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文献回顾 研究表明，家庭是宗教社会化的主要场所，宗教信仰的社会传递首先在家庭内发生[1]，父母亲的宗教价值观和行为影响后代的宗教选择，但父母亲究竟谁的作用大，学者观点并不一致，他们多数认为总体而言母亲的影响比父亲更强一些，但也要考虑具体情境。包汪宁发现，在小孩愿意接受父母亲价值观的前提下，母亲的影响比父亲强，这一点在男孩中尤为突出[2]。达德利也认为总体来说母亲的影响比父亲大，但是当父母在宗教价值观不一致的情况下，青少年在宗教选择上更愿意追随父亲而不是母亲[3]。皮尔斯甚至将母亲影响大作为既定前提，只分析母亲对子女宗教的影响，发现无论小孩还是青少年，在宗教服务和宗教重要性上都与母亲保持了高度的一致性[4]。克拉克的研究表明，父亲和母亲对儿子的宗教信仰都没有影响，而在宗教实践上都有影响，但父亲对儿子早年的影响更大。父母宗教价值观传播的侧重点不同，母亲影响较多的是儿子的宗教实际应用，而父亲影响的主要是儿子的教堂参与[5]。 如果将父母与子女进行交叉分析，则会产生四组变量关系：父子；父女；母子；母女。西方一些研究者已经分性别研究宗教的代际传播。弗洛尔认为，不论父母宗教意识的高低，儿子在与父母的宗教信仰一致性上都比女孩强[6]。艾柯克的研究数据只显示母亲的总体作用大，但父母和子女的同性或异性影响没有明显差异[7]。凯伦认为，宗教传递存在性别差异，父亲只在少数宗教参与变量上对女孩有影响，母亲在大部分宗教参与变量上都对女孩有影响。父母在宗教参与的许多变量上都对男孩有影响，并且父亲的作用力明显大于母亲[8]。纽曼利用西班牙天主教的数据，在宗教资本的概念框架下，指出宗教代际传播路线与性别有关，母亲只对女儿的宗教取向产生显著影响，而父亲只对儿子的宗教行为产生显著影响[9]。 与国外丰富的前期研究成果相比，国内关于宗教代际传承的定量研究几乎是空白。这可能和中国宗教信仰的复杂性以及学者的研究习惯有关，长期以来，我国的宗教研究基本上集中在定性领域，定量研究乏人问津。虽然用定量的方法来研究宗教信仰也会产生一些问题，但这却是了解和分析我国复杂宗教现象的一种重要方法。近些年，学术界已经开始重视这一问题，在一些大型調查中（如2010年的CGSS和2012年的CFPS）开始有意识地加入宗教信仰模块，这使得研究者利用全国性的调查数据来研究我国的宗教问题成为可能，从而出现了少量关于宗教信仰的定量研究成果。这些成果主要集中在中国宗教状况的总体描述、宗教信仰的影响因素以及宗教信仰与人际信任等方面，尚未涉及宗教的家庭传承领域。本文将利用CGSS2010年的宗教模块数据，分性别研究父母的宗教信仰和宗教参与对子女宗教信仰的影响。 二、研究假设 基于西方对于宗教家庭传承的研究成果，本文提出三个研究假设。 （一）父亲和母亲对子女的宗教信仰和宗教参与都有重要影响，并且这种影响具有时间上的持续性 许多研究都发现，青少年的宗教信仰和宗教实践和父母亲具有很强的一致性，但这种影响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不断减小甚至消失。我国长期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父母为子女付出很多牺牲，但同时强调子女对自己的服从，家庭的代际联系应该比西方国家要紧密，因此我们认为父母亲在成年子女的宗教信仰和宗教参与上扮演最重要的影响角色。 （二）总体而言，母亲对子女宗教信仰和宗教参与的影响大于父亲 诸多研究表明，母亲在宗教家庭传递上比父亲更加重要，我们认为这样的结论也符合中国社会现实。需要说明的是，母亲的重要性是相对的，在母亲影响子女宗教态度和行为的同时，并不能否定父亲的重要作用。 （三）我国宗教的家庭传递呈现同性相传的特点，母亲对女儿宗教信仰和宗教参与的影响大于儿子；而父亲对儿子宗教信仰和宗教参与的影响大于女儿 前文已提到，有研究认为，宗教的家庭传递没有性别差异，但他们得出这一结论的时候显得特别谨慎，何况纽曼利用西班牙天主教的数据已经初步验证宗教同性传递的假设，因此我们也做出大胆的猜测：我国家庭内部宗教的同性传递比异性传递的效果更强。 三、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一）数据来源与数据选择 本文的定量数据来自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该调查始于2003年，在全国范围进行抽样，以了解居民的社会态度和生活等多方面的情况，至2008年一共进行了五次年度调查，完成项目的第一期。从2010年起，CGSS开始项目的第二期。采用多阶分层概率抽样，其调查点覆盖了中国大陆所有省级行政单位。在全国一共抽取了100个县（区），加上北京、上海、天津、广州、深圳5个大城市，作为初级抽样单元。其中在每个抽中的县（区），随机抽取4个居委会或村委会；在每个居委会或村委会又调查25个家庭；在每个抽取的家庭，随机抽取一人进行访问。而在北京、上海、天津、广州、深圳这5个大城市，一共抽取80个居委会；在每个居委会调查25个家庭；在每个抽取的家庭，随机抽取一人进行访问。这样，在全国一共调查480个村/居委会，每个村/居委会调查25个家庭，每个家庭随机调查1人，总样本量约为12000人（2010年实际有效样本量为11783人）。在2010年的数据模块中，首次加入宗教信仰模块，但不是所有被访者都回答这一模块的问题，而是采取过滤方式进行选择（即出生在3月、5月、7月和10月的人回答），如此一来，所得的有效样本量剩下4231人。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用SPSS19.0分析数据。受访者的宗教信仰受父母影响的程度，采用逻辑回归方法；第二是受访者小时候父母的宗教参与、自己小时候的宗教参与以及现在的宗教参与之间的关系，采用路径分析方法，下面主要说明逻辑回归中的因变量和自变量。 1.逻辑回归模型 由于CGSS调查选择的是成年人的样本，而前文已提到，国外研究发现父母亲对青少年的影响很大，但是随年龄的增长，这种影响变得越来越小。因为子女在年幼时的社会化过程中，很容易被动接受来自父母的文化教化，主动选择的能力很弱。伴随年龄的增长，他们受同辈群体、学校、媒体等因素的影响会越来越大，自主选择宗教价值的能力会不断增强。当我们用成年人样本而不用未成年人样本做分析时，在西方社会也许并不合适，但是在受儒家思想影响的中国也许是可行的。当然，有必要首先通过描述性统计，分析成年子女与父母的宗教信仰是否具有一致性，如果一致性很强，则说明父母亲的影响不容忽视。接下来，建立三个逻辑回归模型。 因变量。回归模型将是否信仰宗教作为因变量。CGSS问卷中列出具体的宗教类别让被访者选择，可以将所有信教类别进行合并，编码为1，以不信仰宗教的群体作为参照组。然而，中国人的宗教信仰如此复杂，既有土生土长的道教和各种民间信仰，又有国外流入的各种宗教类别。佛教、民间信仰、伊斯兰教和基督教等宗教的教义迥异，它们能不能进行合并，确实是值得商榷的一个问题。但形式上千差万别的各种宗教都涉及到一个最基本的问题：神人关系。神人关系及其建构方式的相异，导致信仰模式与宗教结构形式的不同，所谓个人宗教、制度宗教与弥散宗教，皆为各种不同的神人关系及其建构的结果[10]。从这个意义上而言，这种合并具有一定合理性。当然，理想的做法是分门别类地对各种宗教类型进行比较分析，但由于我国明确表达有宗教信仰的人数比例不大，再加上CGSS问卷中的宗教模块采取的是过滤式回答，样本量只剩三分之一，再进行细分会导致样本量過少而失去统计显著性。 自变量。回归模型中的核心自变量有两个，问卷中的表述是：在您小时候，您母亲的宗教信仰是什么？以及在您小时候，您父亲的宗教信仰是什么？这样设计问题，可以有效排除被访者对父母的逆向宗教影响。控制变量包括性别、民族、城乡、学历、有无工作、婚姻状况、身体状况、年龄和收入。需要说明的是，所有控制变量都被设置成虚拟变量，并且对许多变量进行了转换。问卷中的学历主要有13种，分类如下：小学及以下（没有受过任何教育，私塾，小学）；初中；高中或中专（职业高中，普通高中，中专，技校）；大学及以上（成人教育大学专科，成人教育大学本科；正规教育大学专科，正规教育大学本科；研究生及以上）。CGSS问卷中将婚姻状况分为6种，如果全做成虚拟变量，有些变量数据太少，影响分析结果，所以合并为两类：未婚（未婚和同居）；已婚（已婚，分居未离婚，离婚，丧偶）。年龄参照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的分类，划分为青年（44岁及以下），中年（45至59岁），老年（60岁及以上）。 2.路径分析 在宗教参与问题上，问卷设置了四个问题，分别是：在您小时候，您母亲参加宗教仪式的频率如何？、在您小时候，您父亲参加宗教仪式的频率如何？、在您十一二岁的时候，您参加宗教仪式的频率如何？、您参加宗教组织或场所活动的频率如何？。这四个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比较清晰，不存在双向影响问题。故采用单向路径分析的方法，设计两个路径模型。第一个路径模型不区分被访者性别，第二个路径模型区分性别，实际上是把分性别的两个路径模型整合在一起。 四、结果分析 （一）宗教信仰一致性的描述性统计 由于CGSS的被访者是成年人，因此，我们首先通过描述性统计来判断成年子女（受访者）和父母在宗教信仰上是否具有较强的一致性，如果这种一致性不显著，也就失去进一步研究的必要性。 表1最左列表示受访者小时候父亲或母亲信仰何种宗教（将父亲及母亲两个变量合二为一），表格数据表示子女的宗教信仰与父母是否一致。例如在父亲或者母亲信佛教的这一行中，表示受访者的父亲或者母亲信佛教的人数共有416人，在这些受访者中，自己信佛教的人数有178人（42.8%）。换句话说，在佛教信仰上，有42.8%的人与父或母一致。在与父母佛教信仰不一致人群中，大多转向无宗教信仰，这一比例达到54.8%。也有一些人转信其他宗教，但是比例不高，只有2.4%。从总体情况来看，当父亲或者母亲有一方信仰宗教时，受访者信仰同种宗教的比例较高，达到48.1%，当双亲信仰同一宗教的时候，这种影响是否比父母只有一人信教的影响更大呢？ 表2显示，总体而言，当受访者的父亲和母亲信仰同一种宗教时，他们更有可能与父母保持宗教一致性，百分比达到63.3%，比表1上升了15.2%。具体来讲，基督教、民间信仰和佛教与父母一致的比例都有较大程度的上升。例外的是，在双亲都信仰道教的6位受访者中，无一人信仰宗教，但是信仰道教的人数很少，不会影响总体统计结果。在父亲或者母亲都信仰同一种宗教的前提下，几乎没有成年子女转信其他宗教，比例只占0.6%。表1和表2反映了子女与父母宗教信仰是否具有一致性，表3将列出所有受访者及其父母的宗教信仰状况，这有助于更好地理解父母在宗教代际传承中的重要地位。 表3显示，和父母亲相比，成年子女无宗教信仰的比例增加，信仰宗教的比例减少。这应该是一个全球性的现象，西方国家的一些研究也发现同样的特点。通过与表1及表2的对比可以看出，父母是否信仰宗教对子女的影响非常大，特别是伊斯兰教，样本中受访者信伊斯兰教的比例只有2.5%，和父母亲基本一致。但如果父亲或母亲信仰伊斯兰教，他们信仰伊斯兰教的比例高达96.2%，这说明家庭对于伊斯兰教传播具有极度重要性，正是通过父母亲的宗教传承，伊斯兰教获得持续稳定的信众。样本中子女信仰基督教的比例只有2.2%，但如果父亲或者母亲有一人信基督教，这一比例升至37.6%，如果双亲信基督教，这一比例上升至59.3%，可见父母的影响之大。有两种相反的力量影响当代中国宗教信仰的代际传播：一种是家庭社会化力量强调的一致性，另一种是社会结构张力导致的变异性[11]。我们可以看到，数据体现的主要是一致性而不是变异性。在表1中，与父母宗教信仰不一致的受访者大多选择不信仰宗教，转向信仰其他宗教的人数很少，仅仅只有25人，但这些人却会对分析结果产生一定影响。我们的数据模型建立在受访者的宗教信仰和他们小时候父母的宗教信仰具有一致性的基础之上，由于将所有的宗教门类进行合并，会产生归类错误的可能，假如父亲信仰佛教，成年子女信仰的却是基督教，这种转变很可能受到家庭以外的其他因素影响，但在进行统计分析时，我们却会把他们都看成有宗教信仰的群体，用父母的宗教信仰对其进行解释，从而影响分析结果的真实性。在下文的逻辑回归分析和路径分析中，剔除这25个不匹配的受访者数据。另外，由于父亲或者母亲的宗教信仰属于其他类的27人也会影响统计结果，将其一并剔除。如此一来，进一步分析的有效样本量还剩下4189个。 （二）父母的宗教信仰对成年子女宗教信仰的影响 前文的描述性统计可以初步看出父母亲在成年子女的宗教信仰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下面的三个回归模型将进行更细致的分析。模型1不分性别，模型2是儿子的数据（男性受访者），模型3是女儿的数据（女性受访者）。三个回归模型中自变量一致（除了模型2和模型3中的自变量中没有性别变量）。 模型1显示，两个核心自变量都体现出统计显著性。相比于母亲无宗教信仰的受访者，母亲有宗教信仰的受访者信仰该宗教的可能性是前者的6.530倍；相比于父亲无宗教信仰的受访者，父亲有宗教信仰的受访者信仰该宗教的可能性是前者的4.912倍。和其他控制变量相比，父母亲的宗教影响最大。宗教的家庭社会化是一个长期持续的过程，模型数据表明，成年子女依然与父母的宗教信仰保持很高的一致性。有研究认为，父母的宗教信仰越一致，宗教传递越成功[12]。我们将两个核心自变量合并成一个变量：父亲和母亲都信仰宗教，在其他控制变量和模型1完全相同的情况下，父母信教的子女信教的可能性是父母不信教子女的22.9倍，可见父母宗教影响的合力远远大于父亲或母亲一方的作用。从双亲宗教信仰影响的大小来看，母亲大于父亲，这与以往的研究基本一致。究其原因，可能是母亲在子女的社会化过程中更多地扮演了表意性角色，而父亲扮演的是工具性角色，母亲与子女的日常互动更频繁，因此也容易传播自己的宗教价值观念，况且使子女的宗教价值观与自身保持一致，也有助于代际关系的融洽。 在其他的控制变量中，有统计显著性的变量分别是性别、民族、城乡和学历。模型1的数据显示，男性信仰宗教的可能性是女性的0.530倍，换言之，女性信仰宗教的可能性接近男性的两倍。其实，几乎所有地域的实证研究都表明女性更容易信教，学术界对原因的解释众说纷纭。弗朗西斯将这些解释概括为性别角色社会化理论、结构定位理论、深度心理学理论、人格特征理论以及性别取向理论[13]。女性更容易信教，或许这是女孩较男孩更容易与父母的宗教信仰保持一致性的原因之一。少数民族比汉族更有可能信仰宗教，由于地域和文化等因素的影响，有些少数民族信教的比例非常高，样本数据显示，在维吾尔族和回族中，信仰伊斯兰教的分别高达89.2%和87.3%，藏族中信仰佛教的占66.7%，这导致少数民族信仰宗教的总体比例比汉族高。城市居民比农村居民更容易信仰宗教，但这应该具体分析，农村有民间信仰的比例达3.3%，城市只有1.5%，但城市信佛教和伊斯兰教的比例比农村高很多，所以总体上城市信教的比例大于农村。教育程度与宗教信仰呈现一定的负相关，教育程度越低，信仰宗教的可能性越大。尽管以往的很多研究都表明，健康与宗教信仰存在非常密切的联系，但模型1的数据没有发现这一特点。有些学者根据权力控制理论，认为社会地位影响人们的宗教选择[14]，但我们的数据表明这一理论在当代中国没有说服力，因为无论是收入还是工作情况，都没有显现出任何统计显著性。 模型2和模型3对性别进行区分，分别是男性受访者和女性受访者的回归模型。在这两个模型中，父亲和母亲是否信仰宗教依然是影响成年子女宗教信仰最重要的两个自变量，相对于模型1，模型2中父母亲的作用大小发生改变，父亲信仰宗教的儿子信仰该宗教的可能性是父亲无宗教信仰儿子的7.339倍，母亲信仰宗教的儿子信仰该宗教的可能性是母亲无宗教信仰的儿子的4.668倍。这清晰地显示出父亲对儿子宗教信仰的影响大于母亲。模型3中父母亲宗教信仰的影响程度又发生逆转，母亲信仰宗教的成年女儿信仰该宗教的可能性竟然是母亲无宗教信仰女儿的8.202倍，而父亲信仰宗教的女儿信仰该宗教的可能性只有父亲无宗教信仰女儿的3.981倍。这表明母亲对成年女儿宗教信仰的影响远远大于父亲，两个模型共同显示宗教信仰代际传承中的同性传播特点。 （三）父母亲的宗教参与对子女宗教参与的影响 在宗教参与的四个变量中，影响方向非常明确。父亲或母亲直接影响子女小时候的宗教参与频率。他们既会对成年子女的宗教参与产生直接影响，也会通过子女小时候的宗教参与变量对成年子女产生间接影响。 图1为不区分子女性别的路径关系图。所有的路径系数都具有统计显著性。父亲和母亲宗教参与的相关系数很高，说明他们彼此间的宗教影响非常强烈，但这不是我们关注的话题。父亲对子女小时候的宗教参与影响较大，标准化回归系数为0.43，比母亲的影响大。父母亲对子女现在的宗教参与也产生一定的直接影响，母亲稍高于父亲。但是，子女小时候的宗教参与对现在也有一定的影响。如果加上这一间接影响，父亲的影响系数达到0.27，而母亲的总影响系数也只有0.28，两者非常接近，这表明父母亲对子女宗教参与的影响具有时间上的持续性。前文的回归模型表明，母亲对成年子女宗教信仰的影响大于父亲，而路径模型则显示，母亲对成年子女宗教参与的总影响和父亲基本一致，但父亲对子女小时候宗教参与的影响反而比母亲强。看来，在宗教社会化过程中，父亲对小孩宗教参与这种显性行为的代际传递似乎比母亲成功；而在宗教信仰的层面，母亲在对子女宗教价值观的内化上却比父亲显得更加成功。分性别看，父母亲对子女的宗教参与是否会呈现同性传递的特点呢？ 图2是由儿子和女儿两个路径关系图整合在一起的模型。左侧表示父母对女儿宗教参与的影响，右侧表示父母对儿子宗教参与的影响。左侧显示，母亲对女儿小时候宗教参与影响的标准化回归系数达到0.42，比父亲的影响大。母亲对成年女儿宗教参与的直接影响有0.27，加上间接影响，总系数达到0.45，这一数值甚至比母亲对女儿小时候的影响还大。父亲对成年女儿的宗教参与的影响没有显示统计显著性，只有微弱的间接作用。右侧的情况发生很大转变，父亲与对儿子小时候的宗教参与影响非常大，标准化回归系数高至0.57，是母亲影响的3倍。父亲對成年儿子宗教参与的直接影响系数为0.35，加上间接影响，总效应达到0.47。母亲对成年儿子宗教参与的影响尽管也具统计显著性，但是这种影响很少，加上微弱的间接效应，总系数也只有0.16。从子女宗教参与的连续性来看，我们发现儿子小时候的宗教参与对现在的影响比女儿弱，说明男性在宗教选择上更具冒险精神[15]。模型2表明在宗教参与的家庭传播过程中，父亲对儿子的影响大于女儿，母亲对女儿的影响大于儿子。 五、結论 上文在对父母和子女宗教信仰一致性进行描述统计的基础上，探讨了父母亲对成年子女宗教信仰的影响，阐明父母、未成年子女以及成年子女三者之间宗教参与的路径关系。在提出的3个研究假设中，除了假设2中母亲的宗教参与对子女的影响大于父亲未能得到验证外，数据都支持了其他假设。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父母亲在子女宗教信仰和宗教参与的传递上都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在解释成年子女是否信教的所有自变量中，父母亲的影响因素最大。未成年子女和成年子女的宗教参与都深受父母的影响。 第二，总体而言，母亲对成年子女宗教信仰的影响大于父亲。父亲对未成年子女宗教参与的影响大于母亲，但对成年子女直接影响比母亲略小，如果加上间接影响，父母亲基本一致。 第三，宗教代际传递呈现非常明显的同性相传特点，主要传递路线是父-子和母-女，父亲对成年儿子宗教信仰的影响比母亲大一些，母亲对成年女儿宗教信仰的影响比父亲大得多。无论对未成年儿子还是成年儿子，父亲对其宗教参与的影响都比母亲大，无论对未成年女儿还是成年女儿，母亲对其宗教参与的影响都比父亲大。 第四，男性小时候的宗教参与对成年后宗教参与的影响小于女性，男性在宗教实践中体现更多的不一致性，而女性则体现出较强的一致性。 总之，本文最大的发现是我国宗教代际传承中同性传递的特点，纽曼曾用西班牙天主教的资料证明了这个观点，并用宗教资本理论进行解释。作者认为，父母亲把时间投入到宗教活动中是一种宗教投资，他们这样做的目的是期待子女从事同样的宗教实践并且强化子女的宗教资本，通过这种方式，父母的宗教态度和价值可以有效传给下一代[16]。宗教市场论虽然能够从父母宗教投资和回报的行为解释宗教的家庭传递，但还是没能解释宗教同性传递的特点。看来这个问题的解释还得回到班杜拉，他的社会学习理论认为，小孩会模仿各自认同的自我强化模式，他们更愿意以同性父母为榜样而不是异性，男孩应该至少在模仿父亲形象的倾向上比女孩更强，而女孩在模仿母亲形象上则应该比男性更强[17]。具体到宗教的代际传承问题上，子女可能更愿意接受同性父母的宗教教化，所以父亲对儿子以及母亲对女儿的宗教价值和行为的传递会更加成功。 本研究依然存在诸多不足。中国人宗教心理异常复杂，有些人存在一人多信的现象，但CGSS问卷只允许回答一个选项；由于缺少被访者小时候宗教信仰的变量，因此无法分析宗教信仰影响因素的时间效应；问卷对宗教模块进行了过滤性回答，使得样本量不足而无法分别对主要宗教类别进行回归分析；在宗教参与问题上，我们在明确变量作用方向的前提下应用了路径分析，但却忽视了其他因素的影响（当然，多元回归分析模型同样可以显现宗教同性传播的特点）。本文未能考虑父母亲对子女的社会控制程度、亲子之间的关系类型多种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研究的信度。最后需要说明的是，家庭总是嵌入在社会结构中，我们不能脱离社会孤立地谈论家庭宗教价值的传递，虽然现在看到的更多的是宗教传承中的相对稳定性，但社会结构转型的张力也会逐渐改变现状，宗教代际传承的变异性也是以后值得关注的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