。李益虽有抗争，但却受孝道的制约，太夫人身后整个强大的封建社会及其婚姻上的门第观念等是年轻男女根本无法与之对抗的，更何况女方是妓女的身份。因此，客观原因促成李益成为了迫不得已型的负心汉。
　　三、古代小说戏曲中负心汉负心的心理因素
　　梳理分析有关负心汉小说戏曲作品及相关研究资料发现，负心汉们负心的一个较为共同的心理机制即臣服于功名利禄。
　　读书人通过自身努力获得社会认可，得到衣食住行的满足乃至所谓的功名利禄本是无可厚非的，但臣服于功名利禄的心理却让很多读书人在金榜题名后，为了既得利益而背信弃义、寡廉鲜耻，抛弃糟糠之妻。在经历过数十载寒窗苦读后，这些抱着金榜题名改变人生想法的书生，终于经过科举达成了自己的目标，为了得到更多的利益，稳固自己的地位，自然会争取一切机会，包括以婚姻作为筹码。同时，在复杂的官场环境下，人心逐渐被钱权所腐蚀，攀龙附凤成为众多书生常用的一种巩固自身利益的手段，于是书生负心汉现象不断出现。这在小说戏曲等文学作品中都有反映，前文所提杨显之的《临江驿潇湘夜雨》就十分具有代表性。
　　剧中书生崔通在进京赶考之前便与少女翠鸾结为夫妻，但崔通金榜题名后，为了保住自己的地位，追求更多的权贵利益，对外谎称自己没有家眷，在官员的撮合下，与试官之女再度成亲，并长久未归乡下家中。其结发妻子翠鸾见丈夫久久未归，便只身进京寻找，而崔通为了保全自己，见到翠鸾后不但不与其相认还诬陷其是逃奴，致使翠鸾脸上被刺上逃奴二字，还暗中吩咐押解翠鸾的官差，押解路上可死不可活。但后来崔通知晓翠鸾父亲其实就是廉访使大人后，又无耻的想早知，便认她做夫人了，如此这般无耻小人，贪图富贵只认眼前利益，而全无良心可谈。全剧虽以大团圆结局，但却客观再现了书生负心的心理过程。明代拟话本小说《金玉奴棒打薄情郎》中，有一段男主人公莫稽的内心描写：早知道会成就如此事业，还会害怕没有达官贵人主动招婿吗？可自己偏偏认了一个团头做岳父，这可不是长久之计，今后生出的孩子岂不就是团头的外孙，必然会被人笑话的。从此可以看出，男主人公莫稽是一个内心丑恶、为人卑鄙又薄情寡义之人。
　　女性及其家族的虚荣攀比心理也是造成负心汉们负心的一个重要因素。
　　中国古代，权力至上的社会生存现实导致许多女性与自身家庭都存在虚荣攀比的心理，在这种心理支配下，有些女性看中了有才情、有前途的读书人，便会促使家人为自己完成心愿。
　　这时无论读书人出身多么卑微，经济条件多么差，女性家族都不会在意，相反会给予一定的经济资助，辅助他们参加科举取得成绩并进入上层社会，但这种帮助的前提是读书人需要迎娶自家的女儿。人穷志短虽不是真理，但家境贫穷的读书人，在寒窗苦读中突然能得到别人的帮助，内心难免会出现动摇。为了更好的前途，他们可以违背自己的内心答应婚事，而又会在飞黄腾达之时做出负心的行为，如《金玉奴棒打薄情郎》便是最好的例证。女主人公金玉奴虽然身处富有之家，但家庭地位低微卑贱，其父是一名乞丐头目。因为家中缺少文化人，不能满足当时传统意义上的光宗耀祖，所以金玉奴的父亲一直都想为女儿找一个有文化的读书人作为良婿。而金玉奴也深受父亲的影响，对父亲的行为十分赞同，甚至已经过了最佳婚配年龄也执意要等到一个读书人。在旁人的提及下，金玉奴的父亲对穷秀才莫稽有了关注，并对莫稽提出了可以经济资助但要迎娶自家女儿的要求。而莫稽也到了适婚年龄，并由于家境贫寒无法娶亲而被迫答应了金玉奴父亲的要求，与金玉奴结成夫妻。两人成婚后，既为了丈夫的未来，也为改变自身卑微的出身，金玉奴对丈夫的前途十分上心，不惜花重金为丈夫购买昂贵的书籍，以促进丈夫在科举中取得好成绩，成功进入上层社会。由此可见，金玉奴对莫稽的感情并不单纯，其中掺杂着虚荣的攀比心理。
　　这种因功利目的结成的婚姻导致莫稽也无法认真对待他与金玉奴之间的夫妻感情，心境上出现了很大的变化，最终在前程似锦后做出抛弃金玉奴的行为，并险些导致金玉奴命丧黄泉。从以上论述分析中可以看出，单纯地将中国古代小说戏曲中负心汉负心原因归结于社会或心理因素都是片面、不可取的，负心汉们的负心主要与当时的社会文化背景如科举取士、门第观念、封建礼教等及其影响下的饮食男女个体观念、心理因素密切相关，在多重因素的影响、作用下，原本朴实的爱情出现杂质，最终分崩离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