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志与高校中国古代史教材的互证分析

　　在中国古代史教材中，诸多历史事件、变法革新、人物事迹等往往在地方志中可以找到事件的发生地、人物的相关情况及变法革新对后世的影响等。方志的地域性特征，使历史记述由宏观变得具体，细节更能展现历史的真实，也更能打动人心。在教学中，利用方志史料与历史教材相互印证，让学生触摸历史细节，感知历史场景，拉近与历史的距离感，有利于从微观体察宏观，以小见大，更深层面理解历史进程与社会发展。本文以河南地方志为例，对此问题进行探讨。
　　一、尽地力之教对后世的影响
　　在中国古代史教材中，战国时期魏、秦、楚等国的变法革新是学习的重要内容，特别是李悝的变法，使魏国一跃成为战国初期最强大的国家，可见其变法的重大作用。李悝变法中有尽地力之教一条，彭林等主编的《中国历史新编》谈到其内容包含三项: 其一，必杂五种，以备灾害，即同时种植稷、黍、麦、菽、麻五种作物，以防止单一作物受灾难以补救; 其二，力耕数耘，收获如寇盗之至，即农民应当勤劳耕作，深耕易耨，收获时要抓紧抢救，防止风雨突袭; 其三，环庐树桑，菜茹有畦，瓜瓠果蓏，殖于疆场，即应充分利用田地，见缝插针发展多种经营，使桑树、蔬菜、瓜果等副业一并丰收。
　　尽地力之教的主旨就是在种植结构上实行多种种植; 在农业生产上精耕细作，不误农时; 在土地利用上，充分开发地力，实行瓜果菜蔬、农林副业相结合等形式。赵毅等主编的《中国古代史》谈到李悝的尽地力之教时指出，政府部门制定如此细致的农业生产政策，并推广至全国，这在我国古代是第一次。李悝在农业生产领域推行的尽地力之教，不但挖掘了农副业的生产潜力，使农民增产增收，而且也使魏国的农业生产得到持续稳定的发展，为魏国的霸主地位奠定了基础。这一政策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如果从后世统治者对尽地力之教的重视及法令执行方面加以佐证，则更能体现出这一政策在当时所起到的重大作用。
　　地方志中对尽地力之教的生产经营形式有详细记载。如嘉靖《尉氏县志》收录的《洪武年间教民榜文》谈到，为了及时耕种，在农种时节，朝廷差人专门进行督促，每村置鼓一面，由村中的老人负责，五更擂鼓，众人闻鼓下田，强调勤劳耕作，不误农时，还要求每户务要照依号令，如法栽种桑株、枣、柿、棉花等，指出每岁养蚕所得丝绵可以衣服，枣、柿丰年可以卖钞使用，俭年可以当粮食。这就是政府利用法令形式达到尽地力之教的一个例子。康熙《南乐县志》中有知县王培宗的《劝民栽植文》，强调间有闲田隙地以及通衢陌路，锄犁之所不及者，不拘松、柏、榆、柳、柿、桃、李等树，乘时栽植，遍栽树木，务使野无余地，然后可望民有余储尔。乾隆《光州志》中收录有雍正皇帝的谕令: 国家休养生息数十年来，户口日繁而土地止有此数，非率天下农民竭力耕耘兼收倍获，欲家室盈宁，必不可得。要求地方官除重视农业外，还要鼓励民众利用自然之利，在舍旁田畔以及荒山不可耕种之处，度量土宜种植树木，桑柘可以饲蚕，枣栗可以佐食，桕桐可以资用等。乾隆《虞城县志》的纂修者则一言蔽之曰: 从来万宝皆生于土，故王政之要在于农桑。由此可以看出，后世统治者在农业生产上对尽地力之教政策的重视及在国家治理中的具体运用。
　　在人口渐繁而土地有限的情况下，尽地力之教的农业生产形式不仅强调杂种五谷，在自然灾害面前可以有所应对，减轻灾害的影响，同时要求精耕细作，采用农林结合增加收入，并广辟闲田隙地减轻生存压力。这成为历代政府维持农家生计的一种基本思路和模式。通过方志中的纵向梳理，并与教材进行互证对照，从宏观到微观，李悝的改革政策在后世的延续与发展更能加深学生的印象，从而有助于充分理解其在最初阶段的重要性及意义。
　　二、战争、河患与地方历史
　　方志中记载的一些地名往往与历史上的战争密切相关。在历史教学中，运用方志史料与教材中的重大战争事实相互印证，通过对比宏大历史记述背后的微观历史叙事，可以更加突出地方史与中国史之间的关联。
　　历史上的一些重大事件如果具体到一个相对熟悉的地方，则会显得具体得多。在中国古代史上，武王克商开启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在克商过程中，有诸多历史事件涉及河南地名之来历。如朱绍侯等主编的《中国古代史》讲到: 武王九年，大会诸侯于孟津。前来参加大会的诸侯和部落首领，据说有八百之多。在大会上，周武王举行了誓师仪式，这就是历史有名的孟津之誓。这里提到了孟津这个地名，康熙《孟津县志》记载: 孟津又称盟津，武王伐纣会诸侯于盟津。武王伐纣之后，在商的早期都城西亳进行了军事修整。西亳就是现在的偃师，弘治《偃师县志》谈到偃师地名之沿革时云:周武王既伐纣，息兵于此，名曰偃师。民国《偃师县风土志略》云: 县城即周武王偃兵处。孟津与偃师都与周武王时期的历史事件有关，一个是伐纣战争前的盟誓之处，一个是战争胜利后的偃武修文之所。两个地名，两种心境。这就是在国家历史发展进程中留给地方历史的痕迹与记忆。
　　汉武帝是中国历史上一位雄才大略的帝王，在位时期对帝国疆域进行了一系列的扩张。彭林等主编的《中国历史新编》云: 汉武帝元鼎五年( 前112) ，南越国相吕嘉弑王及太后，另立赵建德为王。汉武帝发大军分五路南下，以武力平定南越。这一事件在《获嘉县志》中不但有记载，而且还谈到了获嘉地名与此有关: 武帝元鼎六年，车驾至汲新中乡，获南越相吕嘉首于行在，因以是乡置县，名获嘉。南越叛乱，祸起丞相吕嘉，此人被诛，标志着战争的胜利。当吕嘉首级被献至武帝面前时，汉武帝正行至汲县新中乡，新中乡因此置县，命名获嘉。这就使地处中原腹地的获嘉与相距遥遥的南越，因汉武帝时期国家疆域的扩张而联系在了一起。
　　西汉时期的农业有较大发展，发展原因除生产工具进步外，还有对黄河水患的治理。元封二年( 前 109) ，汉武帝征调几万民工治理黄河。赵毅等主编的《中国古代史》谈到这一事件时云: 武帝发卒数万人堵塞决口，亲临工地，命随行的官员自将军以下都负薪填塞决河。经过这次修治，黄河流归故道，此后 80 年间未成大灾。这次治理黄河，河南淇县的竹子发挥了重大作用。新修《淇县志》记载，当地古时盛产竹子，《诗经淇澳》中瞻彼淇澳，绿竹猗猗，就是指淇竹。此次治理黄河，伐淇园之竹以为楗。砍伐淇园的竹子来堵塞决口这一事实，在《史记》中也有记载。《史记》云，汉武帝自 临 决 河，薪 柴 少，而 下 淇 园 之 竹 以 为楗。淇县的竹子在这次堵塞黄河决口中起了巨大的作用。由于黄河得到有效治理，民众稳定的生活和农业生产得到了保障。嘉靖《淇县志》在土产中仍记有竹，但自十九世纪以来，因气候变异，淇竹逐渐减少。
　　从战争到一个地名的来源、从水患到一个地方的物产，相互印证之中，方志从细节方面对教材进行了补充。在查阅孟津、偃师及获嘉地名来历中，可以体察国家历史对地方历史的影响。从治理黄河水患到淇园之竹的确切记载中，可以知悉至少在西汉时期淇县仍然盛产竹子，当地气候应该相当温暖，继而可从历代气候变迁对比中理解环境在人类历史进程中所起到的影响和作用。
　　三、历史与社会风俗
　　方志中的一些风俗习惯往往也可以与教材所记载的内容相互印证。比如民间摔牢盆的习俗即是如此。西汉时期，汉武帝实行的新经济政策有官营盐铁这一项，各类古代史教材中都有较为详细的记载。彭林等主编的《中国史新编》云: 官营盐铁，就是中央政府在盐、铁产地设置盐官和铁官，实行统一生产和统一销售，利润为国家所有。盐业官营的形式，是由在产盐区设置的盐官备置煮盐用的牢盆，募人煮盐，产品由政府统一收购发卖。《史记》亦记载这一件事: 募民自给费，因官器作煮盐，官与牢盆。盐铁官营这一政策使西汉的经济得到了巨大的提升，但谁也没有想到，这一政策对民间风俗却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光绪《辉县志》记载，当地举行丧礼时，用一瓦盆名曰劳盆，葬时用亲人掷破之，以示不再用也。劳盆即为牢盆，但此处并未详细说明原因。民国《重修滑县志》谈到当地的丧礼风俗时对牢盆有所介绍: 民因官器煮盐，官与牢盆。牢盆者，煮盐器也。然人死即不食盐，盆亦无用。为子者睹物伤情，故摔之，为摔牢盆之始。今滑俗起灵时孝子必以小瓦盆摔于棺前，谓之摔牢盆。原来，民间摔牢盆的风俗，起源于汉代的官营盐铁政策。及至今天，摔牢盆的丧礼习俗在河南一些地区仍旧存在。
　　农历正月十五是传统的元宵节，在方志记载中，这个节日的起源也与西汉时期的历史相关。西汉王朝的建立者刘邦死后，吕后掌握了政权，在执政期间，打击朝中大臣，培植吕氏集团。赵毅等主编的《中国古代史》记载，公元前 180 年吕后病逝，吕禄、吕产准备发动政变，大臣周勃、陈平等借机诛灭吕氏集团，迎立代王刘恒继位。对于这一事件，《登封县告成乡志》不但有详细的记载，而且还谈到此事件与元宵节的关联，云: 一心保汉的老臣周勃、陈平等人，协力扫除吕氏集团后，拥立刘恒为帝，即汉文帝，因为扫除诸吕的日子是正月十五，所以，每到这天晚上，文帝就微服出宫与民同乐，以示纪念。在古代，夜同宵，正月又称元月，汉文帝就将正月十五定为元宵节，这一夜就叫元宵。
　　关于元宵节的起源，学者论争已久，观点不一，有太一神祭祀起源说、道教节日起源说、佛教节日起源说等，而元宵节与西汉皇室权力争斗相关的说法在其他文献中则少有记载。
　　四、经济发展与乡镇繁荣
　　赵毅等主编的《中国古代史》在谈到乾隆时期经济的繁荣时指出，商业城镇的增多是这一时期繁荣的突出表现，不少城镇发展成为区域性商业中心或大商品集散地，而星罗棋布的小集镇，则将都市与乡村沟通起来，形成发达的商品流通网络。朱绍侯等主编的《中国古代史》在谈到清代中期工商业经济的发展时指出，北方的农村集市也有了很大发展。
　　清代中期北方集市的繁荣在河南方志中有诸多记载，如乾隆《嵩县志》谈到当地的天湖镇米粮聚集，每到集期，附近居民担负入市者相望与道。乾隆《商水县志》中也详细记载了这一时期当地繁荣的集市状况: 永宁集，在沙河北岸，依砦结庐因名。东西五里，南北二里，商贾辐辏，称巨镇云。集在今周家口小黄河西，双日集。周家口集，县治东北十八里，即小黄河与沙河会流处，旧在沙河南岸，仅有子午街一道，居民数家。国朝治平百年以来，人烟聚杂，街道纵横，延及淮宁境，连接永宁集，周围十余里，三面夹河，舟车辐辏，烟火万家，樯桅树密，水路交会之乡，财货堆积之薮。北通燕赵，南接楚越，西连秦晋，东达淮扬，豫省一大都会也。单日集。从永宁集商贾辐辏可称巨镇的场面及周家口豫省一大都会的繁荣中，足以看出清代中期北方经济的发展局面。
　　经济发展的基础是农业的发展，而这一时期最突出的是高产农作物番薯和玉米的大量种植及在内地的迅速推广。朱绍侯等主编的《中国古代史》在谈到清代前期农业经济的进步时云，高产作物番薯的种植，也由福建等沿海地区很快推广到河南、山东、直隶、陕西、贵州等省，在一些地区，番薯已占民食之半。赵毅等主编的《中国古代史》谈到清代下层民众的生活时云: 清朝时，番薯、玉米等高产作物得到推广，加入主食行列。
　　高产的番薯和玉米深受民众欢迎，在河南方志中记载甚多，如乾隆《汲县志》记载了红薯在当地的种植传播过程: 番薯蓣，俗名红薯，种于怀庆，近邑中亦颇种之。关于红薯的特性及作用，乾隆《光州志》中有更详尽的记载: 红薯，一名甘薯，一名番薯，大者曰玉枕。薯形圆而长，本末皆锐，皮紫肉白，质理腻润，气味甘平，挨地传生，一茎蔓延至数十百茎，节节生根，一亩种数十石，胜种穀二十倍。可生食，可蒸食，可煮食，可煨食，可切米晒干作粥饭，磨粉作饼饵。种宜高地、沙地，若遇涝年，水退在七月中，既不及艺五穀即可剪藤种薯，至于蝗蝻为害，草木食尽，惟薯根在地，蝗齿不及，若蝗信到时，急令人发土遍壅，蝗去之后滋生更易。人家凡有隙地，但只数尺仰见天日便可种得石许，此救荒第一义也。卷二十七，9
　　不挑土地状况及高产的特性，使玉米同红薯一样深受民众的欢迎。乾隆《嵩县志》记载: 玉黍，粒大如豆粉，似麦而青，盘根极深，西南山陡绝之地最宜。卷十五，1《新修阌乡县志》记载，玉蜀黍沿山一带种者多谷数倍因收头较重，食之亦甚适口，在人稠地狭之处，种者尤多，民食全赖此收入。
　　红薯和玉米在内地的普遍种植，无论是对清代社会经济的发展还是在保障人口的稳定与增长方面都做出了很大贡献。方志中对红薯和玉米的种植状况及在民众心中地位的详细描述，足以见证这两种作物在民众生活中的重要性，进一步印证和补充了教材的观点。
　　总的来说，地方志作为地方记忆的载体，与教材粗疏宏大的叙事相比，地域性特征决定了其记述内容的微观与细节。在历史教学中，利用两种不同的叙事观对历史事件进行补充和互证，有利于从微观体察宏观，使历史学习变得生动而又具体，不再是令人生厌的人名、地名及零星片段事件的记忆。此外，借助方志的地域性特征弥补教材的缺憾，不但有助于还原区域历史的细节，以小见大，更深层面理解国家历史的发展进程，而且在相互印证中，通过方志文献的查阅，还可激发读者爱好乡土之心，珍惜河山之意，以此兴起社会责任感和乡土认同感，在方志利用与历史学习中进一步构建家国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