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哲学视域下深化社会基层治理体系的探索

　　一、建立长效预警机制，达到风险控制前置
　　社会治理的基本任务包括协调社会关系、规范社会行为、解决社会问题、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公正、应对社会风险、保持社会稳定等方面。做好社会基层治理工作，促进社会和谐，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条件。中国是一个拥有13亿人口、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国家，使用13亿人口都奔向小康是社会主义的应有之意，也是进一步将社会基层治理由表面的管控向服务社会基层进行深入推进的抓手。围绕着发展与稳定这一坐标，当前最需要解决的就是民生问题。社会治理需要从解放生产力，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制造业和维持社会长治久安寻求平衡。这一平衡的突破口就是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机制，切实解决社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包括贫困人口脱贫问题。以产业扶贫为突破口的精准扶贫很好的诠释与涵盖了当前社会基层治理的基本任务，并对治理方式进行了创新，使社会基层治理由传统的管控模式向防控模式转型。在社会基层治理中，事后控制比不控制好，事前控制比事后控制好。事前控制是消除风险隐患的最好方法。2016年精准扶贫中，开原市通过开展产业扶贫让有才智有志向的贫困群众重燃致富希望找到生活奔头。
　　二、实现行动向行为文化转变，践行核心价值观
　　行为文化是组织文化一组成内容，在中义层面，组织文化是在其内外环境中长期形成的以价值观为核心的行为规则、制度规范和外部形象的总和。行为文化包括组织行为方式与组织形象。在组织行为方式上，开原市通过开展产业扶贫、党员一对一帮扶等系列举措，将精准扶贫当成 一号政治任务来部署，一把手工程来落实。2017年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我国脱贫攻坚形势和更好实施精准扶贫进行第三十九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农村贫困人口如期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底线任务，是我們作出的庄严承诺。要强化领导责任、强化资金投入、强化社会合力、强化基层活力确保如期实现脱贫攻坚目标。开原市在精准扶贫工作中，通过党员一对一帮扶，将行动制度化、行为化上升到价值理性层面，形成行为文化，践行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明确了为谁服务、为谁脱困的扶贫根本问题，立足走进农户、走进民心，坚持以人为本、重在精准、尊重差异、持之以恒。例如，开原市黄旗寨镇成立了扶贫工作办公室，以党委书记亲为主体责任人，副乡长为具体责任人，实行每名党员干部包一至两个建档立卡贫困户。
　　三、实现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协调统一，目标制定张显科学精神
　　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局工作承载着科学发展的理念，强调工具与价值理性的协调统一。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是理性的二方面，这一划分由马克斯韦伯提出，价值理性是人类对价值和价值追求的自觉意识，包括行动理念、原则、信仰、目标、理想、目的。工具理性是以计算和预测后果为条件，把目的设定和价值关怀作为核心问题，追求效率和可行性。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协调统一需要目标制定的科学理性，正所谓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水可载舟，亦可覆舟。化解社会基层矛盾纠纷、救济基层生活困难群众是张显科学精神的实践途径。牢牢把握管理与服务的关系，是实现社会基层治理制度的创新的关键。所谓创新，奥地利经济学家熊彼特在《经济发展理论》一书中提出创新就是建立一种生产函数，把一种从未有过的关于生产要素与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引入生产体系，其目的在于获取潜在的超额利润。而在社会治理中对创新界定为，社会治理要与时俱进，正确把握国内外形势新变化新特点，针对当前社会治理中的突出问题，着重研究加强社会治理、做好新形势下群众工作的思路和举措。在这一意义上，创新是系统科学的范畴。系统科学由三个层次组成：工程应用层次，具有代表性的是各种系统工程；技术科学层次，其代表作是在国际上被誉为经典著作的《工程控制论》（Engineering CybernEitcs）与《运筹学》；基础理论层次，是我国学者提出的开放的复杂巨系统及其方法论从定性到定量的综合集成法。在复杂的社会系充工程中，传统的社会管理已不能适应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而服务理念的融入，充满以人为本的市民社会人文精神情怀的管理正充斥着传统管理的节奏。社会治理是对人的治理和服务，涉及广大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必须始终坚持以人为本、执政为民，切实贯彻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不断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目前，开原市已形成以产业为依托，以组织为保障，以贫困家庭为对象的精神扶贫模式，在农村扶贫中，探索出以村党支部+专业合作社+贫困户的扶贫形式。开原市增家寨村就通过旅游、苗木等产业发展每年每人增收2000元，推动全村40户以上实现脱贫。
　　可以说，精准扶贫以民为根本，以产业扶贫为重点，以党员一对一帮扶为切入点。以领导干部为主体责任，以社会基层、特别是农村贫困人口为服务对象进行布局，确保了开原市基层治理体系的有效运行，为社会基层治理体系的构建和解决发展问题提出了探索路径。提高了城市和谐、宜居环境，对社会治理体系的服务创新提供了重要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