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Q正传与哈克贝利amp183费恩历险记创作艺术比较

　　《阿Q正传》与《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创作艺术比较
　　鲁迅的代表作《阿Q正传》，被称作“五四”以来最杰出的小说，创造了阿Q这个不朽的文学形象。《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是美国著名作家马克·吐温的传世名作，充分体现了马克·吐温无与伦比的艺术造诣。阿Q和哈克贝利·费恩是两个虚构的人物，但他们不仅活在书本上，而且也在生活中流行，成为人们称呼某些人的共名，同时也成为我国和美国文学史上著名的原型人物，这两部作品是如何达到如此高的艺术成就呢？本文就以《阿Q正传》和《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创作艺术的比较，探讨这两部作品取得成功的关键。
　　一、人物性格的典型性
　　文学上的典型与生活中的人物一样，性格 总是复杂的、多方面的。阿Q是一个偏僻农村中无家可归的雇农，一个受人嘲笑、欺辱和残酷剥削的对象。《阿Q正传》中阿Q性格的主要特征是“奴性”，小说中主要通过“精神胜利法”表现出来。“精神胜利法”是打开阿Q典型性格的钥匙。阿Q总是夸耀自己，“我们先前——比你阔得多啦！你算是什么东西”。阿Q忌讳自己的癞疮疤而又只能骂别人“还不配”。阿Q还依据等级观念欺凌更弱者。他认为王胡的等级是在自己之下的，所以敢于欺负王胡。在遇到柔弱的小尼姑时，阿Q便欺凌了她一顿。阿Q喜与人吵架，口讷的他便骂，气力小的他便打，在他打架吃亏时，总是说“我总算被儿子打了”，他觉得自己是第一个能做到自轻自贱的人，和状元一样占了“第一”，还颇为沾沾自喜。在“精神胜利法”完全失去效用时，就用力抽打自己的嘴巴，仿佛是打了别人一般。阿Q的性格从头到尾都是统一的，阿Q的卑劣、胆怯、狡猾、夸大狂、糊涂以及“精神胜利法”构成了体现当时中国人一般弱点的阿Q精神。阿Q是中国人各种劣根性的结晶体，却不是任何的个人，所以阿Q是现实的，但同时也是概括的。
　　与阿Q一样，哈克贝利·费恩也是一个具有典型性格的人物。哈克贝利·费恩是美国文学史上著名的富有正义感和叛逆精神的儿童形象。他是一个聪明、善良、勇敢的白人少年，在养母道格拉斯的监督下，每天学习文明规矩，但是哈克贝利过惯了自由散漫的流浪生活，为了追求自由，逃亡到密西西比河上。在逃亡途中他遇到了黑奴吉姆，在和吉姆一起漂流历险的日子里，他们成了忠实可靠的好朋友，直到最后吉姆获得了自由。哈克贝利是一个通过内心矛盾冲突成长起来的文学典型，他起初受着种族歧视的毒害，怀着白人的优越感，觉得不该帮黑奴逃亡，但是吉姆善良无私的性格使他改变了自己的偏见，形成了黑人与白人平等的观念。
　　鲁迅和马克·吐温塑造出来的经典人物——阿Q与哈克贝利的性格有很大的差异。阿Q以幻想代替现实，以主观代替客观， 把失败当做胜利；哈克贝利则是现实主义者，他相信自己的经历而不是看到或听到的。鲁迅写《阿Q正传》旨在暴露国民的弱点。阿Q是鲁迅观察了许多中国人的病症而概括集合出的一个艺术形象。马克·吐温笔下哈克贝利自由散漫的背后包含着勇气、正直、毅力和胆量。阿Q和哈克贝利之所以能成为不朽的传世经典人物形象，皆是与作者潜心挖掘人物的典型性格以及对现实生活中普通大众性格共性的提炼概括密切相关的。通过典型人物形象对丑陋的现实进行猛烈的抨击，对人类的美好未来怀有强烈的憧憬，是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的关键所在。
　　二、讽刺与幽默艺术
　　在《辞海》中，讽刺被解释为：用讥刺和嘲讽的笔法描写落后的事物，有时用夸张的手法加以暴露，以达到贬斥、否定的效果。作家用这种表现手法揭露生活中消极落后、腐朽的事物，突出的它的矛盾所在或可笑之处，使其无可隐蔽。幽默则是英文humor的音译。通过影射、讽喻、双关等修辞手法，在善意的微笑中，揭露生活中乖讹和不通情理之处。讽刺是对于黑暗、丑陋的社会现实的愤怒的表示，是一幅人生善与恶的扩大图。一味地进行讽刺，只会让人感到失真，感到作者对否定对象持有极端的成见，幽默则是治疗讽刺不足之处的良药。在《从幽默到讽刺》中鲁迅说道：“‘幽默’既非国产，中国人也不是长于‘幽默’的人民，而现在又实在是难以幽默的时候。于是虽幽默也就免不了改变样子了。非倾于对社会的讽刺，即堕入传统的‘说笑话’和‘讨便宜’。”讽刺和幽默是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中一种重要的表现手法，它以辛辣、锐利之笔，直刺向否定的对象。
　　《阿Q正传》是一篇典型的讽刺小说。现实与主观臆想的矛盾是讽刺的基本特征，作家把这种矛盾暴露出来，就使人感到可笑。阿Q的“精神胜利法”，很集中地体现了他那幻觉中的主观自足性与现实残酷性的矛盾。阿Q挨打，遭受恋爱悲剧，现实中遭受的种种失败，都被他转化为精神上的胜利。幻觉和现实的矛盾导致他最终走上绝路，甚至连他最后画押上刑场没把圆圈画好，还想着“孙子才画的很圆的圆圈呢”。鲁迅在《再论雷峰塔的倒掉》里面说“……喜剧将无价值的撕破给人看，讥讽又不过是喜剧的变简的一支流”。从这里来看，讽刺和喜剧本是一个东西。阿Q的人生理想很简单，只是金钱、物质、女人。阿Q参加革命不带有任何崇高的动机，只是看到革命使百里闻名的举人老爷那么害怕，便向往起革命。革命中的混乱和抢劫、投机和吹牛以及各派上演的丑剧是悲观的鲁迅对辛亥革命的讽刺、嘲笑。《阿Q正传》中的人物，从赵太爷、假洋鬼子、王胡、小D到吴妈、邹七嫂以及未庄的闲人，刑场的看客无一不精神麻木，没有个性。鲁迅有意识地夸张了这些人的精神麻木旨在让人们嘲笑别人的同时激起普通大众的觉悟。
　　同样的，《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也是一部讽世名作。马克·吐温通过塑造哈克贝利这一形象，讽刺了美国的宗教、教育和种族歧视，并否定了陈旧过时的资本主义制度。而这部小说的写作手法却是运用了艺术夸张的手法，形成了明显的喜剧效果。通过哈克贝利，小说展示了一幅19世纪美国社会生活的广阔画卷，对上层的道格拉斯寡妇、华森小姐以及下层的“国王和公爵”两个骗子逐一进行讽刺。华森小姐告诉哈克贝利只要做祷告就要什么有什么，哈克贝利为了要钓鱼钩做了三四天的祷告，还是没有得到，他甚至请华森小姐替他求上帝，最后他终于悟出“没有那么一回事”。在营救吉姆时，原本可以直接简单地将吉姆救走，哈克贝利和汤姆确照搬书上的办法：挖地道、锯床腿、做绳梯，把简单的事情复杂化，甚至差点丢了性命。国王和公爵（两个江湖骗子）堂而皇之地在众人面前做了戒酒的演说，而他们确用赚来的钱喝个酩酊大醉。书中这些荒唐可笑的情节不胜枚举，马克·吐温通过该书对当时的社会准则进行了深刻而又辛辣的讽刺。
　　阿Q与哈克贝利都是既可笑又可叹的人物，鲁迅和马克·吐温在他们寓世深刻的讽世小说中，用幽默的笔尖寄托了作者自己的人生态度和社会理想。
　　三、人文主义精神
　　人文主义作为一种思想体系，起源于文艺复兴时期，提倡关怀人，尊重人，以人为中心。所谓人文，是指爱护人的生命，关怀人的幸福，尊重人的人格和权利的道德。《阿Q正传》与《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在对社会现实进行无情的讽刺，同时也传递了人文主义的思想。哈克贝利与阿Q身上的某些人类的共性及个性，也揭示了人文主义的内涵。
　　鲁迅在《坟·灯下漫笔》中说：“中国人向来就没有争到过‘人’的价格，至多不过是奴隶，到现在还如此……”阿Q虽然对美好生活有过朦胧的向往和追求，但他的思想却一直停留在封建时代。他牢记“男女之大防”的清规戒律，当他看到一男一女讲话时便疑心“一定要有勾当”，为惩治他们便在冷僻处掷一块小石头。中国社会的等级观念和等级心态也深植于阿Q心中，对于他被自己看不起的王胡打败而愤愤不平。在《阿Q正传》里，鲁迅从人文主义思想出发，对阿Q这种愚昧落后的农民怀有“哀其不幸”的深切的同情。正如他的好友许寿裳所说：“他的一支笔，从表面看，有时好像是冷冰冰的，而其实是藏着极大的同情，字中有泪的是。”阿Q作为一个人，本应拥有生存权利、社会地位，可这些基本的生存需求被社会无情地扼杀；而另一方面，对于阿Q的蒙昧、自虐和保守，书中又有“怒其不争”的轻蔑。小说中阿Q种种可笑、可叹、可怜的言行，寓意着鲁迅关切农民，希望能唤起农民的思想觉悟，重新认识自己的“人”的价值的人文主义思想。
　　人文主义主张个性解放和个人自由，反对愚昧的神权、等级特权。马克·吐温写作的目的是消灭蓄奴制和种族歧视，使美国从种族主义的锁链中解放出来。哈克贝利这一人物寄寓了作者的爱憎和希望。哈克贝利头脑清醒，聪明勇敢，言行举止都张扬着人文主义精神。他向往自由自在的生活，因此逃出道格拉斯家，又拒绝莎莉阿姨的收养，坚持自己独立的思想。
　　他在帮助黑人吉姆逃跑的问题上同自己良心的斗争，在看到吉姆身上的高贵品质后，他“打定主意去向一个黑人低头认罪”，并说“我相信他惦记着家里人，也和白种人一样”，哈克贝利的思想认识有了一个全面的升华，最终认识到人的贵贱不在于出身或者血统，而在于个人品德的高尚或低劣。正是通过哈克贝利这样一个追求自由、挑战现行价值观的艺术形象，马克·吐温赋予了小说一种人文主义的同情心和正义感。
　　《阿Q正传》与《哈克贝利》是两部属于不同时期但人物形象都极为突出的小说。鲁迅和马克·吐温采用了幽默讽刺的艺术手法淋漓尽致地抨击、嘲笑了当时所处的病态社会，同时作品中散发出强烈的人文主义精神，使两部作品各自成为中国文学史和美国文学史上不朽的丰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