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思中华美学精神的绵延机能

　　研究中华美学精神，不只是从知识考古学角度去挖掘其生成语境与历史传统，更要从实用活力论角度来透视其绵延流变与因革创化。通常，前一类研究囿于典籍，多成旧忆，具有博物馆式展示价值，其趋于固化的思想资源，很难与现代艺术实践与审美智慧产生有机联通。后一种研究侧重流变，可得新生，具有艺术实践的创化功能和审美智慧的育养机制，体现出绵延不已或持久常新的独特魅力。本文以天人合一观为例，尝试探讨中华美学精神的活力因相或生命力因缘特性，藉此阐明其活力因中本体相（体）、应用相（用）与成果相（果）三者的互动作用。
　　一、中华美学精神要旨
　　中华美学精神涉及中华美学与精神两个概念及其复合用意。中华美学（中国美学）原本是参照西方美学而得名。西方美学是突出感性认知的感知科学（sciencerfperception），是关乎艺术本体论、价值论与创作规律的艺术哲学。在学科建构中，中华美学通常模拟西方美学的理论范式，但在论述审美体验时，则会凸显中华美学注重精神境界、道德修养与人格品藻等特点。所有这些特点，主要表现为由表及里的审美导向，首先是重直观形式美的悦耳悦目体验，其后是重内容理趣美的悦心悦意体验，最后是重人文精神美的悦志悦神体验，这一由形入神的上达理路，实与追求内在超越性的中华文化传统密不可分。因此，在中华审美意识中，美的功能往往超出愉悦或快乐范畴，更强调以美启真和以美储善两个向度。这里所言的真，包括人类之真情、人生之真境、生命之真实、宇宙之真谛，乃至艺术之真理性内容等；这里所言的善，包括善心、善性、善德、善思、善行以及善言等。
　　二、活力因的三相组合
　　本文所言的实用活力论，是因循中国实用理性来揭示中华美学精神绵延流变与因革创化的活力论。此论在强调有用性、伦理性、情理结构、历史意识和与时俱进等要素的同时，也强调实体性根本理据在艺术实践和审美鉴赏领域里的发展机能或活力。要知道，中华美学精神作为一种具有典型特质的理论有机体，其自身活力在根本上决定着自身可否绵延的生命力或持久力。
　　三、师天地的画境文心
　　在道家传统中，有关天人合一观的学说尤为突出。譬如，继老子倡导从事于天者，同于天；同于天者，天亦乐得之（《道德经》，第23章）的理念之后，庄子更进一步，直接断言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同时鼓励求道者通过朝彻悬解，以便与天为徒与物为春游心于物之初独与天地精神相往来，由此成为骑日月，乘云气，而游于四海之外的逍遥真人。这一思想深刻影响了中国文人山水画的进路，最终衍生出外师造化师法自然师山川师天地之类主导性绘画原理。此类原理经过王维、马远、倪云林与董其昌等唐宋元明丹青大家的实践运作，相继取得突破性艺术成就，最终将业巳成熟的山水画推向历史高峰。
　　四、绵延中的因革创化
　　如前所述，在文人山水画境三分中，心画的地位最高，是师法天地的结果。而师法天地作为绘画创作的最高法则，是从天人合一观的根本理据中衍生出来的。基于师天地而创构的画境文心，作为心画的具象化，既是董其昌的艺术追求，也是他的艺术成就。从活力因相说的立场来看，师天地这一绘画法则，在强调天人感应与物我合一的深层理据上隐含着本体相，同时在注重师法自然与实践运作的依体致用上意味着应用相，这两者便印证了体用不二的内在逻辑关系。至于画境文心，则是实施体用不二原则和以形写神画道所取得的具体成果，属于化用为果意义上所说的成果相。若将此三相放在绘画创作过程中看，显然是互证联动的关系，不仅应和体用不二的法则，也符合体用果三位一体的原理。
　　从古代到现代，从董其昌到黄宾虹，我们不仅可以窥知活力因相说的理论衍生与因革之道，也可以看到显现画境文心的历代杰作，这些皆表明蕴含在中华美学精神中的持久活力或机能，既具历史意义，也有现实意义，其对艺术实践的指导作用，在历史中绵延，在绵延中创化，在创化中发展。相比于那种思想固化的死东西，这种流变因革的活东西更值得我们重思、传承与弘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