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主义与国家主义（下）ampnbsp

　　三、全球主义凸显的历史必然性
　　全球主义虽有久远的历史渊源和深厚的学术传统，但真正的勃兴却始于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其显著标志是，影响的广泛性与实践性。广泛性，表现为全球主义的观念与主张已从狭隘的学者圈扩展到普通民众，从欧美国家传播到世界各地；实践性，则意味着全球主义的观念与主张已不再停留于纸上谈兵，而直接介入并深深震撼着以国家主义为支点的全部社会生活。这表明，全球主义跨入了一个新时代，它的凸显有其历史的必然性。
　　第一，科技革命为全球主义的凸显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物质基础与技术手段。
　　全球主义要求全球的视野，全球的交往，全球的机制，简言之，在全球社会内生存与发展。那么，怎样才能把被海洋、山脉、沙漠、森林隔离开的各个民族、国家整合为一个全球社会呢？显然，只能凭借物质技术手段。今天人类恰恰拥有这样的物质技术手段，它不仅表现为原有的通信与运输手段，如电报、电话、广播、轮船、火车、飞机无论在数量还是质量上都有了巨大的发展，更重要的是诞生了微机和因特网，从而发生了信息革命。人们可以通过网络，实现信息的交流与共享，甚至出现了虚拟实在。显而易见，交往的网络化与虚拟化使得人类交往活动第一次实现了真正的世界化、自由化，从而打破了时空约束，为地球村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当地球村概念被广泛传播和认同时，又有什么力量能够阻止全球主义的影响呢？事实上，这原本就是同一个过程。人类交往的划时代革命产生了紧密联系的地球村（全球社会），而地球村的村民（人类）必然更多地接受全球主义。
　　第二，全球相互依存已成为当代人类的生存方式和基本规律，从而内在地决定了全球主义的勃兴。这里的相互依存是指国家行为体和非国家行为体在经济、政治、军事、文化诸领域内形成的相互联系、相互渗透、相互影响的关系与状态。相互依存首先表现为经济上无法割断的联系，它是市场经济向全球扩张的必然结果。市场经济早已突破一国的界限，要求在全球范围内优化配置诸生产要素，以获得最佳效益和更大的利润。于是，全球生产、全球贸易、全球金融，以及在这些经济活动中扮演重要角色的跨国公司得以迅猛发展，而发展的必然趋向之一就是大大加强经济上的相互依存。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任何一个行为体都难以获得独自发展，要受到诸多行为体和相关因素的制约。
　　相互依存在政治上的表现是国内政治国际化，国际政治国内化，超国家权力日益强化。传统上属于一国内政的事务会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甚至介入，而国际舞台上发生的政治事件又会引起连锁般的国内反应。国际组织等超国家机构正运用各种国际机制介入各国政治，协调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以维护国际社会的整体利益，从而逐渐形成一种人类甚感困惑、不安，同时又不得不承认有其合理性的新的权力体系与机制。这种权力显然区别于国内政治权力主权，其立足点不是民族国家，而是国际社会，其权力特性表现出双重性，即协商性与强制性。这种权力是在协调基础上，以国际法、国际公约、国际协议等形式得到认同，通过国际组织加以实施而发挥作用的。它的强制性虽尚不能同主权相提并论，但其约束力决不可忽视。总之，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界限的日益模糊和超国家权力的强化，使得政治有了明显的全球性特征。
　　相互依存的文化表现则是文化在更大范围、更多领域的交流与传播，以及全球文化景观的出现。生产方式与日常消费的趋同化反映出不同文化模式和传统的相互接纳。在这种表象的背后，则初步显现出民族文化、地域文化与全球文化之间的双向作用与复杂互动。换言之，人们在保留民族文化、国家意识的同时，开始从人类整体考虑问题，承认人类文化的某些共同性，于是产生了与全球文化相适应的新的文化观念与思维方式。
　　显而易见，相互依存把人类文明推向一个新阶段，同时也标志着人类生存方式的历史性变革。相互依存这一客观规律的不断展现，必然开辟全球主义的新前景。
　　第三，社会结构与功能的重塑。
　　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人类社会的结构是以民族、国家为基本单元（实体）的分立式结构。特别是近代以来，严格意义上的民族国家更成为公认的人类社会的政治单元（实体）。这一单元（实体）担负着管理人们的社会生活，整合人们的社会关系，维系正常的生存环境和社会秩序的基本功能。这种分立式社会结构具有自主性、自助性、自足性。
　　随着市场经济向世界的扩张和全球性相互依存的形成与日益强化，以民族国家为基本单元的原子式社会受到严峻挑战。首先是自主性的削弱。民族经济的发展受到全球市场、全球金融、全球贸易以及全球问题的制约，从而表明国家的经济政策的制定权和发展战略与目标的实施已难以做到完全自主，经济自主权受到冲击。与此同时，政治自主权受到威胁，国际干预的力度空前加强，人权、民族主义乃至领土完整等最为敏感的政治问题存在着被国际共同体干预的现实可能性。文化自主权面临文化霸权的挤压，而这种霸权却以更加精致的面目出现，它以高科技为基础，有着难以否认的合法性。国际传媒的发展，特别是全球因特网的开通是文化自主权受到挑战的最新体现与证明。
　　其次是自助性被弱化。自助性指涉两个方面，一是国际社会缺乏一个国内意义上的统一政治权威，所以显现为无政府状态；二是国家利益具有对抗性，因此世界各国不可能存在基于共同利益的合作。人类社会的现实表明，尽管国内意义上的统一政治权威至今尚未出现，但国际机制的权威性却与日俱增，它体现为国际法、国际条约、国际组织对各国约束力的加强，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在被逐步控制与改变。不同国家的利益虽有冲突性的一面，但并非没有相容性的一面。更何况人类共同利益日渐凸显，它要求摆脱自助性而走向对话与合作，否则在人类的共同利益（尤其是生存利益）无法保障时，各国的国家利益将变得毫无意义。生态失衡、环境污染、资源短缺、毒品泛滥、艾滋病肆虐，这些关系人类整体命运的问题在一个强调自助性的社会中是不可能得到解决的。
　　再次是自足性被超越。在通常的理解中，自足性与农业社会、特别是与小农经济联系在一起。就此而言，工业社会虽然打破了农业社会的自足性，实现了更广泛的社会交往，但是，以国家为基本单元的工业社会仍然是一个原子式社会。每个国家都追求自足性，并以国家为轴心，进行各种社会活动。制度的安排，管理的模式无不体现出国家中心主义，国家是人们安身立命的最佳保障。20世纪60年代以后，这种自足性开始显露出其脆弱性一面。由于经济日益深化的相互渗透与依存，国家在物质上的完全自足性已愈来愈困难，它必须从国际社会中寻找市场、资金、技术，否则有被开除球籍之危险，而一旦经济上融入全球体系，随之而来的就是管理模式、制度框架的调整以及角色的重新定位。
　　毋庸讳言，打破以国家为基本单元的原子式社会的自主性、自助性、自足性的过程，就是重塑社会结构与功能的过程，而新的社会结构与功能的显著特征无疑是更浓重的全球主义。
　　第四，超国家共同体意识的增强。
　　在当代人类社会中，超国家共同体的主要表现形式之一是全球性国际组织，像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这些组织不仅成员广泛，而且在协调当代国际关系，处理国际社会面临的各种矛盾、危机方面确实举足轻重。
　　尽管各成员在这些组织中的地位与作用颇有差异，公平性远远不能尽如人意，但改革、完善全球性国际组织，充分发挥其积极作用仍是各国的共识。换言之，全球性国际组织的历史使命是在增加而不是减少，这一基本趋势强化着人们的超国家共同体意识。
　　超国家共同体的另一个基本形式是区域共同体，典型的有欧盟、东盟，以及紧锣密鼓地推进区域一体化进程的亚太经合组织，北美自由贸易区。冷战结束后的十年，区域或次区域一体化有了更大的发展，据统计，已有146个国家和地区参加了35个区域性经济集团。欧盟的一体化早已超出经济领域而有了共同体意义的独立政治机构与制度框架，它的示范效应虽然尚可推敲，但区域共同体的架构、功能与权力将不同于民族国家，于是，人们也会在依恋国家的同时，增强关心、效忠区域共同体的情感与意识。当然有必要指出，区域一体化并不必然走向全球一体化，它存在着阻止全球一体化的危险。当区域共同体之间的利益纷争与对抗取代国家之间的利益纷争与对抗时，这样的超国家共同体不过是放大的国家，其共同体意识也不是全球主义而是地区主义。尽管如此，区域共同体对国家主义的冲击仍然是更基本、更重要的方面，它的反全球主义取向仅仅是一种可能。
　　在民族国家居于主宰和支配地位的时代，人们的视界显然难以突破国家主义。
　　今天，现实的社会生活已显现出另一番景象。国家固然还是重要的政治单元和国际关系行为体，但超国家共同体的作用异军突起，同样不可忽视。于是，人们的意识中自然给全球主义留下一席之地。重要的是，超国家共同体呈现出不断发展的态势，因此超越国家主义而走向全球主义就成为一种历史必然。
　　四、国家主义存在的现实合理性
　　尽管全球主义呈现出历史必然性，但国家主义仍然根深蒂固。之所以如此，就是国家的历史作用远未终结，国家主义尚有不言而喻的现实合理性。
　　第一，国家依旧是最基本的政治单元。
　　如前所述，当代人类社会的结构与功能正发生着历史性变迁。但必须加以补充的是，至今为止，这一变迁并未从根本上改变国家是国际社会的基本单元，国家担负着管理、保障人们社会生活的基本功能的状况。也就是说，当代所经历着的社会变迁，并不意味着全球性制度框架的作用已处于主导地位。
　　国家的不可或缺性不仅表现于国内事务，而且表现于国际事务。虽然非国家行为体在国际关系中异常活跃，作用呈扩大之势，但无可否认的是，主权国家仍然是国际关系中最基本的行为体，主导着国际事务的处理。国家行为体的这种主导性表现为：首先，国家利益是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的基本动因。在人类的各种利益需要中，国家利益需要是对人类影响最大的利益需要，对国家利益的判断权衡，以实现国家利益为宗旨的对外战略与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构成各国对外关系的轴心，并由此导致了国际舞台上的各种事件与关系。其次，国家是行为能力最强的国际关系行为体，它拥有足够的手段去履行国际法所赋予的责任与义务，独立开展各种对外活动。
　　再次，国际组织的作用往往受到国家或多或少的影响。由此看来，国家作为国际关系基本行为体的局面短期内还难于改变。这就逻辑地决定了国家在当代人类社会中的历史地位。
　　第三，国家主义在发展中国家有广泛的影响。
　　占世界人口34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大都是二战后才获得政治独立的。这些国家一方面对主权有一种特殊的政治情感，往往把维护国家主权与珍视争取民族独立的政治历程和政治成果联系在一起；另一方面，又深切感受到现存国际秩序的不公正，试图尽快使本国强大起来，真正摆脱西方发达国家的控制。这样，它们势必对全球化背景下凸显的全球主义做出种种强烈反应，表现出明显的国家主义倾向。
　　不言而喻，发展中国家广泛存在着的国家主义情结有其历史与现实的合理性。
　　不过，承认这种合理性并不意味着无保留地接受这种国家主义。事实上，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和相互依存的深化，无论是资源、经济发展、政治事务都打上了深刻的国际化烙印。简单化地理解主权的绝对性已无法解释现实，更难于应对现实。所以，发展中国家的国家主义也必须反省。但是，当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和民族还钟情于国家主义，国家及其主权在维护发展中国家的正当权益方面还有着特殊作用时，急于抛弃国家主义显然是不明智的。
　　五、理性的选择：全球主义观照下的国家主义
　　面对全球主义有其历史必然性，国家主义有其现实合理性的事实，片面强调任何一方面无视另一方面的做法都是不可取的。我们应当在悖论中把握两者的关系，在矛盾中恰当确定两者的历史地位。
　　总的来讲，在坚持全球主义与国家主义并存的前提下，我们倡导全球主义观照下的国家主义。这种观点的要义就是既区别于理想的全球主义，又不同于传统的国家主义。理想的全球主义在揭示国家主义的负面作用，批判绝对主义的主权观，论证人类相互依存的合理性和全球社会的大趋势等方面，显示了理论的深刻性，富有启发意义。但是，简单、武断地宣布国家过时论、主权过时论，又表现出理论的不成熟和片面性，从政治实践上看，很难行得通。传统的国家主义充分肯定了国家在当代人类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作用，强调了主权的神圣性，这不仅在理论上有其合理性，更重要的是反映并照顾到发展中国家的现实。然而，其理论与实践上的偏颇、短视、功利化同样需要反省。无论是西方现实主义的权力政治论和权力利益论，还是发展中国家坚持的绝对主义主权观，都夸大了国家的作用。这种理论对国际机制与全球合作的怀疑甚至排斥，则反映了理论上的短视。至于功利化倾向，主要表现为发展中国家在生存与发展的重负下，往往难以更为理性地审视人类整体演进的态势及其对自身的影响，从而习惯于采取急功近利的做法。所有这一切，都有害无益。
　　全球主义观照下的国家主义是对上述两种观点的扬弃。它的基本内容是：第一，以宏观的历史眼光审视人类社会的发展，真正认清全球化与全球主义的大趋势。
　　伴随经济的一体化、跨国组织的大量涌现及其作用的日益增强，全球主义的历史指向无可置疑，全球主义的大趋势无法阻挡。尽管国家的历史作用远未终结，国家还是国际社会的主角，但毕竟有很多事情已为它所不及，国家的行为要受制于众多的非国家行为体，特别是有权威的国际组织。所以，当代国际关系已远非国家间的关系。我们必须在全球政治的框架内，研究各种国际关系行为体的交互作用。这是一个清醒、理性的学者与政治家所必须看到的。
　　第二，自觉认同主权的相对性，探究全球化时代主权的要旨和新的表现形态。
　　经济主权开始被分享，主权与人权的统一观影响越来越大，国际法和国际组织对国内事务的干预趋于硬化，这些基本事实标志着主权的绝对性（即不可分割、不能让渡、不受干预）正逐步让位于主权的相对性。
　　但是，主权毕竟是主权，它有质的规定性，其不可或缺的作用也不容否认。这就要求我们更加深入地探究主权的本质，弄清什么是主权中不可变更的要素与功能，什么又是可以变通或赋予新意义的要素与功能。主权的要旨恐怕还是自主性，即不受威胁、不被强制地处理国内外事务。至于哪些事务是纯粹的国内事务，他国无权问津，哪些事务可能国际化，需用以共享主权、对话合作的方式处理，恰恰应该认真研究，仔细区分。
　　第三，按照民主化的原则改造国际组织，强化国际机制。
　　既然有更多的问题与事务已不得不依托于国际社会去协调、解决，所以应尽快从主权是否要让渡的疑惑与争论中摆脱出来，紧紧抓住国际组织与国际机制的民主化问题。这里包括改革原有的国际组织和机制，创建新的国际机制与制度。现有的国际组织与国际机制虽有超国家的特性，但仍然受到主权国家的明显影响。正因为如此，现有的国际组织的构成，有效的国际机制的建立与运行，往往都反映出地缘政治经济、大国政治经济的平衡。这样一来，大国、强国必然在国际组织与国际机制中占优势，从而主导和控制了国际机构与制度。广大发展中国家之所以对国际组织缺乏信心，对国际机制不甚满意，盖出于此。因此，逐步淡化国际组织与国际机制中的国家本位主义（或国家原子主义），赋予地方共同体、社区、直至公民个人更多的选择自由，在此基础上重构国际组织与国际机制，强化国际法、国际机构的作用，可能是一个方向。欧盟已沿着这一方向迈出了一大步，其他区域共同体、全球共同体也可参照。在此过程中问题肯定不少，但按照全球民主的思路协调主权国家与国际社会的关系，大概是迄今为止最好的选择。
　　第四，在相当长的时期里，民族国家仍然是人类社会生活的支点，任何急于全面超越国家主义的观点与行为都是违背现实的。国家是组织、管理社会生活最有效的工具，它的功能与权威至今尚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替代。国家利益是一国处理对外关系的基石，也是当代国际关系产生、发展、变化的主要原因。尽管人类共同利益在国际关系中的分量愈来愈重，但围绕国家利益的冲突、对话与合作，仍具有更基础的意义。因此，追求、维护正当的国家利益就成为各国对外战略的基本目标之一。
　　国家主权是国家独立、自尊的象征。只要国家存在，那么体现国家本质特征的主权就不会消失。所以，相互尊重主权是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维护主权尊严则是各国、各民族的共同情感与行为规范。正是这一切构成了国家主义的合理内核，确立了国家在当代人类社会中的历史地位。
　　第五，尊重发展中国家维护国家主权的特殊情感，正视国际秩序不公正的事实，在消除全球贫困与不平等，促进人类整体发展上下功夫。主权的削弱是无情的事实，但面对这一事实所提出的挑战，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却有着迥然不同的反应。前者抵制、反对削弱主权，而后者则支持、赞同主权的削弱。这种政治上的反差进一步增加了处理主权国家与国际社会关系的复杂性。因此从政治实践上讲，解决主权国家与国际社会关系问题，离不开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关系的协调。只有缩小南北差距，建立起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广大发展中国家确实发展起来，在国际社会有了更平等的地位，主权削弱的事实才容易被接受，主动参与国际机制的热情才会焕发。这时候，也只有这时候，主权国家与国际社会的关系问题才能纳入更加健康的轨道。如果发达国家不能充分认识到这一点，对广大发展中国家的贫困落后境况仍旧置若罔闻，那么试图建立更有效的国际机制去整合当代国际关系，就只能是幻想。而一个已经内在联系在一起的国际社会，若长期处于政治分裂与对抗，缺乏整合与协调机制，则是人类的悲哀与灾难。
　　总之，全球化与全球问题凸显了全球主义，并由此引发了全球主义与国家主义关系的历史主题。这一主题将全面体现并制约着21世纪人类的经济、政治、文化生活，任何国家、民族、集团乃至个人都必须面对其挑战。认清这一基本事实并做出理性的思考和积极的回应，无疑是当代国际社会的最佳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