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话语馒头引发的文化奇案（1）

　　一个松软的话语馒头，击痛了电影精英的脆弱尊严。
　　胡戈的视频作品《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以陈凯歌《无极》的部分画面及人物名字作为素材，展开反讽性戏仿。原作的碎片被重新拼贴之后，出现了全新的叙事结构它以当代圈圈娱乐城的血案为母题，批评、颠覆、移置和篡改了原作的语义。这个话语事件，由于原作者陈凯歌的声言起诉，迅速成为2006年初最引人注目的文化事端。
　　早在1919年，法国达达主义画家杜尚在达芬奇的蒙娜丽莎上画了山羊胡子，并写下她有一个热屁股的字样。这是历史上最著名的颠覆事件，也是利用现存文化元素的再创造（颠覆性创新）的范例。戏仿总是一面嘲笑原作，一面又利用原作制造新的语义。在杜尚之后，近一百年以来，西方的戏仿运动风起云涌，至今没有终止的迹象。按照侵权论的逻辑，马塞尔杜尚就应当是艺术史上最大的侵权者之一，他无耻地侵犯了达芬奇老儿的权益。但芬奇的后人从未出面指控杜尚及其同伙。这并非因为它超出法律保护的时限，而是由于它根本就不是司法问题，而仅仅是一次用来搞笑的文化修辞事件而已。
　　胡戈的《血案》，沿着杜尚指引的造反道路奋勇前进。它使用了《无极》的素材，却没有抄袭原先的母题，更与商业赢利无关，它是公共言论空间的自由阐释，或者说是一次孩童式的拆卸，含蓄而精确地反讽了原作，并藉此拼贴出一个全新的法制新闻故事。胡戈可以为其对原作的蔑视而道歉，但完全无需为他的剽窃而内疚，因为他从未触犯法律，他仅仅触犯了原作者的面子而已。
　　尽管在思想和技巧上都还稚嫩，《血案》还是激怒了原作导演，侵权诉讼的威胁之声响彻云霄。但如果胡戈败诉，那么它只能证明中国司法界对艺术原则的无知。那些指责胡戈的律师，已经在公众面前暴露了其自身的弱点。从虹影小说《K》被诉色情，到湖北作家涂怀章因小说《人殃》诽谤而遭判6个月拘禁，中国司法界非法干预文学艺术，正在成为一种恶劣的时尚。
　　陈凯歌与胡戈的冲突，无疑是两大话语势力冲突的最新表征。早在80年代中期，解构和颠覆的后现代时代，就已经悄然降临。从王朔的小说《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开始，经过电视肥皂剧《编辑部的故事》，到周星驰主演的电影《大话西游》，反讽的语法逐渐支配了大众话语，成为遍及小说、电视、短信和口头段子的基本言说规则。《分家在十月》开辟了视频戏仿的先河，它以前苏联电影《列宁在十月》为素材，展开对央视内部事务的辛辣反讽。歧义、多义、无中心、零深度，所有这些都宣告了话语威权的崩溃。戏仿是后集权主义时代的话语标志，它旨在打造哄客时代的语言狂欢。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陈凯歌信奉的仍然是正谕话语一种威权主义的话语体制，它要求语义的单一、严密、崇高和不容置疑。满神企图扮演这样的角色，她在宏大的神话叙事里陈述真理，宣示命运，俨然一位飞翔的真神，但她头发翘起的天使形象，却显得如此古怪，构筑着一个可笑的视觉谎言，并最终成为胡戈所无情嘲讽的对象。
　　陈凯歌曾因先锋影片《黄土地》和《孩子王》而崛起，对中国电影话语的进化做过重大贡献。但第五代导演具有叙事上的基因性缺陷。陈凯歌和张艺谋必须依靠先锋文学（苏童）和港台文学（李碧华）提供的脚本才能自如地说话。而经过二十多年的蜕变，陈凯歌的精英叙事变得更加支离破碎，他甚至不能有效地组织起一个90分钟的电影故事。
　　不仅如此，作为伪神话的《无极》，既不能完成精英思想的隐喻式转述（它所塑造的满神及其思想训诫，完全是一堆空洞无物的符号），把伟大的抽象信念转交给民众，也无法展开世俗情感的陈述，准确传递现实人生的经验。影片中不断出现各种可笑的哲理和日常逻辑错误，以致它在电影院里遭到观众的反复哂笑，跟张艺谋《十面埋伏》的命运如出一辙。第五代导演的集体性文化失语症，已经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
　　共2页：1
　　论文出处（作者）：
　　陈凯歌的失语症不仅出现在影片的叙事层面，也出现于外部交流的层面。但这不是胡戈的问题，因为胡戈能够轻松地解读和解构《无极》，而陈凯歌却无力消化松软的馒头。他甚至不能识读戏仿和反讽这个来自新世纪的话语礼物。他的起诉理由最为滑稽，竟然是胡戈的无耻。这个陈旧的道德判断，彻底误判了胡戈的解构性叙事的本质。《馒头血案》是文化反讽，却不是道德侵犯，更与无耻毫无干系。在精英导演与数码青年之间，存在着严重的语法障碍，他们甚至无法展开最原始的对话。
　　陈凯歌是世袭知识精英的代表。他不仅继承了父亲陈怀皑的事业，而且超出了导演的命运，成为隐秘而强大的制片人。与张艺谋一样，他是知识精英和资本精英的联合体。这种两栖精英的身份，奠定了他作为中国强势集团代表的坚固地位。
　　然而，在所谓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耗费巨资制作低水准电影，不仅滥用了文化权力，也滥用了资本权力。张艺谋拍摄《英雄》，耗资2。5亿人民币，拍摄《十面埋伏》耗资2。4亿，而到了陈凯歌的《无极》，所花资金居然已高达3。4亿元。这场娱乐资本竞赛的狂潮，正在愈演愈烈。
　　更为令人吃惊的是，这场声势浩大的资本竞赛，受到了所谓票房业绩的数据支持。但中国票房的概念，是建立在一次性消费的脆弱基础上的。张陈的影片推介会的化费，动辄数千万元，意在把人忽悠进电影院。由于庞大的人口基数，只要每个观众看上一眼，赢利目标就能轻易实现。这种飘浮在人口海洋上的票房利润，依赖于华丽而疯狂的媒体宣传，与影片自身价值没有任何关系，恰恰相反，在影片质量可疑的前提下，它只能借助广告暴力绑架天真的民众，藉此制造高票房的假象。中国的电影市场，无疑是世界上最畸形的票房，并且已经成为民族电影发展的最危险的毒药。
　　不仅如此，以个人声望吸纳有限的国家和民间资本，导致张陈二人基本上垄断了电影资源，摧毁小成本电影的发展空间，使得本已无望的中国电影的前景，变得更加令人绝望。
　　占有知识和资本的双重权力的陈凯歌，当然有足够资金来雇佣律师，打赢馒头官司，捍卫自己的艺术声誉。但这场官司的背后，恰恰是娱乐业大鳄和互联网草根间的冲突，它折射着中国社会的尖锐矛盾。无论出现什么结果，这种文化铁腕只能使话语空间变得更加狭小，并进一步分化精英和民众，加剧正在膨化的社会仇恨。在严重缺乏和解精神的中国社会，和解正是馒头官司的最佳出路，否则，陈凯歌可能会面临双重的挫败：在自取其辱的同时，为大众塑造新的文化英雄。
　　共2页：2论文出处（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