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儒家政治哲学的悖论

　　论儒家政治哲学的悖论论儒家政治哲学的悖论论儒家政治哲学的悖论
　　摘要：作为治国平天下的学问，儒家主要是一种政治哲学，其目的在于限制王权的膨胀和保障社会的和谐。然而，此种崇高的学说由于其内在学理的悖论，从而使荚好的理想非但难以实现，而且还是主义的政治传统得以长期延续的根本原因。
　　关键词：儒家：政治哲学；悖论
　　儒家的创始人是孔子，但孔子的思想则主要来自周公。与其说儒家始于孔子，毋宁说儒之思想发端于周公。
　　从周公至现代新儒家，历经三千余年。其间的发展与变化，现代学者或判为三期，或判为四期。愚以为，三千年的儒学，虽有阶段性的变化，但其宗旨与思想模式（或曰思想语法）则是始终如一的：宗旨为治国平天下，思想模式则为，内圣外王。从此意义上说，儒学本质上是一门外王之学，致思的重点在政治哲学。虽然唐宋以后有所歧出，强调心性修为，尤以陆王为甚，但儒之主脉在人世与经世，则应是不争的历史事实。从逻辑上看，似乎内圣是前提与动因，外王只是，内圣的结果。殊不知，在儒家特定的思想语法中，前提与动因恰恰是外王，内圣不过是达成外王的手段。
　　从世界历史上看，其他民族在，轴心时代所产生的哲学或宗教，如佛教，早期基督教乃至希腊哲学，皆为普世性的，论及人的问题，亦大多指涉抽象层面的人之命运以及生命意义问题。惟有中国的儒家（或曰儒教）从产生之日起，既不发问自然，亦非叩问人生，而是专注于政治哲学，将治国平天下作为其最高的也是其惟一的理想。
　　何以如此？
　　原因便在于：从周公时代开始，中国的汉民族便面临着世界其他民族所不曾面临的几个棘手问题。这就是：
　　（一）王权的合理性证明
　　周以前，中国为部落社会，是时的政治，无论是部落内部还是部落之间。奉行的基本上是丛林法则，胜者为王，以力服人。而小邦周取代大邦殷之后，周公首先考虑到的是，在如此一个大国，再不能以丛林原则作为国家政治的圭桌，否则必将是国无宁日，天下大乱。但问题是，天子只有一人，朝廷只有一个，况且天子的特权乃是任何贵族阶层都不可比的。所以更进一步的问题是，张三而非李四坐在王位上，道理何在，根据何在？既然不按胜者为王的丛林原则。那么除此之外，是否还能为张三之权位找到一个更有说服力的根据？
　　（二）用文化秩序规范政治秩序
　　周公为王权合理性所找到的答案，便是一个德字。此前为胜者为王，以力服人，而现在则是有德者王，以德服人。德虽为王者之德，但德之体现，则在天命与民意二者。故周公要求统治者必做三件事，即敬德、敬天、保民，这三者既是周公政治哲学的核心命题，也是后世儒者与历代统治者的政治信条，并由此而演化一套既政治又人文的体系化的学说，其用意乃是建立一种以王道理想为核心价值的文化秩序以规范现实的政治秩序。具体言之则是：以民本压官本与君本；以天压人；以圣王压俗王，以先王压今王。
　　（三）民本主义关怀
　　虽然在周公那里有保民的要求，但相对统治者，人民毕竟处于弱势，是为随时可以搜刮的群体。然而在周公乃至后儒的思想里，人民又是不可小视的。道理是：王权来自天命，而天命源自民意。如果民怨鼎沸，上达皇天，天会代表民意而剥夺君王的权位。但是。君与民与官与民始终是矛盾的。社会财富总是处于相对一定的状况。倘若以民为本，官府和朝廷就必须戒奢禁欲；倘若为官为君者穷奢极欲。人民便只能饥寒交廹，甚或铤而走险，而且满有道理，即，替天行道，正是这一矛盾难以解决，致以历代儒生无不把民为邦本作为治国平天下的核心内容。
　　在中国特有的文明结构和政治传统中，儒家上述的三个问题及其解决之道，无疑具有历史的合理性，试想一下，三千余年，尤其是秦汉以后，如果没有儒家这样一套政治哲学，中国历史会是何种面目。然而在错综复杂的历史世界，喜剧与悲剧往往交织在一起，美好的愿望与词章常常掩盖着如渊的灾难。具体言之则是：儒家政治哲学就其学理而言，有着诸多的悖论，且由之而使其政治理想不免落空，甚至朝着其反面而发展。可叹的更是，这诸多悖论，不仅古人意识不到，就连今人亦鲜有识者。
　　一、有德者王与王者有德
　　有德者王语出（孟子）。而且在孟子）中，类似的表述可谓比比皆是。孟子的这一思想并非他的独创，而是接着孔子和周公的话头讲的。不同的只是，相比于周孔，孟子说得更多更系统罢了。前文己述，周公以敬德、敬天、保民三个概念为核心而创立的政治哲学，主要目的便是论证王权的合理性。在尚书》诸篇中，周公反复申述一个德字同王权兴亡之关系。在他看来，殷灭而周兴，不在武力的强弱，而在有德与无德。夏也好，殷也好，皆因惟不敬其德，乃早坠其命。由此，周公提出了与后来孟子有德者王、惟仁者宜在高位极其相似的命题，即惟王位在德元。孔子虽然鲜言革命，但在王权之合理性问题上，思路同周公乃至后来的孟子没有两样。所谓的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同样是有德者王的意思。
　　从周公至孟子这一有德者王的思想，直接为后儒所继承，亦为历代的统治者所乐道。所谓真命天子、圣王明君等说法，都是从有德者王的意义上而言的。
　　应予肯定的是，在传统的政治结构中，君王至高无上，随时都可胡作非为，有德者王之命题对于君王言动举止，无疑具有一定的警戒作用。就一般意义而言，对俗世君王的限制，一是靠制度，二是靠宗教。而在中国，自古就没有以权力制约权力的制度设置：宗教虽有之，但佛道都是在中国政治模式与政治理念已成传统之后才有的，更何况这两家除个别人物以谋利禄而亲近王权外，皆对政治不感兴趣。天虽带有宗教色彩，且直接同王权的合理性问题联系在一起，但对君王的具体行为，天是干预不了的。道理很简单；在天之威慑与世俗王权之特权之间，任何人都会选择后者。只是在坐稳了王位之后，才对天下百姓说，其王位乃天之所予，天命不可违。在这一点上，西方基督教则大为不同。它对王权的限制既是观念上的（上帝面前人人平等、人皆有罪性、，日月说等等），又是制度上的，任何世俗君王都须教皇加冕，才具有合理性，神权永远高于王权。也就是说，在中国，无论是证明王权合理性，还是限制君王的昏庸、贪婪与恶政，惟一可借助的只能是一个德字，一个有德者王的命题。除此之外，别无他法。
　　然而有德者王这一命题，由于中国特殊的政治传统，最容易朝其反面而发展。具体说，有德者王只是应然的，而实然的历史事实却是王者有德，而且这后者还是前者的必然转化。我们知道。中国历朝历代的政权更替，不是宫廷政变，就是马上打天下的结果。这两种方式都是暴烈的，充满着阴谋与血腥，的多是以力服人，以谋取胜，而不是以德服人。但是这些血与火，阴谋与罪恶的权力斗争，又无不在替天行道的口号下进行的，以正义的名义干着罪恶的勾当。一旦得逞，造反领袖或政变头目，亦无不一身辉煌，道德化身，真命天于。因为按照有德者王的逻辑，如果这些新兴的君王不是道德高尚，顺天应人，那么他们的革命或政变便不会成功，自然也就做不了王。反过来说，他们现在夺得了政权，坐上了王位，只能说明他们是得民心得天意的真命天子。刘邦的发迹最能说明这一点。根据当朝人写当朝史的司马迁保守的描述，刘邦纯系一无赖，而且文不能词章，武不会刀枪，然而在楚汉战争中，却打败了既有义道又有勇力的项羽，建立了汉王朝。对于胜利，就连刘邦自己也想不明白：我刘邦何德何能，在这群雄逐鹿的乱世，笑到最后竟是自己。他怕群臣不服，怕天下人怀疑他的王权合理性，号召文武官员为他的成功寻找根据。朝中有一名叫陆贾的儒生，根据儒家，有德者王的原理，轻易地往刘邦身上一套，便写出了（新语）十二篇。其中一个重要的思想是：治以道德为上，行以仁义为本。故尊于位而无德者绌，富于财而无义者刑；贱而好德者尊，贫而有义者荣。意思是说，你刘邦虽然贫贱，但你道德第一，自然也就理当为王。
　　很显然，有德者王实乃一强者逻辑，类似于黑格尔的凡是现实的便是合理的。此种逻辑落实于现实的政治行为，结果必然是以力服人，胜者为王。道理同样简单：既然有德者方可为王，那么人们在谋取权力的斗争中，只要打出替天行道、恭行天之罚之类的道德旗号就可以了，而不必考虑自己的行为是否正当。因为按照有德者王的逻辑，即便无德，但一旦政权在手，做了君王，自然便成了有德者。因此，他们为了谋取最高权位，往往是不惜手段之残忍与卑劣的。
　　由有德者王到王者有德之转换，给中国历史带来了诸多的负面影响，其中最为严重的有：
　　一、消解了社会的批判精神，使人们错以为新兴的统治者都是民心所向天意所归的圣贤人物。
　　二、鼓励臣民造反，而这也是在世界历史上，中国的农民起义次数最多的规模最大的根本原因所在。
　　三、周期性的恶性动荡。每一新兴的王朝都是在有德者王的旗号下建立起来的，但却又必然地灭亡于这一旗号之下。
　　四、极大地曲解了一部中国历史。因为按照，有德者王的逻辑，为了说明王权的合理性，几乎每一个新兴的王朝都要将历史作极端的二分法，即把前朝说得极其的黑暗与万恶，而把自己的新王朝描绘成如何的美善与光明。
　　二、以道压势与道势一体
　　先秦儒家同其他诸子一样，极其重视一个道字。不过在他们这里，道的张扬并非出于本体论或宇宙论的考虑，而是出于政治伦理的需要，确切说是想用一个道字来规范为政者的施政行为，即以道压势，或如近人余英时所言：以文化秩序规范政治秩序。
　　由于道之意义在政治领域，所以先秦儒家无不把道的地位置于王权之上。孟子的一段话最能反映此时士阶层的普通看法：，古之贤王好善而忘势，古之贤士何独不然？乐其道而忘人之势，故王公不致敬尽礼，则不得亟见之，见且由不得亟，而况得而臣之乎？孔子说：道不合，不与为谋。这不仅是他的为人准则，也是他的道势关系上的基本立场。他周游列国。屡屡不能得志，并非他的才智有限，而是他所尊崇的道不为诸侯国君所理解。也就是说，孔于是不愿屈道而求官的，他的谋道不谋食、忧道不忧贫的种种说法，皆可说明在他的心目中，道是高于一切的，为之甚至可以献出自己的生命、所以曾子和孟子才会有死而后己、以身殉道的豪言壮语。
　　先秦诸子特别是儒家道尊于势的理念，直接为后儒所继承，并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的优良传统。或者悦。正因为他们两千多年来一直尊奉着道尊于势的理念，所以他们才会有志于道的理想，才会右王者师的自我定位。在他们自己看来，道虽是先王之道，但自己却是道的匣者，道的肉身载体，如同钉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是上帝的肉身载体一样。这样一种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