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关于翻译的原则

　　摘要：抽象的标准如善译和化境是不可实现的理想，与其取法不可实现的理想，毋宁提出切实具体的要求作为翻译的基本原则：1）信守原文的内容意旨；2）遵从译语的语言习惯；3）切合原文的语体语域。
　　关键词：信守内容意旨；遵从译语习惯；切合语体语域
　　Abstract：Transmigration，anabstractwholeatlarge，istoogoodtobepracticalandsuchconcretesubwholesundergoodtranslationasfidelitytothesourcelanguagetextincontentandintention，grammaticalnormality，andlexicalappropriatenessaremoreworkableascardinalprinciplesoftranslation。
　　Keywords：fidelity；grammaticalnormality；lexicalappropriateness
　　翻译是把一种语言文字所表达的意义用另一种语言文字表达出来，具体说来，就是换易言语使相解也。但是，如何用另一种语言文字把一种语言文字所表达的意义表达出来？换易言语之后是否能相解？相解的程度如何？这些问题归结起来无疑就是：翻译的标准是什么？翻译的方法应如何？
　　严复是中国近代第一位系统介绍西方学术的启蒙思想家，在介绍西学的同时提出了翻译的标准信、达、雅，对中国现代的翻译实践和理论研究影响巨大，相信只要中国还有翻译，总还会有人念‘三字经’！
　　虽然严复持论有故，但认真审视不难发现，信、达、雅实质上既不是具有高度概括力的抽象标准，也不是具有切实指导性的具体标准，从纯理论的角度讲，把信、达、雅并列起来作为翻译标准是具有逻辑缺陷的，因为这似乎意味着：原文不达，也可以故意使之‘达’；原文不雅，也可以故意使之‘雅’。那么，这样和‘信’字，岂不自相矛盾？
　　《论语雍也》说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意谓朴实的内容多于文采就未免粗野，文采多于朴实的内容又未免虚浮。孔子提倡文质彬彬，反对浮华的辞藻，所以说辞达而已矣言辞足以达意就可以了。《尔雅》序题下疏说：尔，近也；雅，正也。言可近而取正也。《论语述而》说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其中的雅言是指区别于各地方言的诸夏的话标准语，相当于现在所说的普通话。但是，严复的雅指的不是利俗文字大众的语言，而是汉以前字法句法。为了掩盖达的矛盾，严复在畅达（如顾信矣不达，虽译犹不译也，则达尚焉）和表达（如题曰达旨，不云笔译）之间周旋，取便发挥，借辞达而已求信为达即所以为信也，借言之无文，行之不远求雅信达之外，求其尔雅。不难看出，严复的逻辑是：要信则必须达，要达则必须雅，换言之，雅是达的条件，达是信的条件，为达最终成了求雅的借口：用汉以前字法句法，则为达易；用利俗文字则求达难。
　　与并世译才的林纾相比，严复所译的书总共不过八九种，而在其所译的这八九种书中，只有《群学肄言》、《原富》、《群己权界论》和《社会通诠》四种略近直译，少可讥议，此前题曰达旨，不云笔译，取便发挥，实非正法，此后中间义忄旨，则承用原书；而所引喻设譬，则多用己意更易。盖吾之为书，取足喻人而已，谨合原文与否，所不论也。严复虽然提出信、达、雅，但他本人并未完全履行。
　　严复是在译介西学的时候提出信、达、雅的，因此信、达、雅作为翻译的标准完备与否，必须结合当时特定的历史背景来审视，不能简而单之地就事论事，从而忽视严复辛苦辶多译之本心。
　　严复窃以谓文辞者，载理想之羽翼。于是，从达来看，洋务派和传教士翻译的书不合师授次第，不合政学纲要，有悖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目的，因而非命脉之所在。相比之下，新西学的命脉之所在则是维新，即运用进化论、天赋人权来反对天命论、君权神授论，用自然科学、机械唯物论来论证无神论，从而开民智，强国基。正是于自强保种之事，严复才反复三致意焉。从根本上说，严复的辛苦辶多译之本心是取便发挥，其所谓达旨是旨在达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理论的民权平等之说、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自由主义与功利主义学说和自然科学及其方法论。
　　从雅来看，严复以雅言来达旨是夫固有所不得已也，因为当时的白话远未成熟，饱读先秦诗书，受古文的熏陶而成积习，摇头晃脑地读起古书来连平仄也都留心的老夫子大抵不常接触利俗文字，对利俗文字的运用不像对古文的运用得心应手，但又要翻译，不得已就只能在利俗文字和古文之中择取后者了，不仅翻译的时候，甚至在日常写作中，大概也会觉得用用汉以前字法句法，则为达易。更重要的是，作为复古的维新改良派，严复的翻译所针对的读者是操雅言的士大夫阶层，为了使他们能够看自己所译的书，最好的办法莫过于先用雅言来吸引他们，借雅以破启锢闭，从而使顽固保守的士大夫阶层乐于接受西方学理，正如严复在其《与梁任公论所译〈原富〉书》中所言：吾译正以待多读中国古书之人，若徒为近俗之辞，以便市井乡僻之学，此于文界，乃所谓凌迟，非革命也。一语道破天机！严复的雅诚可谓用心良苦：从表达形式入手，使士大夫们认为足与周秦诸子相上下而最终倾倒。当然，严复毕竟是带有复古思想的维新改良主义者，后来又沦为保守派，不懂得利俗文字是历史的必然，更不懂得利俗大众是历史的推动者。
　　单纯从翻译标准的角度审视，若是全盘而真实地‘信’了，把原作的思想感情，意思之最微妙的地方，连它的文字的风格、神韵都传达了出来，则不但‘顺’没有问题，就是所谓‘雅’（如果原作是‘雅’的话）也没有问题。‘信’、‘达’（顺）、‘雅’三字，实在作到一个‘信’就都有了。从这个意义上说，严复的信、达、雅在逻辑上确实先天不足。
　　早在光绪二十年（1894年），马建忠（18451900）就在其《拟设翻译书院议》中对翻译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提出了善译的标准：
　　夫译之为事难矣，译之将奈何？其平日冥心钩考，必先将所译者与所以译者两国之文字深嗜笃好，字栉句比，以考彼此文字孳生之源，同异之故，所有相当之实义，委曲推究，务审其音声之高下，析其字句之繁简，尽其文体之变态，及其义理粗深奥折之所由然。夫如是，则一书到手，经营反复，确知其意旨之所在，而又摹写其神情，仿佛其语气，然后心悟神解，振笔而书，译成之文，适如其所译而止，而曾无毫发出入于其间，夫而后能使阅者所得之益，与观原文无异，是则为善译也已。
　　在这段文字中，马建忠不仅指出了善译的条件自如驾驭所译者与所以译者两国之文字的能力，而且指明了善译的过程一书到手，经营反复，确知其意旨之所在，而又摹写其神情，仿佛其语气。对原文能够达到心悟神解的程度，翻译起来就自然能够振笔而书，译成之文就自然能够成为善译了无毫发出入于其间，夫而后能使阅者所得之益，与观原文无异。
　　马建忠的善译，一言以蔽之，即是信从内容意旨到风格效果无所不信，较诸严复的信、达、雅则更具高度抽象的概括力，使直译、意译和信、达、雅在无毫发出入于其间与观原文无异中得到了统一。如果说直译是为了信而意译是为了达的话，那么，既然译者已经确知其意旨之所在，而又摹写其神情，仿佛其语气，并达到了心悟神解的程度，信自然就不会成为问题；既然译者已经考彼此文孳生之源，同异之故，所有相当之实义，委曲推究，又审其音声之高下，析起其字句之繁简，尽其文体之变态，及其义理精深奥折之所由然，则达自然也不会成为问题。同时，以译者能够摹写其神情，仿佛其语气为前提，原文雅，译成之文则定然不会俗，反之，原文俗，译成之文也定然不会雅。
　　马建忠的善译无疑就是翻译的最高境界，无论是奈达的等效，还是傅雷的神似，抑或钱钟书的化境，均未跳出善译的圈子。然而，在实际翻译活动中如果采用善译或者等效、神似、化境作为标准去衡量译文，可以断言，没有任何译文能够达标，因为彻底和全部的‘化’是不可实现的理想。虽然高标准是为了严要求，但是既然法乎其上最终也只是仅得其中，那么与其取法不可实现的理想毋宁提出切实具体的要求作为翻译的基本原则：1）信守原文的内容意旨；2）遵从译语的语言习惯；3）切合原文的语体语域。
　　有人偏重精心的再创造，视翻译为艺术；有人偏重一定的客观规律，视翻译为科学。但是，不管视为艺术，还是视为科学，翻译的根本任务即在于传真，译者不能充当说谎的媒婆，否则就会怨偶无数。翻译无非是用新瓶子装旧酒，虽然瓶子语言文字类型换了，但是酒内容风格效果却不能变。
　　翻译必须忠实，这是共识。但是，忠实什么？忠实的应该是原文的内容意旨和风格效果，而不是原文的语言表达形态。如果斤斤于原文的语言表达形态，译文无疑就会异彩纷呈，因隔阂而不合格。译文的语言表达如果连贯通都做不到，读者还怎么去融会？结果又怎么可能与观原文无异？语言文字类型不同，语言表达习惯也就大不相同。
　　吴岩出其《从所谓翻译体说起》中针对操汉语的译者将外语译成汉语的情况一针见血地指出了翻译体的实质：一些译者一条腿走路，未能辩证地对待两种语言文字，译文是外国化了的中文，未能忠实地融会贯通地把原作翻译和表达出来。叶圣陶称自己不通一种外国语，常常看些翻译东西，在《谈谈翻译》一文中坦言正因为不通外国语，我才要读译本呢，揭示出这样一个浅显的道理：别人不懂外文，所以要请教你译；如果大家懂得，就不必劳驾了。正是凭着不通一种外国语的外行眼光，叶圣陶才看到并指出了问题的实质。叶圣陶的核心思想是反对死翻。死翻，一言以蔽之，就是用中国字写的外国话。各种语言的语言习惯都是相当稳定的，既然是两种语言，语法方面，修辞方面，选词造句方面，不同之处当然很多，同样一个意思，运用甲种语言该怎么样表达，运用乙种语言该怎么样表达，不能死翻，即便接受外来影响，也要以跟中国的语言习惯合得来为条件。据叶圣陶想，翻译家是精通两种语言的人，也就是能运用两种语言来思维，来表达的人，反观之，能运用两种语言来思维，来表达的人才算是精通两种语言的人，精通两种语言的人才能成为翻译家。叶圣陶的意思是：死翻者自然成不了翻译家，之所以成不了翻译家，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不精通两种语言，不能运用两种语言来思维、表达，而不精通两种语言，不能运用两种语言来思维、表达，最终结果就只能是死翻用中国字写的外国话。
　　吴岩以内行的眼光审视外国化了的中文，站在辩证地对待两种语言文字的思想认识高度来批语翻译体，指出：根据中国语言文字的特点，忠实地融会贯通地把原作翻译和表达出来。叶圣陶以外行的眼光旁观用中国字写的外国话，立足于精神两种语言的基本条件来批评死翻，指出：各种语言的语言习惯都是相当稳定的，咱们接受外来影响要以跟中国的语言习惯合得来为条件。吴岩与叶圣陶二人看问题的角度不同，观点却完全一致：根据中国语言文字的特点并跟中国的语言习惯合得来。吴岩和叶圣陶所针对的是操汉语的译者将外语译成汉语的情况，主张译文要根据中国语言文字的特点，要跟中国的语言习惯合得来。若就所译者和所以译者而言，吴岩和叶圣陶的主张无非是：遵从译语的语言习惯！
　　每门语言都各有其不同的语体，而不同的语体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异。虽然每门语言的大部分词语适用于各种语体，但是不少词语只用于某些特定的语体，有些词语只见于书面语，有些词语只用于某些特定的语体，有些词语只见于书面语，有些词语只用于口语。同时，交际身份、交际场合、交际内容以及交际心理不同，遣词造句均会有所不同。就翻译而言，了解并掌握所译者和所以译者两门语言中口语与书面语、正式语体与非正式语体之间的差异，进而在遣词造句上不仅合意而且合宜，当裨益匪浅。一般来说，原文用的是书面语体，译文则不能用口语语体；原文用的是口语语体，译文也不能用书面语体；原文非常正式，译文则不能不正式；原文不正式，译文也不能非常正式。虽然一门语言中的基本语法和词汇是操该语言的大多数人都懂得并使用的，属于共同核心部分（commoncore），然而不同的行业有不同的行话，不同的专业有不同的术语。译文应该是个统一的整体，译文既不能口语与书面语糅杂，更不能方言与雅言纷呈。总之，翻译的时候，译者必须关注原文及译文遣词造句的语域（register），使译文不仅在语义上合意，而且在语用上合宜（appropriate）。
　　据张中楹《关于翻译中的风格问题》一文载，有个美国人翻译《论语雍也》时最终将孔子发誓说的天厌之译成了Goddamnit！用Goddamnit来译天厌之虽然在语义上合意，但在语用上却不合宜即便心里着慌，口里发誓，文质彬彬的孔夫子也决不可能来一句美利坚国骂。由此可见，译文除了信守原文的内容意旨、遵从译语的语言习惯之外，还必须切合原文的语体语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