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岱年先生论和谐

　　提要：在新唯物论哲学家中，张岱年先生最早并且一贯地注重阐发和谐的思想。他在上个世纪30年代就提出了生理合一、与群为一、义命合一、动的天人合一生活理想之四原则。在40年代，他把和谐列为辩证法的基本概念，认为事物的发展一乖一和，如无冲突则旧物不毁，如无和谐则新物不成，人生之道在于充生以达理，胜乖以达和，兼和乃是人类最高的价值准则。在张先生晚年的著述中，崇尚和谐一直被认为是中国哲学和文化的优良传统，指出中国文化对于人类的独特贡献主要有二：一是重视自然与人的统一的天人合一观，二是以和为贵的人际和谐论。
　　今年4月24日是张岱年先生逝世一周年的祭日。当此缅怀这位国学大师、哲学家和哲学史家的学术贡献之际，我首先想到的是，张先生一生致力于哲学理论、中国哲学史和中国文化的研究，其内在的思想动力就是希望中国实现民族复兴和文化再生。张先生在上个世纪30年代被称为解析法的新唯物论哲学家，意为他要把西方新实在论的分析方法引入新唯物论中，而新唯物论就是当时所指马克思主义哲学。张先生当时称自己的哲学思想为新的综合哲学，即要把唯物、理想、解析综合于一。他说，这种新的综合哲学既是新唯物论之更进的引申，又是中国传统哲学之再度的发展。学宗新唯物论，会通中西哲学之优长而进行综合创新，是张岱年哲学思想的特色。而在新唯物论哲学家中，张先生最早并且一贯地注重阐发和谐的思想。当今天建设和谐社会已经成为我们实现现代化的一个目标时，张先生的哲人睿智已经化作一个民族的行动，这是可以告慰于张先生的。
　　张先生对和谐的重视，最早阐发于他在1936年所作《生活理想之四原则》一文中。此文把唯物对理法（按即唯物辩证法）应用于人生哲学的研究，指出我们需要由实际生活深处发出新的人生理想，此生活理想的四个原则就是：一，生理合一；二，与群为一；三，义命合一，或现实理想之统一；四，动的天人合一，或天人协调。张先生说：欲清楚的了解‘合一’之意谓，必须懂唯物对理法。按张先生对唯物对理法的理解，合一有对立统一的意思，但对立统一不仅是矛盾之冲突，而且是由克服冲突而达到理想的和谐。
　　所谓生理合一，即生命、生活与当然的准则或道德的规律的合一。张先生说：理只是生之理，离开了生，就无所谓理；生也必须受理的裁制，好的生活就是合理的生活。只讲生，不讲理，结果必至于毁坏了生。因为生是包含矛盾的，生与生相冲突要克服生之矛盾，便必须以理来裁制生。如不克服生之矛盾，任生与生相冲突下去，结果必至于达到生之破灭。生含有矛盾，克服生之矛盾，乃得到‘生之谐和’。所谓理，即是生之谐和。按照生理合一的观点，我们一方面要培养生命力，发展生命力，充实生活，扩大生活；一方面要实践理义，以理裁制生活，使生活遵循理。在张先生看来，生活的最高境界就是与理为一，与理为一的生活，也便是达到了生之谐和的生活。
　　所谓与群为一，即个人与人群、社会、国家结为一体。张先生说：个人生活不能单独的获得圆满，只有在好的社会中，才能有好的个人生活。可以说，理想生活的问题，只是理想社会的问题；改善生活的问题，即是变革社会的问题。社会中的人群有层级之不同，个人应与群为一，小群更应与大群为一。在当时国难危急的关头，张先生特别指出：弱国之目的只在平等的共存，其利益是合于全人类的；帝国主义之目的在剥削他民族以自肥，其利益是反于全人类的，所以我们应谋弱小民族的利益。在此意义上，我们应当救中国，不只是为了中国是我们的祖国；而且，为全人类，为理，为义，应当救中国我们应该与中国为一。
　　所谓义命合一，即理想的当然与现实的必然相统一。张先生说：义是人事方面的，命是环境方面的。人的生活须一方面适应环境，不适应环境则不能生活；一方面又要克服环境，不克服环境则生活不能提高。以此，理想要适应现实，又须克服现实；义须顺应命，又要改变命。理想当是根据现实发展之客观趋势决定的，而理想又是以变革现实为主。如想得到圆满的生活，必须一方面要认识自然的限制，一方面力践所认为应当的务使命之所归，即是义之所宜。
　　所谓动的天人合一，是相对于中国传统的静的天人合一而言。张先生说：静的天人合一是在内心的修养上达到与天为一的境界；动的天人合一则是以行动实践来改造天然，使天成为适合于人的，而同时人亦适应天然，不失掉天然的乐趣。静的天人合一是个人的动的天人合一则是社会的，是由物质的改造而达到一种实际的活动的协调。显然，只有将静的天人合一转化为动的天人合一，才符合现代社会在提高生产力、发展科学技术（包括生态科学和环境工程技术）的基础上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
　　在上个世纪40年代，张先生对其新哲学之纲领进行充实论证，写了五部哲学论稿，即后来所称天人五论。其中，《哲学思维论》主要阐述哲学方法。当时多数哲学家把辩证法与形式逻辑对立起来，张先生则力主辩证法与形式逻辑必结为一，方能两益。在对辩证法的阐述中，张先生把和谐列入辩证法的基本概念，指出：对待（按即对立统一）不唯相冲突，更常有与冲突相对待之现象，是谓和谐。和谐含括四方面：一相异，即非绝对同一；二不相毁灭，即不相否定；三相成而相济，即相互维持；四相互之间有一种均衡。在近现代的辩证法史上，辩证法几乎成为斗争、冲突的代名词，以致常有哲学家认为辩证法使人们沉溺于冲突并乐于去从事冲突，它使人们对合作的可能性和好处视而不见。张先生则最先把和谐引入唯物辩证法，这是具有深远意义的。
　　在天人五论的《事理论》中，张先生写有乖违与和谐一节。所谓乖违即对立之相互冲突，所谓和谐即对立之聚合而得其平衡。张先生继承发展中国传统哲学的和实生物思想，指出：凡物之毁灭，皆由于冲突；凡物之生成，皆由于相对的和谐。如无冲突则旧物不毁，而物物归于静止。如无和谐则新物不成，而一切止于破碎。生命之维持，尤在于和谐。如有生机体之内部失其和谐，则必至生之破灭，而归于死亡。人群亦然，如一民族内部斗争过甚，则必亡国、灭族。乖违为旧物破灭之由，和谐为新物生成之因，事物变化，一乖一和。这些写于40年代的论述，我常想如果在建国后的5070年代能被国人有所认同，那么我们就不致走一大段把斗争哲学绝对化的弯路了。可惜的是，天人五论在50年代初就因当时形势所限而收入箱笥之中，当它得以发表时已经是80年代末期了。
　　在天人五论的《品德论》中，张先生把30年代提出的生理合一思想进一步表述为：人生之道在于充生以达理，胜乖以达和，即充实发展人的内在的生命力，克服生活中的冲突，以达到和谐的道德理想境界。
　　在天人五论的《天人简论》中，张先生以十个命题来简括他的哲学思想。其中第五个命题为大化三极，即认为宇宙的运动演化有元极（最根本的物质存在）、理极（最根本的原理，即最普遍的规律）和至极（最高的价值准则）。关于至极，张先生说：最高的价值准则曰兼赅众异而得其平衡，简云兼和，古代谓之曰和，亦曰富有日新而一以贯之。所谓兼和实亦和谐的意思，只是更强调了兼赅众异（包容众多的相异成分），在富有日新的发展中得其平衡。张先生认为中国古代哲人所推崇的中庸易致停滞不进之弊，失富有日新之德，故主张以兼和易中庸。
　　张先生在50年代以后专门从事中国哲学史的研究，而对哲学理论问题存而不论了。在50年代后期，他又遭到错误的政治打击，由此沉寂了20年。直到1978年以后他才复出，以耄耋之年而焕发学术青春。在张先生晚年的弘富著述中，崇尚和谐一直被认为是中国哲学和文化的优良传统，而主张予以继承和发扬光大。例如，80年代初张先生发表《论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认为指导中国文化不断前进的基本思想主要有四点：刚健有为；和谐与中庸；崇德利用；天人协调。张先生晚年特别重视对中国哲学价值观的研究，义利关系和德力关系是他阐发的两个重点问题。他认为中国传统的重义轻利或存理去欲是错误的，而见利忘义、纵欲违理更是荒谬的，正确的原则应该是遵义兴利、循理节欲，以达到义利统一。他又认为，儒家重视德而轻视力，法家则主张争于气力，这两种观点皆有所偏。他肯定王充提倡的德力具足思想，一方面要尊崇道德，一方面要培养实力，力包括生命力、意志力、体力、脑力、知识力、生产力和军力等等，正确的方向是德力的统一。张先生的义利统一、德力统一思想与其早年所提生理合一或充生达理有着内在的一致性。他在90年代初所作《中西文化之会通》一文中认为，新中国文化即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这一方面要认真吸取近代西方文化的先进成就，主要是科学与民主另一方面更要弘扬中国文化的优良传统，大力发展中国文化对于人类的独特贡献。这贡献主要有二：一是重视自然与人的统一的‘天人合一’观，二是以‘和’为贵的人际和谐论。虽然作为哲学家的张先生对天人合一与人际和谐的阐述终不免比较抽象，但从哲学价值观的层面对此给予高度肯定，这不仅影响了学术界，而且由学术界的讨论也逐渐影响了整个社会。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成，可以说既是张先生所希望的民族复兴和文化再生，也是中华民族和中国文化对于人类的独特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