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岱年先生论和谐

　　＂ 提要：在新唯物论哲学家中，张岱年先生最早并且一贯地注重阐发＂和谐＂的思想。他在上个世纪30年代就提出了生理合一、与群为一、义命合一、动的天人合一＂生活理想之四原则＂。在40年代，他把＂和谐＂列为辩证法的基本概念，认为事物的发展＂一乖一和＂，＂如无冲突则旧物不毁＂，＂如无和谐则新物不成＂，人生之道在于＂充生以达理＂，＂胜乖以达和＂，＂兼和＂乃是人类最高的价值准则。在张先生晚年的著述中，崇尚和谐一直被认为是中国哲学和文化的优良传统，指出中国文化对于人类的独特贡献主要有二：一是重视自然与人的统一的＂天人合一＂观，二是以＂和＂为贵的人际和谐论。
　　今年4月24日是张岱年先生逝世一周年的祭日。当此缅怀这位国学大师、哲学家和哲学史家的学术贡献之际，我首先想到的是，张先生一生致力于哲学理论、中国哲学史和中国文化的研究，其内在的思想动力就是希望中国实现＂民族复兴和文化再生＂。张先生在上个世纪30年代被称为＂解析法的新唯物论＂哲学家，意为他要把西方新实在论的分析方法引入＂新唯物论＂中，而＂新唯物论＂就是当时所指马克思主义哲学。张先生当时称自己的哲学思想为＂新的综合哲学＂，即要把＂唯物、理想、解析＂综合于一。他说，这种＂新的综合哲学＂既是新唯物论之＂更进的引申＂，又是中国传统哲学之＂再度的发展＂。学宗新唯物论，会通中西哲学之优长而进行综合创新，是张岱年哲学思想的特色。而在新唯物论哲学家中，张先生最早并且一贯地注重阐发＂和谐＂的思想。当今天建设＂和谐社会＂已经成为我们实现现代化的一个目标时，张先生的哲人睿智已经化作一个民族的行动，这是可以告慰于张先生的。
　　张先生对＂和谐＂的重视，最早阐发于他在1936年所作《生活理想之四原则》一文中。此文把＂唯物对理法＂（按即唯物辩证法）应用于人生哲学的研究，指出＂我们需要由实际生活深处发出新的人生理想＂，此＂生活理想＂的四个原则就是：＂一，生理合一；二，与群为一；三，义命合一，或现实理想之统一；四，动的天人合一，或天人协调。＂张先生说：＂欲清楚的了解‘合一’之意谓，必须懂唯物对理法。＂按张先生对＂唯物对理法＂的理解，＂合一＂有对立统一的意思，但对立统一不仅是矛盾之冲突，而且是由克服冲突而达到理想的和谐。
　　所谓＂生理合一＂，即生命、生活与当然的准则或道德的规律的合一。张先生说：＂理只是生之理，离开了生，就无所谓理；生也必须受理的裁制，好的生活就是合理的生活。＂＂只讲生，不讲理，结果必至于毁坏了生。因为生是包含矛盾的，生与生相冲突……要克服生之矛盾，便必须以理来裁制生。如不克服生之矛盾，任生与生相冲突下去，结果必至于达到生之破灭。＂＂生含有矛盾，克服生之矛盾，乃得到‘生之谐和’。所谓理，即是生之谐和。＂按照＂生理合一＂的观点，＂我们一方面要培养生命力，发展生命力，充实生活，扩大生活；一方面要实践理义，以理裁制生活，使生活遵循理。＂在张先生看来，生活的最高境界就是＂与理为一＂，＂与理为一的生活，也便是达到了生之谐和的生活＂。
　　所谓＂与群为一＂，即个人与人群、社会、国家结为一体。张先生说：＂个人生活不能单独的获得圆满，只有在好的社会中，才能有好的个人生活。可以说，理想生活的问题，只是理想社会的问题；改善生活的问题，即是变革社会的问题。＂社会中的人群有层级之不同，＂个人应与群为一，小群更应与大群为一＂。在当时国难危急的关头，张先生特别指出：＂弱国之目的只在平等的共存，其利益是合于全人类的；帝国主义之目的在剥削他民族以自肥，其利益是反于全人类的，所以我们应谋弱小民族的利益。在此意义上，我们应当救中国，不只是为了中国是我们的祖国；而且，为全人类，为理，为义，应当救中国……我们应该与中国为一。＂
　　所谓＂义命合一＂，即理想的当然与现实的必然相统一。张先生说：＂义是人事方面的，命是环境方面的。……人的生活须一方面适应环境，不适应环境则不能生活；一方面又要克服环境，不克服环境则生活不能提高。以此，理想要适应现实，又须克服现实；义须顺应命，又要改变命。＂＂理想当是根据现实发展之客观趋势决定的＂，而理想又是＂以变革现实为主＂。＂如想得到圆满的生活，必须一方面要认识自然的限制，一方面力践所认为应当的……务使命之所归，即是义之所宜。＂
　　所谓＂动的天人合一＂，是相对于中国传统的＂静的天人合一＂而言。张先生说：＂静的天人合一是在内心的修养上达到与天为一的境界；动的天人合一则是以行动实践来改造天然，使天成为适合于人的，而同时人亦适应天然，不失掉天然的乐趣。静的天人合一是个人的……动的天人合一则是社会的，是由物质的改造而达到一种实际的活动的协调。＂显然，只有将＂静的天人合一＂转化为＂动的天人合一＂，才符合现代社会在提高生产力、发展科学技术（包括生态科学和环境工程技术）的基础上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
　　在上个世纪40年代，张先生对其＂新哲学之纲领＂进行充实论证，写了五部哲学论稿，即后来所称＂天人五论＂。其中，《哲学思维论》主要阐述哲学方法。当时多数哲学家把辩证法与形式逻辑对立起来，张先生则力主辩证法与形式逻辑＂必结为一，方能两益＂。在对辩证法的阐述中，张先生把＂和谐＂列入辩证法的基本概念，指出：＂对待（按即对立统一）不唯相冲突，更常有与冲突相对待之现象，是谓和谐。……和谐含括四方面：一相异，即非绝对同一；二不相毁灭，即不相否定；三相成而相济，即相互维持；四相互之间有一种均衡。＂在近现代的辩证法史上，辩证法几乎成为斗争、冲突的代名词，以致常有哲学家认为辩证法＂使人们沉溺于冲突并乐于去从事冲突，它使人们对合作的可能性和好处视而不见＂。张先生则最先把＂和谐＂引入唯物辩证法，这是具有深远意义的。
　　在＂天人五论＂的《事理论》中，张先生写有＂乖违与和谐＂一节。所谓＂乖违＂即对立之相互冲突，所谓＂和谐＂即对立之聚合而得其平衡。张先生继承发展中国传统哲学的＂和实生物＂思想，指出：＂凡物之毁灭，皆由于冲突；凡物之生成，皆由于相对的和谐。如无冲突则旧物不毁，而物物归于静止。如无和谐则新物不成，而一切止于破碎。……生命之维持，尤在于和谐。如有生机体之内部失其和谐，则必至生之破灭，而归于死亡。人群亦然，如一民族内部斗争过甚，则必亡国、灭族。乖违为旧物破灭之由，和谐为新物生成之因，事物变化，一乖一和。＂这些写于40年代的论述，我常想如果在建国后的50—70年代能被国人有所认同，那么我们就不致走一大段把＂斗争哲学＂绝对化的弯路了。可惜的是，＂天人五论＂在50年代初就因当时形势所限而收入箱笥之中，当它得以发表时已经是80年代末期了。
　　在＂天人五论＂的《品德论》中，张先生把30年代提出的＂生理合一＂思想进一步表述为：人生之道在于＂充生以达理＂，＂胜乖以达和＂，即充实发展人的内在的生命力，克服生活中的冲突，以达到和谐的道德理想境界。
　　在＂天人五论＂的《天人简论》中，张先生以十个命题来简括他的哲学思想。其中第五个命题为＂大化三极＂，即认为宇宙的运动演化有＂元极＂（最根本的物质存在）、＂理极＂（最根本的原理，即最普遍的规律）和＂至极＂（最高的价值准则）。关于＂至极＂，张先生说：＂最高的价值准则曰兼赅众异而得其平衡，简云兼和，古代谓之曰和，亦曰富有日新而一以贯之。＂所谓＂兼和＂实亦＂和谐＂的意思，只是更强调了＂兼赅众异＂（包容众多的相异成分），在＂富有日新＂的发展中得其平衡。张先生认为中国古代哲人所推崇的＂中庸＂＂易致停滞不进之弊，失富有日新之德＂，故主张＂以兼和易中庸＂。
　　张先生在50年代以后专门从事中国哲学史的研究，而对哲学理论问题＂存而不论＂了。在50年代后期，他又遭到错误的政治打击，由此沉寂了20年。直到1978年以后他才复出，以耄耋之年而焕发学术青春。在张先生晚年的弘富著述中，崇尚和谐一直被认为是中国哲学和文化的优良传统，而主张予以继承和发扬光大。例如，80年代初张先生发表《论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认为指导中国文化不断前进的基本思想主要有四点：⑴刚健有为；⑵和谐与中庸；⑶崇德利用；⑷天人协调。张先生晚年特别重视对中国哲学价值观的研究，义利关系和德力关系是他阐发的两个重点问题。他认为中国传统的＂重义轻利＂或＂存理去欲＂是错误的，而见利忘义、纵欲违理更是荒谬的，正确的原则应该是遵义兴利、循理节欲，以达到义利统一。他又认为，儒家重视＂德＂而轻视＂力＂，法家则主张＂争于气力＂，这两种观点皆有所偏。他肯定王充提倡的＂德力具足＂思想，＂一方面要尊崇道德，一方面要培养实力＂，力包括生命力、意志力、体力、脑力、知识力、生产力和军力等等，＂正确的方向是德力的统一＂。张先生的义利统一、德力统一思想与其早年所提＂生理合一＂或＂充生达理＂有着内在的一致性。他在90年代初所作《中西文化之会通》一文中认为，＂新中国文化即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这一方面要认真吸取近代西方文化的先进成就，主要是科学与民主……另一方面更要弘扬中国文化的优良传统，大力发展中国文化对于人类的独特贡献。这贡献主要有二：一是重视自然与人的统一的‘天人合一’观，二是以‘和’为贵的人际和谐论。＂虽然作为哲学家的张先生对＂天人合一＂与＂人际和谐＂的阐述终不免比较抽象，但从哲学价值观的层面对此给予高度肯定，这不仅影响了学术界，而且由学术界的讨论也逐渐影响了整个社会。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成，可以说既是张先生所希望的＂民族复兴和文化再生＂，也是中华民族和中国文化对于人类的独特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