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近世日本商人的生活哲学

　　近世日本，幕藩体制在客观上促进了商人势力的成长，身份制度造就了商人对工商业的垄断，使社会地位最低的商人成为经济生活中最具势力的阶层。身居这种矛盾的社会之中，商人无力挑战社会体制，唯有面对现实，服从命运，其消极的处世哲学和积极的俭约观得以形成。
　　一、幕藩体制下商人势力的成长
　　近世日本商人势力的崛起及其在经济生活中的地位日趋重要，某种意义上说是幕藩体制及身份制度的副产物。
　　德川家康在江户建立幕府后，总结了数百年来武家社会秩序混乱、主从关系松弛的教训，为了避免重蹈覆辙，建立了以幕藩体制为中心的严格的统治体制。在中世社会曾经由武士、天皇、公家、寺社等分别所有的统治权力变成由武士以排他的形式承担。但在作为统治阶层的武家社会内部，德川幕府虽然在军事、经济上无人能敌，却无法彻底清除各地大名的割据势力。基于这一现实，德川幕府依据大名与德川幕府将军关系的亲疏，把近270个藩分为亲藩、谱代、外样三种类型，等级严明，不得潜越。这种由幕府支配全国大名，大名坐镇地方的幕藩体制，表面上是由大名的藩作为幕藩的屏障，但实际上是削弱地方而强大中央的手段。
　　二、消极的处世哲学
　　商人虽然拥有财富，但是在幕藩体制及身份制度下是无力的个体，甚至商人发财与他们的顾客及债务人武士有着密切关系，所以，商人深知其中的利害，更不能与体制正面抗争，只能对武家和幕府表示恭顺，谨慎行事，严守身份秩序。江户前期大阪有一豪商淀屋家，靠木材、米谷交易和对大名放货获得暴利，成为大阪首富，到第五代辰五郎的时候，有家产金12万两，白银I2万贯，向大名货款1亿贯川。淀屋家生活奢华，排场堪比大名。他公然违抗幕府多次发布的禁止奢侈令，身穿印有醒目家纹标志的名贵白绢衣服招摇过市。170年，幕府对富可敌国、敢于藐视武士的淀屋辰五郎以潜越商人身份、生活过于奢侈、违反俭约令等罪名进行惩处，没收淀屋家所有财产，并一笔勾销其面向大名的货款，淀屋辰五郎本人也遭流放。如此严重的惩罚，显然生活过于奢侈、违反俭约令是借口。真实原因是淀屋家实力强大到能操控米市，对幕府与大名都是威胁，尤其那1亿贯大名货对大名是巨大压力，而其高调、奢华的生活正为幕府提供了潜越商人身份的把柄。淀屋家的悲剧是对商人的严厉警告，促使他们服从幕府权威，牢记自己身份。不少近世商人家训把遵守幕府及各藩的法度放在第一条或重要位置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如近江商人市田的《市田家家则》第一条就是严守各种公仪法度，不可对盯内管理者无礼久留米商人林田家（手津屋）规定：家中诸人需严守幕府法令；将军为日本国之主君，需敬仰之；藩之主君亦与现人神无异，决不可做违背政道之事。
　　三、积极的俭约哲学
　　近世日本，社会地位最低的商人成为经济生活中最具势力的阶层。面对幕府的打压，武士的嫉恨，艰难生存的商人们只能律己，并完成了由奢入俭的转变。他们或著书立说，或撰写家训，阐述自己的俭约主张。以下简介其中若干作品，从中得见商人的积极的俭约理念。
　　（一）并原西鹤的《日本永代藏》与长者丸
　　并原西鹤（16121693）是著名町人文学家，徘谐诗人，出生于大阪商人家庭。其创作活动主要在经济繁荣、社会崇尚享乐之风的元禄时代。他的系列好色物小说，描写了商人在积累了财富后如何追求享乐及奢侈颓唐的城市生活。而其反映町人生活的作品《日本永代藏大福新长者教》（1688年刊行），因强调始末、才觉、算用等积极的经营伦理而广泛流传，被誉为元禄时代纪念碑式的作品。熟知盯人生活甘苦的并原西鹤在作品中强调商人的价值：与贵人高人、一切文艺人全然不同，普通町人惟有靠拥有金钱才能扬名世上。俗姓、门第皆无妨，惟金银是盯人之系图也。在此之上，他鼓吹金钱至上，世上惟有金钱最有价值，有了钱，既能有成佛之心，又能为后世造福，令万人羡慕，可以说西鹤的俭约观是建立在金钱本位的价值观之上的。既然金钱如此重要，那么作为商人自然应把致富作为目标，即成为积累资产1000贯以上的长者（富翁）。如何才能成为富翁？西鹤在《日本永代藏》中以幽默的笔调，开了一付长者丸（意味致富药方）：早起J两，家业20两，夜作8两，健康7两。将此两细细研磨，准确计量，仔细配方，早晚服用，定能成为富翁。始末即俭约，在节俭之意外，也包含在经济活动中对计划的一贯坚持，预算和决算要平衡，避免无用耗费。这味药方里俭约的分量仅次于家业，甚至超过了健康，说明在并原西鹤心目中俭约的重要。
　　（二）三并高房《町人考见录》中商人的衰败教训
　　三并家是伊势商人的典型代表。三并家起源于17世纪初年，到第三代当主三并高房（16811718）时期，三并家已经在京都、大阪和江户拥有了十几家分店，成为当时的强势豪商。作为掌门人，三并高房经历了元禄、享保时代，耳闻目睹不少商家一代创业、二代享受、三代败家的现实，深有感触，于1728作《町人考见录》。该书记载了以京都为主的l6家商人的兴衰史，并加以评说，作为三并家家训教训子孙。
　　从俭约齐家，到俭约治国，石田梅岩看的更高更深。幕藩社会，身份等级森严，而俭约是四民相通的美德。在石田梅岩的学说里，俭约不仅是一种生活方式，更是修身的方式，不仅是为一己之私利，更是为天下之公益。因此，俭约不仅能够齐小家，而且有益于治天下。对于俭约的对立面奢侈，梅岩引用《论语》中的礼，与其奢，宁俭，指出奢侈不只是导致败家的原因，还是不仁的表现，即奢为不仁之本。仁是儒学的核心思想之一，不仁，就是不爱人，这是从道德上对奢侈进行谴责。总之，无论俭约还是奢侈，在梅岩这里都不仅是作为生活方式而存在，而是被赋予了道德含义，使其成为商人道的核心，从而具有广泛社会影响，其俭约齐家思想被许多商人发扬光大，并写进家训世代相传。俭约的生活方式由此受到商人社会普遍提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