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入WTO后中国电视所面临的新挑战及其对策思考

　　加入WTO后中国电视所面临的新挑战及其对策思考加入WTO后中国电视所面临的新挑战及其对策思考加入WTO后中国电视所面临的新挑战及其对策思考
　　一、一种认识上的误区所引发的思考
　　而放手电视是党的喉舌，电视的制作、策划、播出都是被主流意识形态所牢牢控制着的，即使中国加入了WTO，电视媒体的命脉仍将始终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电视是我们必须坚守的宣传阵地。在中国，经政府批准建立的电视台就有3000多家，相当于日本的25倍，英国的260多倍，而且中国电视的技术含量和设备（尤其是北京、上海）也不亚于欧美强国，至少可以达到他们的中上水平。所以中国电视所面临的国际性挑战，特别是意识形态的挑战远比电影要少。事实上这是一个极为严重的认识上的误区。这种误区的背后，隐匿着一种观念上的麻痹和落伍。面对严峻的现实，我们不得不作出如下的思考。
　　首先，电视圈内的决策层和管理层的人们是否都意识到，今天的电视已是一种环球电视？在当今所有的传播媒体中，最具全球化意识的是电视和英特网。加入WTO后，我们尽管仍可选择和控制接受什么，不接受什么，但几年以后，情况又会如何呢？加入了WTO，就意味着要给别人国民待遇，就意味着必须认同相当程度外来文化的准入。如此，竞争就不再是空喊几句狼来了的口号吓唬人，而实质仍是无甚大碍的国内各地方台间，地方台与中央台间的较量。融入国际性的电视贸易，各种完全不同类型的电视文化将直接与我们展开面对面的竞争。这种竞争是处于全球性市场经济之中的机会均等的竞争，对其残酷性和按市场规律的机制自然淘汰，必须有充分的思想准备。第三，国内电视栏目的创新不够。尽管比起二十年前，中国电视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变，但我们的现代电视意识不强，对电视的功能、制作、播出的现代转换还较滞后。对电视如何保持自己的民族特色，如何使现代的传播手段、视听效果同中国文化、中国人的审美情趣有机地统一起来，在认识上和实践中都仍有相当距离。我们的许多节目，如湖南卫视的《快乐大本营》、上海东视台的《相约星期六》、乃至中央台的《幸运52》等，都是模仿港台、日本而来，而港台、日本的同类栏目又是模仿西方的模式而拼成的，这就在事实上，使国内许多游戏、竞猜、博彩一类的节目成了上千年前柏拉图所言：模仿之模仿，今天人们所讲的复制之复制。这种现象至少说明：
　　一、我们的一些电视制作人和编导的创新能力不强，靠移植港台或国外版的栏目的依赖性较明显。
　　二、一些节目的设置和制作脱离现实生活，与老百姓真正所关心的话题仍有一定距离。表面上的歌舞升平、灿烂夺目，或追求时髦地描写清宫野史，靠胡编滥造来构筑历史画面；或以过多的灯红酒绿、富丽堂皇、缠绵悱恻、大款富婆、明星效应等来掩盖矛盾和艺术上的苍白，结果冲淡了电视本身应有的基本性质：大众的和平民化的文化底色，以及对当下社会变革、民族生存态的真正关注，更谈不上起到积极的正确的引导作用。
　　三、某些主创人员自身的文化素养不高，有的一味崇洋，却对中国文化知之甚少。
　　四、有些人对主旋律不感兴趣，认为西方的都是现代的，怀旧的都有情调。为了实现对传统的反叛，将迷信、落伍、甚至封建意识当作突破口，反掉的是传统的合理性，宣扬的恰恰是传统中本该淘汰的东西。然而，西方的波普艺术是从反对抽象主义、表现主义起家的，在中国，抽象主义、表现主义艺术从来也不曾充分发育至成气候，却马上又迎来了后现代主义的思潮。于是，以好玩或好看的形式不断推出的电视节目，与以教化为目的的主流文化策略间似乎出现了难以沟通的话语体系，而实际上是一种文化的断裂，就中国当下的审美文化与西方相比较而言，又有着巨大的文化落差。近几年来，人们试图采取种种现代性手段来使二者得以沟通，也的确出现了不少好的形式和优秀的电视作品。如普及高雅艺术、引导流行歌曲、推出较为精致的电视剧等等。但这种努力尚不够完美，更未形成具有一定渗透性和跨国影响力的中国潮。随着中国加入WTO以后，电视的后现代特性会日益加剧，其与主流意识形态的对话与对抗也会更加突现出来，这又是一个不得不引起我们深思的现实文化问题。
　　简言之，加入WTO后，电视也将与电影市场一样，绝非政府一统的天下，而且WTO的一个重要国际准则是反垄断。如是，多元文化的大量涌入，将远远超过眼下国内由主流文化监控下的多元并存。这是一个可以预料到的未来走向。
　　二、来自最现实的两方面的严峻挑战
　　加入WTO后，中国电视会面临多方面的挑战，但是最具现实感、也是最严峻的挑战，可能来自这样两个方面：一是与权力和中国形象直接相关的电视制作和传播的所有权问题，另一是西方强势文化对本土文化的蚀化。
　　（一）所有权观念的转变及其挑战
　　只要进入WTO的圈子，就意味着文化也将随同经济一起融入世界。而当今环球电视的概念，已经使得所有权国际化了。目前，中国的电视台都是官方的，是由政府直接控制、管辖、监督着的一种文化传播媒体。加入WTO后，主要的所有权当然仍会在我们政府手中，如央视、各省、市所辖的广播电视局、电视台和公司，但如何体现自由竞争？怎样看待西方商业化和消费文化的电视运作策略？自80年代起，西方的广播电台、电视台、电影制作公司连带报刊杂志的兼并已蔚然成风，到了90年代，迪斯尼买下了ABC，西屋买下了CBS，时代华纳收购了CNN，直至2000年1月10号，美国在线公司兼并了时代华纳公司，接着维亚通信公司又与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合并。这就使得广播、影视、报纸、杂志、音像制品的所有权归为一综合性媒体巨人，出现了全球性的巨无霸传媒公司。这个媒体巨人不仅资产雄厚，技术先进，而且将网络、通讯、电脑多媒体与电视直接联成一体，凭借其丰富的资源和先进的经营管理经验和高技术手段，冲破地域电视经济、出口各种形式多样的电视节目，并打造传媒业的新经济神话。
　　（二）西方强势文化对民族文化的挑战
　　加入WTO后，不管外国的传媒公司、电视节目以何种方式与中国的电视竞争，西方强势文化都会对民族文化形成极大的挑战。除了商业目的外，不同意识形态和不同文化的撞击，既能迸发出新的火花，也会对中国的主流文化、民族审美构成一定威胁。即使是中西合作，或由海外资本支撑，让中国人担任独立制片人来完成的好莱坞式主流影片，也与我们自己拍摄的主旋律影视片剧大相异趣。正如有人在谈及《庭院里的女人》所提出的疑惑那样：中国的现代化与现代性的实现，需要的是这样的陈年影像相伴么，需要旧时代的‘他者’重述来印证一个世纪之后的身份认同吗？在这个宣传稿的结尾称《庭》为高质量的影片这是怎样的高质量呢？（注：邓光辉：《他者重述：电影的全球化修辞》，《电影艺术》2001年第4期。）电影尚且如此，则电视节目的欧美化改造，对中国观众所产生的影响，那就真的难以估量了。当所有国民都习惯于接受欧美的电视肥皂剧和西方狂欢节式的通俗文化，而致对中国传统的任何一种表现形式和理性分析都缺乏兴趣时，则就不是他者来印证中国人的身份认同，而是身份认同中自我异化为一种不伦不类的形象，这才是真正的妖魔化了的中国的可悲。
　　无论是西方昔日的先锋作品，抽象主义、表现主义、立体主义绘画，超现实主义、精神分析电影，意识流小说，还是今日的后现代主义文艺，行为艺术、装置艺术、广告时装表演和麦当娜式以性和摇滚来张扬女性的真实之所在，在今日的电视画面中都能将它们全部囊括进去，这的确是一个五彩斑斓、千姿百态，比真的还像真的影像世界，但每天面对的都是狂欢，都是另类，都是精神分裂，那么，留给人们的理性思考究竟有多少？一切都被游戏化、感性化了，连历史都在游戏中作出了重新编排，人对自我都产生了怀疑，还谈何本土文化、民族意识？诚如当年阿恩海姆在论及先锋艺术时一针见血地指出：不是别的，而是一种形式主义的游戏，而所谓形式主义，只不过是人类某些狭隘意识的可悲表现。（注：阿思海姆：《艺术与视知觉》第186187页，滕守尧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换言之，抽掉了一切意义的纯形式主义，或仅只是炫耀身体、性、色情一类的感官刺激，往往只是一种狭隘的意识的情绪发泄，一旦它蒸发了意义、良知和深度，则实际上就可能真成了犯罪的策源地。
　　三、面对挑战的对策思考
　　外来电视节目和电视文化成批量进入中国大陆，已是大势所趋。既不能用过去文化侵入的旧概念去套这一现象，更不能视而不见地逃避。因为世界经济一体化走向和国际性市场经济所体现的，就是公平竞争，自由贸易。为此，面对国际范围内的后语境，和中国要发展有社会主义特色的先进的电视文化，笔者认为至少应从如下几个方面作出对策性应变。2。虽已加入了WTO，仍可在游戏规则允许的情况下，对西方强势文化中的不良倾向进行有效监控和抵制。如，今天不仅发展中国家对美国产的节目的进口作了诸多限制，欧洲委员会也设法对美国节目的进口限定配额，以保持本国影视文化的独立性，尽管收效甚微。而中国与他们的情况又有所不同，中国可以凭着东方的传统，并以国家法律的名义对之作出更积极的反击。再则，诚如许多国外专家所指出的，美国电视节目制作的文化含金量不一定都很高，即存在着所谓文化折扣和泡沫文化。初来时，或许会产生第一次看西洋镜的轰动效果，看多了，也就习惯了、乏味了。况且中国观众的审美情趣与西方人的情趣毕竟存在着这样那样的差异，所以，即使从纯商业利润的角度考虑，外国电视网络也会意识到中国民族文化和地方文化的重要性。为了长期占有市场，它们甚至会反过来重视中国文化和中国人所喜闻乐见的艺术和游戏形式。正如米勒所讲的，国际传媒公司已经懂得全球政治经济的转变要求公司转换脑筋和策划，将地方文化特色作为一个新构形考虑进去，堵上这个市场漏洞。（注：尼古拉斯183；阿伯克龙比：《电视与社会》中译本第123页，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因此，民族特色真正得以体现，民族文化真正为国内外人士所认同，也是消解、削弱西方强势文化形成霸权话语的一个重要砝码。
　　3。中国目前所拥有大大小小合法的电视台，虽已有数千之众，但许多小地方台的设备、功能都较落后，从业人员的素质也相对较低，重复建设、浪费资金，我行我素的现象严重。除重复央视、省市级电视台的节目外，自身不可能制作高水平、高质量的电视节目。为吸引当地观众，只能大量播出港台录像、国外已过时的故事片（剧）。许多制作廉价、内容庸俗、摄制低劣的电视剧，首先就是由它们传播开来的，客观上也搅乱了中国的电视文化市场。特别是小范围内的闭路电视，你根本不知道它在播放什么，也无法控制。所以，我们在大城市中加紧广播电视、影、视合一，影视与其他媒体的联合以形成集团力量的同时，也应加强对小电视台的管理和监督检查，强化本国资源和喉舌功能。
　　4。尽快深化体制改革。要引进新的机制，强调产业意识、商品意识和市场意识，彻底打破大锅饭的现行机制，采用现代企业管理的办法来重建电视网，实行制播分离。在人事制度、节目形式和栏目更新中，都需严格按照优胜劣汰、能进能出、能上能下的基本原则行事。强调创新，而不是克隆；重视人才，而不是关系学；让工资、待遇和业绩直接挂钩，而不是领导说了算。而要真正做到这些，非改革现行的体制不可。
　　5。摸索民族化与国际化相统一的发展路子。走民族化与国际化相结合的路，这是海内外、国内外人士一致的共识。问题在于如何使二者统一。民族化既不是简单地穿长衫马褂、旗袍、脚登满族高跟鞋，编造清官轶闻，武侠漫天，也不是仅仅演绎一个中国旧式的伦理道德故事。国际化也不只是高科技，或欧化、美化意识，或多几句外语对白。民族化的要害处在于精致地打造，在于能真正折射出东方神韵和中国文化的底蕴。而所谓国际化的一个重要环扣是必须跟上国际潮流和熟悉国际文化市场行情，从当年张艺谋的《红高粱》、《菊豆》，到今日李安的《卧虎藏龙》，它们的成功首先都是创意的成功。当西方他者真正看到了东方异国情调、异国文化的魅力后，他们的确会感到惊奇，感到有趣。差异性的闪光处，即是民族化的集中表现。民族化与国际化的统一，实际也是一个导演、制片人的创新过程。今天再来搞宅院文化、乡土中国就又落入了旧套，当然，中国京剧、越剧，以致于爆竹、抬轿、剪纸等都是中国文化的产物，它们本身都是文化识别的符号，关键是看你如何重新组合，是否具有现代商业眼光和合于国际审美的大趋势。
　　中国电视，特别是中国的电视剧，要真正走出国门，或在国内外赢得声誉，也必须自觉地走这种民族化与国际化相结合的路，首先要跳出急功近利赚一点小钱的狭隘思维，要在精字上下功夫，精品不仅是在中国本土化的包装上要精，更需蕴含中国文化和中国审美的深沉积淀，如中国美学中的天人合一思想，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与共处，就与今天的全球性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是相应的。中国审美中所看重的意境、弦外之音、含不尽之意于言外等等，与现代人所追求的精神家园是一致的，凡此种种，不都大有文章可作吗？
　　6。以开放的眼光来看待现代文化和艺术的转型，现代性是一个不断开放的发展过程，中国电视文化的现代性转换，必须要坚持开放性和改革。一方面中国文化本身需要自我更新，要积极扬弃其封建的、神秘主义的属性。另方面要善于吸纳外来文化艺术中不断创新变革的新因素，贴近当代的现实生活，贴近中国公民的真实思想和审美追求，大胆开发现时精英文化中具有个性化、创造性的电视作品，同时也应以开放的眼光来完善频道的国际化和专业化，并使频道专业化与节目精品化联系在一起作通盘策划。
　　7。要进一步强调电视人的社会责任感，并不断提升媒体理论的水平和诱导作用。加入WTO后，中国本土电视的社会责任性和诱导作用必将加大。面对着五花八门的时尚潮流、舆论新动向和各种已知的、或不可预设的外来文化的冲击，电视媒体如何承担起其应体现的中国形象的责任，是一个既严肃又艰巨的任务。这就必须进一步提高电视人自身的素养。除了政治素质外，文化素质和理论素质的提高，也将直接关系到能否把握住媒体导向和确立规范、公正、令人信服的民族形象的问题。电视是天天面向海内外公众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艺术的综合性窗口，它不断吸纳又不断吐出。怎样选择、如何处理，远非仅只是一个技术问题。文化和理论上的滞后，不但会使主持人捉襟见肘，而且也会导致整台节目、整个频道，乃至整个电视台水平的下降。目前，除央视外，大部分地方台的制作、编辑、导播人员都是忙于应付日常工作，对更新知识，提高电视人的理论水准，不是做得不够，而是根本无暇顾及。这与西方电视台经常将自己的从业人员送出去培训，或从理论上提高专业知识，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必须从现在起补上提升理论水平这一课，并籍此而深化电视人的社会责任感和紧迫感。
　　综上所述，加入WTO后，中国电视必将面临严峻的挑战。这种挑战是全方位的、立体的。对此，我们必须有清醒的认识和充分的准备，同时拿出行之有效的一揽子对策。否则，外来文化和国际传媒业的冲击，将有可能使我们措手不及，而致丧失了电视文化的主权和中国电视应有的地位与形象。电视上的后现代现象是既成事实，后现代主义是后工业社会的产物，当然具有一定的革命性和时代性，但也有其消极和混乱的一面。如何与之对话，特别是如何在环球电视、商业电视的今天，确立我们自己的坐标，调整自己的价值认知，这的确是值得深思的重要现实问题。笔者在此提出的对策思考，仅只一孔之见，也远未涉及到电视内部的机制和诸多具体细节，撰写此文，无非是抛砖引玉，希能由此而引起学术界、广大电视工作者和有关领导层的重视，在探索中完善，在改革中提高。并殷切地期待着加入WTO后，中国电视能不断继往开来，不断进步，充满信心地去谱写21世纪的新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