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与全面依法治国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上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徒法不足以自行，法律实施要有一定的条件。而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可为全面依法治国提供有益借鉴。
　　一、我国传统文化的内涵及特征
　　中国的传统文化经过了几千年的积累、沉淀，包含着极其丰富的内容，涉及到生活的方方面面，人们的衣食住行，正确把握传统文化的内涵是我们认识其对我国全面依法治国进程影响的前提。传统文化是以华夏民族为主流的多元文化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融合、形成、发展起来，具有稳定形态的中国文化，包括思想观念、思维方式、价值取向、道德情操、生活方式、礼仪制度、风俗习惯、宗教信仰、文学艺术、教育科技等诸多层面的丰富内容。 和其他国家相比，我国传统文化有着明显的特征。
　　第一，讲究以德配天，崇尚德治。从汉代以后儒家思想就成为了封建社会的主要统治思想，而在儒家思想中，道德被认为是现实社会中的最高规范，要求 道德面前人人平等。这种道德规范形成了良好的社会认同感，德治的思想渗也就透到了各种传统文化之中，并且对中国文化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可以说，不理解德治，就无法读懂中国源远流长的传统文化。
　　第二，中庸之道，厌讼思想普遍。在传统文化当中，人们普遍追求一种和谐的状态，讲求天人合一、中庸之道，厌讼、息讼观念较为盛行，因此生活中遇到的很多纠纷大都是通过家规亦或是乡规民约调解、和解而得到解决。除非是一些刑事案件，其他纠纷很少会对簿公堂。
　　第三，清官文化盛行，信清官而不信法。在德治社会里，很多政府官员讲求良心，格物致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种情况下就出现了一批清官、明臣，有中国特色的官吏伦理文化也就此形成。在这种文化下，权力行使者也是审判者，百姓利益受损时不是考虑该如何依法保护，而是把希望寄托在这些清官身上。
　　第四，传统的法治重实体内容，而轻程序公正。在封建社会中，为了实现结果的公正，不在乎采取的手段是否合理公正。比如在政治上，封建统治者的意志高于一切法律、法规，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的现象司空见惯。一些中央和地方的官员在处理纠纷时，完全根据自己的心情进行自由裁量；在司法领域中，法官和行政长官合二为一，侦查和审判合一，不管通过什么程序和手段，只要能够帮助调查清楚案件的事实真相，严刑峻法、刑讯逼供也不过。
　　第五，人情味浓，法治观念淡薄。传统的中国以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为主，易形成较为封闭的社会，大家生活在熟人社会之中，讲面子、重人情成为了社会常态。当人情与法律出现冲突时，更多的选择人情，常以人非草木，孰能无情来作为不执行法律、法规的借口，因此一旦出现为维护法律而不受人情影响的案件时，人们总会口口相传，包公斩其侄千古流传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践行了法律，维护了法律的权威。
　　二、传统文化对全面依法治国建设的影响
　　传统文化在历史上曾起过巨大的作用，出现了文景之治、贞观之治等繁荣盛世。现今传统文化对全面依法治国仍有裨益，但传统文化内涵丰富复杂，内容良莠不齐，我们要辩证对待，认真甄别，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一）传统文化的消极影响
　　古代中国以小农经济为基础，以血缘、辈分、地缘关系为联系，建立起高度集权的政治体系。再这样的国家中法律与道德伦理精神有着内在一致性，儒家道德规范和习惯规范成为了规范社会秩序与调解民间纠纷的主要遵循。因此，在儒家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观念中，平等观念至于亲疏、尊卑之下，和当前我们讲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完全不一致的，不符合法治国家、法治社会的建设要求。此外，在封建社会血缘关系是维系家族群体的重要力量，在这种血缘中，尊老爱幼、责任、博爱、忍让、责任等道德观念逐渐形成并流淌在了中国人的血液中。
　　封建社会形成了以忠孝为核心的道德伦理体系，在该体系下，法律在某种意义上只是体现着一些道德原则，和现在倡导的法律精神相差甚远，也不可能产生与现代法治理念相符合的公民意识，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现代法律意识的形成和发展。由于我国传统道德中强调的等级和伦理观念在现实中还有着比较深远的影响，使得在立法层面、执法层面的实践中困难重重，阻碍了我国全面依法治国的进程。
　　现代实行的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而人情味浓，导致法治建设进程中，走关系，讲人情，致使法律权威荡然无存，法律的规范作用也成为了人情的附属。另外，传统文化中重实体，轻程序的观念，阻碍着我国法治程序正义的发展，尤其是使得一些司法人员为了取得证据，进行非法取证以及进行暴力取证，严重影响着全面依法治国的进程。
　　（二）传统文化的积极作用
　　首先，传统文化德的观念根深蒂固利于全面依法治国的顺利实施。道德与法律是社会必须遵守的两大行为准则，法律是最低限度的道德，道德是法律的高阶状态。道德与法律相辅相成的关系，使得传统文化中的精华利于推进现代法治建设。在古代一些乡规民约或者政府法规中有很多保护自然资源的规定，比如禁止在特定的季节猎杀动物，严禁特定时间伐木砍柴，这些均体现出来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要求，对于当代生态文明建设、生态法治建设大有裨益，更是全面依法治国应吸收的优秀思想。
　　其次，厌诉心理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社会稳定，为全面依法治国提供稳定的社会环境。在传统的社会观念中，人们崇尚忍让、宽容，以和为贵，私下调解被认为是解决纠纷的最佳方式也是最常见的选择。从某种意义上讲，求和、厌讼、息讼等心理使得一些矛盾化解在基层，不仅节约了司法资源，避免了矛盾升级，也使得熟人之间不至于面对冰冷的法律，减少了以后交往的尴尬局面。运用以法律为主、调节为辅的多种手段解决社会纠纷是符合全面依法治国要求的，在以后解决纠纷时要适时地运用调节机制。
　　再次， 人情味浓厚有利于良好人文环境的建设，可以为全面依法治国创造良好的社会氛围。在熟人社会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传统文化，必然重视血缘关系、重视亲情。比如《刑事诉讼法修正案》第188条规定：经人民法院通知，证人没有正当理由不出庭作证的，人民法院可以强制其到庭，但是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除外。这一规定是新时期我国法律与传统文化结合较好的产物，体现着古代亲亲相隐的观念，是现代法治进程的一个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事件。
　　三、传统文化对全面依法治国的借鉴
　　第一，传统文化讲究德，而德体现的是一种被广大人民群众认可的社会规范，现阶段我国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就要以法来约束人。而法必须被老百姓认可，才有实施的群众基础，因此必须要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一是要明确法律的性质，制定或认可的法律必须体现人民的意志，是为无产阶级以及广大的人们群众服务的；二是要深入调查研究，解决现有一些法律法规可操作性、权威性不强的问题；三是要修改现有法律中互相矛盾的条款，解决法律价值位阶冲突的问题；四是要提高法律制定者的素质，保障法律的高效和高质量。
　　第二，传统文化中，清官文化盛行，说明了政府具有公信力，政府的公信力来源于对人民权益的保障。因此，我们必须提高公安机关以及各个行政部门的执法能力，提高其公信力，使其成为社会主义社会中人们拥护爱戴的清官。这就需要不断地建立健全行政执法机构，建设行政执法队伍，提高行政执法人员的素质；坚持依法行政，规范执法行为，促进执法程序化、规范化，不经法定程序不得处罚；严格处罚违法行为，公平公正执法，提高执法的权威性；加强行政管理能力建设，提高行政管理的水平。此外，由于执法、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法律意识水平直接决定着法律是否被准确执行，因此要不断提高执法人员的法治意识。执法部门可以通过讲座、定期培训等方式增强执法人员的法治意识，增强他们执法的责任感、使命感，使他们认识到有法必依，执法不严的危害性，从而使执法、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树立法律权威意识，自觉、主动地履行职责，提高执法效率，促进法治政府建设。
　　第三，传统文化中重实体公正、轻程序公正的观念已不符合现代法治观念，我们要予以摒弃，并在司法实践中既保证实体公正，又重视程序公正，让公正真正成为法治的生命线。司法公正对社会公正具有重要引领作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必须推进司法体制改革。一是不断的加强法官队伍建设，保证法院居中裁判。法官作为裁判的主体，不仅需要具有很高的法律素养，还需要有高尚的品德，因此要建立严格的遴选、考核制度。二是建立制度保障，加强检察院对法院裁判活动的监督。法院的裁判决定了案件的最终结局，为了减少冤假错案的发生，检察院要严格审查卷宗，防止出现以权谋私、审判错误的情况。三是完善人民陪审制度，在选择人民陪审员时，要注意他们的人品以及专业知识，只有道德高尚，专业素质较高的人才可以当选，只有这样他们才能真正发挥作用，而不走形式。
　　第四，传统中公民很少参与法治建设，而现在人民当家作主，必须保障公民的参与权，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让人民群众自觉地参与到法治社会建设中。这就需要不断地进行法律法规的宣传教育，提高公民的法律意识，知法、守法、用法，形成良好的法治实施氛围。公民的用法、守法自觉性与公民法律素养相关，而公民法律素养的形成与政府的大力宣传和教育有着重要关系。因此，要通过网络、电视、广播等媒介发布法律法规，对广大人民群众进行广泛、深入的法制宣传教育，使人民群众认识、了解与其生活息息相关的法律法规，从而促进法律法规的全面落实，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法治中国。
　　总之，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我们要能够继往开来，在继承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之上又开创新的局面。这就要我们认识传统文化固有的价值，分析其符合时代潮流的地方，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让中国法治建立在本土文化的基础之上，又博采众长，吸收国外的一些经验教训，全面推进依法治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