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范源濂与民国初期的教育改革

　　范源濂（1875-1927），字静生，湖南湘阴人。1898年就读于长沙时务学堂，戊戍变法失败后，东渡日本，入东京高级师范学校学习。1906 年学成回国，任清政府学部主事。民国建立后，任教育部次长、三度出任教育总长，后来又担任北京师范大学校长、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董事长等职。范氏一生起伏跌宕，然毕生致力于教育事业。他力主教育救国，试图通过改革和发展教育来谋求强国富民，并全身心投入到新式教育的筹划与实践之中，成为中国现代教育的奠基人之一。
　　一、为民国教育的发展定一根本指针
　　1906 年，游学日本的范源濂受侍郎严修的荐举，被清廷电邀回国，任职学部。当时正值学部初建，正是革故鼎新，百业待举之时，而学部大臣们囿于识见，束手无策。范源濂熟知新式教育，又敢于任事，大凡部务之划分，职责之分配，各省提学司使之任命，各级学校之规程，各地高中、小学校之分期进行，教育人员之考核等事宜，无不悉心规划，劳瘁不辞。因此颇受学部大臣们赏识与倚重，短短几年时间，由学部主事迁员外郎、郎中，最后直至参事，从此在教育界渐露头角。
　　二、改革学制与整顿学务
　　范源濂初任教育总长之时正值全国临时教育会议召开之际，全面筹划教育发展大计已渐渐铺开。范氏继承了蔡元培的教育思想，提倡教育决策民主化，鼓励与会者畅所欲言，共谋教育大计。在范源濂的努力维持下，会议在热烈、自由、和谐的气氛下进行并圆满结束。此次大会收到提案 92 件，而且大多数提案获得通过，并转化为政府的教育法令。
　　这次大会的一大成果是制定了新的学制，并于次年修改整合后称为壬子癸丑学制。新学制分为初等教育（初等小学、高等小学）、中等教育、高等教育三段四级，规定儿童从 6 岁入学到 23-24 岁大学毕业，整个学程为 17 年或 18 年。新学制相对于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的癸卯学制来说，学习年限已大为缩短，并且废除了两性的差别，小学男女同校，可以设立专门的女子中学，并取消了贵胄学堂，处处体现出教育平等的气氛，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在推行新学制的同时，在范源濂的主持下，教育部于 1912年9-10 月先后颁布了《小学校令》、《中学校令》、《专门学校令》、《大学令》、《师范教育令》对各级各类学校的目的任务、课程设置、学校设备、入学条件、教职员任用、经费及领导管理等方面都做了具体规定。这些教育法令后来虽然经过多次修改，但其基本精神延续了下来，在当时颇具影响力，可以说是民国教育制度的蓝本。
　　三、吸收西方教育之长
　　早在求学时务学堂之时，范源濂就开始接触西方新式教育，后追随梁启超到日本，就读于东京高等师范学校，从此与教育结下了不解之缘。他对西方教育悉心探究，并把中国传统教育与西方教育做一比较，深深感受到中国事事不及外人，群以为教育不发达之故，此诚为事实。因此主张仿效西方来改革教育。他仰慕西方的义务教育，认识到当世列强，如英美法意日本诸国，莫不行义务教育之制 所以强烈要求在中国推行义务教育，认为这是立国之要图，决定存亡盛衰关键之所在。有鉴于此，初任总长，他就提出把义务教育规定于宪法，以法律的力量来保证义务教育能得以推行，并在民国元年（1912）颁布的新学制中明文规定初等小学 4 年为义务教育，从此开启了中国义务教育的新风气。
　　范源濂接触西学较早，后来又两次赴欧美考察教育，对西方教育了解颇深。他深深认识到今之世界，一科学世界也。交通以科学启之，实业以科学兴之，战争攻守工具以科学成之。故科学不发达者，其国必贫且弱；反之，欲救其国之贫弱者，必于科学是赖。因此主张仿效西方，发展科学教育。为了养成国民的科学智识，范源濂不仅要求普通学校中加入工业课程，以谋求工业的发展，而且特别强调发展实业教育，来促成科学的发达。在民国元年的学制改革中，规定初小毕业可进入乙种实业学校，高等小学毕业可选择甲种实业学校，然而后来的情形证明实业学校所占比例极低，学生人数极少。为了改变这种状况，范源濂主张大力发展实业教育，要求各地办学，高等小学校与乙种实业学校应各占半数，中学校与甲种实业学校应各占半数。1917 年，范源濂重订教育系统，对实业教育的性质、学制以及高等实业学校的专业开设做了明确规定，提高了实业教育的地位。
　　民初政治混乱，经济凋敝，内外矛盾尖锐，而教育能得以维持并有所发展，教育改革能平稳推行，这里边不能说没有范源濂的功劳。在他的主持下，制定了反映民主共和的教育宗旨；推行了符合社会发展的新学制，建立起一套比较完整、科学、合理而又平等的教育体系，并吸取西方之长推行教育改革。这一切表现出范源濂既以政治家的气度关心现实政治，又以教育家的胸襟虑及久远，在中国教育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