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日关系的强硬派观点及其根据

　　一、对新思维的批判
　　新思维论争的由来
　　年，人民日报主任编辑马立诚应日本外务省之邀访问日本，归来后在《战略与管理》杂志同年第期发表了《对日关系新思维中日民间之忧》一文，称日本就侵华战争已向中国谢罪次，历史问题已经解决，中方不应再抓住不放，对日本应该宽大为怀，共同面向未来。文章还对中国的狭隘民族主义思潮进行了抨击。年，马立诚又先后在凤凰世纪大讲堂发表演讲，在《时事报告》杂志参与座谈，在日本右翼杂志《文艺春秋》发表文章，在日本中央公论社出版《摆脱反日》一书，多次重复了相似观点。
　　年月，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时殷弘在《战略与管理》同年第期发表《中日接近与外交革命》一文，对所谓新思维进行了更为系统的阐述。此文可视为马立诚《对日关系新思维中日民间之忧》一文之后，关于对日关系新思维的又一代表作。文章强调：中日关系再这样紧张下去对中国是相当危险的，因此有必要进行一场外交革命，大力实现中日接近。只要中日关系有大幅度进展，就可以显著增强中国对美外交的杠杆。为此，殷教授提出了接近日本的五大举措，大意是：中国应该大体上满足于日本对侵华战争罪行的反省道歉，不必再计较了；要多和日本做生意，少和美国、欧盟做生意；日本扩充军备的危险性被我们夸大了，我们内心适当警惕一下就可以了，面上要大度一些；要把日本当作政治大国看待，给以充分的尊重；不要阻拦日本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总的来说，马立诚与时殷弘的观点是一致的，略有不同的是，马认为中日之间的历史问题已经解决，不应该再纠缠不休；时认为，历史问题虽然没有完全解决，但应该放下来，以友好为重。
　　上述言论发表后，日本如获至宝，大为欢迎。据报道，日本媒体铺天盖地进行转载，舆论充斥猜测之声，认为中国政府对日思维将因此发生新的转变。时殷弘也因此受日本外务省力邀，于5月到日本进行短期访问。相形之下，新思维在中国引起的反响迥然不同，广大网友纷纷在互联网上发表对新思维的看法，赞同者寥寥，反对者甚众。
　　年夏季，笔者先后在《时代潮》杂志同年第（下）、第（下）发表两篇长文《对日关系新思维质疑》和《对日关系新思维再质疑》，对新思维予以驳斥。经人民网转载后，引起广泛影响。日本媒体认为，这是中国官方网站发表的最为严厉的批判文章以这两篇文章的发表为契机，广大网友对新思维的谴责有增无减，形成批判新思维的浪潮。同时也有少数人表达了对新思维的赞同意见，对笔者提出反驳。关于新思维的论争，成为今年夏秋两季里舆论界的热门话题之一，影响及于中国大陆、港台、日本和新加坡等地。
　　新思维站不住脚的三大理由
　　首先，感情上不能接受。
　　从年发兵攻打台湾开始，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战争长达七十年。与其他西方列强相比，日本对中国的侵略野心最大、侵略手段最狠、祸害程度最深仅1931年至1945年日本侵华战争期间，中国军民就伤亡3500万人，直接、间接财产损失与战争消耗合计6000亿美元。对于这样一场战争，哪个民族能不刻骨铭心！然而，抗战胜利后中国军民没有虐待日军俘虏，而是让他们带上自己的行李返回日本；对于日本人遗弃的孤儿，中国人抱回家中把他们扶养成人；中国政府着眼中日友好，放弃了对日索赔要求。在中日关系上，中方始终顾全大局，以中日友好为重，真正做到了仁至义尽、以德报怨。但中国人民的宽宏大度换来的是什么呢？多少年来，日本右翼势力对于侵略中国的历史死不认帐，大作翻案文章，甚至把那场惨绝人寰的战争美化为解放战争。日本的右翼分子和政府要人们，一再参拜靖国神社，不断篡改历史教科书，否认南京大屠杀，大肆鼓吹中国威胁论，窃取中国领土钓鱼岛，建立有事法制，与台独势力眉来眼去，图谋干涉中国内政。如此肆无忌惮地蔑视、伤害和刺激中国人民的感情，如此以怨报德、恩将仇报，怎能让中国人民撇开历史恩怨，谋求对日友好？面对日本右翼势力歪曲历史的倒行逆施和面目可憎的恶霸嘴脸，中国人民怎能沉默不语、无动于衷？在这个是非分明的问题上，新思维论者不去要求日本右翼分子闭上臭嘴，反过来要求中国人民不要吭声；不去要求日本政客收敛恶行，反而要求中国政府宽容大度。新思维论者很迁就日本右翼势力的所作所为，倒把十三亿中国人民的感情忽略不计了。这于情于理，哪一样能说得过去？
　　其次，道理上不能成立。
　　发动侵略战争的是日本，受害者是中国，日本应该谢罪。历史问题的要害，不是中国方面没完没了地提出谢罪的要求，而是日本方面有人没完没了地闹翻案，不断挑衅、刺激和伤害中国人民的感情。针对日本连续不断甚至愈演愈烈的翻案风，中国政府和人民除了要求日本正确对待历史之外，还有其他选择吗？
　　历史与现实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种联系是割不断的；人是有记忆的，一个民族的痛苦记忆更不可能被抹掉。德国政府和人民坦诚地反省了历史，承担了责任，而法国、以色列等纳粹受害国人民仍然念念不忘法西斯的罪行。日本没有像德国那样反省战争，中国人民有什么理由忘记那段历史？俗话说，好了伤疤也不能忘了痛，时教授却让我们伤疤未好就忘掉痛。这是什么道理？
　　新思维论者认为中日关系再这样紧张下去对中国相当危险，因为中国大陆经不起在一个往往敌对的美国、敌对的台湾以及可能敌对的印度之外，还面对一个敌对的日本。我们的外部环境真的那样令人恐惧吗？似乎并不尽然。事实上，新中国成立五十多年来，我们目前的外部环境算是比较好的：没有公开的对抗，没有外部封锁，没有战争状态，也没有严重的国际恐怖主义威胁。无论中美关系、中印关系、中国和东南亚的关系，还是两岸关系，都有改善的空间和余地。至于中日关系，由于种种因素的制约，既好不到哪里去，但也坏不到哪里去，并不存在时教授担忧的不受制止地恶化下去的可能。居安思危、处盛虑衰固然应该；但什么事情都有个度，危机感一旦过度会导致杞人忧天式的庸人自扰。我们的祖国是一个历史底蕴深厚的泱泱大国，中华民族是创造了灿烂文明的伟大民族，改革开放多年来我国的综合国力有了显著增强。在国际舞台上，我们应当表现出发自内心的从容自信和坚定无畏。什么样的大灾大难中华民族没有经历过？比现在严峻得多的国际环境我们不是也过来了？现在的世界的确不太平，但和平与发展依然是主流，这是国际局势的基本现实，中国的战略机遇期的根据也正在于此。利用这段宝贵的机遇期，大力发展国民经济，提高综合国力，中华民族必将实现伟大的复兴，必将立于不败之地。
　　一些人主张新思维的一个根据是无力改变的现状：既然中日历史问题已成了死结，总不能这样僵持下去吧？既然日本的右倾化和重新武装终究根本挡不住，总不能硬顶吧？为了现实利益，我们还是务实一点，绕一绕、放一放、让一让吧。这便是新思维放弃原则的逻辑。当年，英国首相张伯伦等绥靖主义者就是循着这一套逻辑对希特勒一让再让，苟且偷安，结果自取其辱。如果当年中国人面对日寇的侵略，也采取这套逻辑，都跑到低调俱乐部中跟着汪精卫鼓噪亡国论，只怕中国早就灭亡了。而真实的历史是，千千万万中华优秀儿女挺身而出，奋起抗战，最终打败了日寇，取得了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反抗帝国主义的第一次全面胜利，捍卫了国家独立和民族尊严，并由此奠定了中国的国际地位。这个了不起的胜利昭示我们：对于日本右翼势力的反华行径，我们应取的态度，不是懦弱地退让，而是坚决地反对。
　　第三，功利上没有必要。
　　马、时等人提出新思维的一个重要理由，就是不要让历史问题影响了现实利益，尤其是经济利益。而实际上，几十年来中日经贸关系不断发展，日本连续10年成为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年双边贸易总额达亿美元，创历史新高。其中，日本对中国大陆出口534。7亿美元，从中国进口484。4亿美元，历史性地实现了顺差，顺差额达亿美元。与此相反的情况是，我们与有的国家政治关系良好，而经济合作却不尽人意。这说明，政治有政治的法则，经济有经济的规律，两者不完全是一回事，关键是你这里有无利益可图：如有，资本家会不请自来；没有，请他也不会来。这个道理告诉我们，即便出于功利的考虑，也没有必要放弃我们的政治原则和对历史问题的立场。
　　新思维的根据之一是中国有求于日本。时殷弘教授说：中国对于中日关系大为改善的实际需求应当认为超过日本在这方面的需求。这个论点不符合事实。中日互有需求，中日友好关系符合双方利益，中国没有必要以单方面的妥协让步求得中日友好。事实上，如果我们认真地、全面地加以分析，得出的恰恰应该是和时教授相反的结论：日本对于日中关系改善的实际需求超过中国在这方面的需求。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固然需要日本的资金和技术；但日本以贸易和技术立国，更需要中国这样潜力巨大而又相距甚近的投资和贸易市场。中国如果失去日本的资金和技术，其损失的大部分可以从欧美寻求替代，而一旦日本失去中国大市场，在世界其他市场接近饱和或尚未发育的情况下，其损失无可弥补。此其一。其二，日本经济十多年来持续低迷，而中国经济蓬勃发展、蒸蒸日上，成为世界经济的新引擎，这种鲜明对比决定了日本必须搭乘中国快车以寻求经济重振的外力和契机。在日本经济一片低迷的形势下，发展最快的是同中国的贸易，赚钱最多的是投资中国的企业。打一个不太恰当的比喻，在目前和今后相当长的时期里，日本与中国的关系犹如鱼水关系，日本为鱼，中国为水，失去鱼之水犹为水，而失去水则鱼的命运会如何呢？另外，从外交和政治关系方面看，在全球视野里，如果我们处理好中美关系；在亚洲范围内，如果我们处理好与东南亚、韩国的关系；在国内建设上，如果我们能够保持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不断增强综合国力，那么急于改善中日关系的，恐怕不是中国，而是日本。
　　民族主义不是洪水猛兽
　　新思维论者有一个显著特点，就是痛恨中国的民族主义。他们的手法是拿中国人当中某些极个别的过激言行说事，如向赵薇泼粪事件、批评姜文参观靖国神社事件、深圳一家饭馆的日本人不得入内事件，以及要求日本人下跪等等，将这些过激言行加以集中、渲染和放大，然后口诛笔伐，恨不能铲干灭净，除之后快；与此同时却无视日本右翼势力已经控制日本政府、大财团和大媒体的基本事实，竭力淡化日本右翼势力的广泛影响，声称日本右翼力量很小很小，在日本人口中不过是个零头。
　　他们如此这般无非是想证明日本很纯洁、很无辜，而中国却存在着极端民族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狂热，这样一来他们便有了批判挞伐的堂而皇之的口实。在此，首要的问题不是忙于批判挞伐，而是弄清目前的中国究竟有没有极端和狭隘的民族主义狂热？
　　诚然，在中国社会尤其是青年人当中，的确有一些针对日本的过激言论，这种现象的存在与中国人对日本的嫌恶感相联系，其实质是针对日本新军国主义和反华言行的一种反对性和情绪化表达，并不具有实质的侵略性和威胁性。中国人民是宽厚善良、通情达理的，持极端和偏激看法的中国人并不具有普遍性和代表性。中国文化的本质特征是以和为贵，温良恭俭让才是中国人性格的主流特色，在国际问题上尤其如此。针对某些国家、某些洋人的反华歇斯底里，一些中国青年言词激愤，看似调门很高，而实质上他们所主张和要求的，不过是维护民族尊严和国家利益而已，不过是要求其他国家、其他民族能以平等待我而已。这种言论主张，与日本右翼势力的军国主义言论有着本质的不同。中国压根就不是一个具有侵略性的国家。在中国，任何倡导侵略扩张的言论都不可能得到普遍响应，这是由中华文明的本质和中国的国民性所决定的。在这一大背景下，中国不可能存在极端和狭隘的民族主义狂热。
　　马先生的文章，完全回避了日本的挑衅与中国的回应之间的因果关系和是非界限，也不解释为什么中国人对别的国家没那么嫌恶和反感，而唯独对日本如此。马先生为什么不想想，一个以德报怨、宽大为怀的民族今天何以对日本如此愤愤不平？难道中国人天生就有仇恨日本的基因吗？中国人的情绪难道是空穴来风吗？过激的言论固不可取，但抹杀了事情的因与果、是与非，就失去了说理的基础。
　　如今一些人，自奉为优越、文雅、高人一等的自由派知识分子，他们忘记了自己的民族和国籍，忘记了自己应有的立场，而值得讽刺的是，被他们奉若神明的洋先生们却一刻也没有忘记自己是哪国人，一刻也没有忘记自己民族的利益，甚至在为谋求全球霸权而殚精竭虑，不遗余力。
　　正当的、理性的、开放的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在内涵上大致统一，在外延上几乎重合。在当今这个并不太平的世界上，在超级大国大搞霸权主义的世界上，在民族国家、主权国家仍然是最基本的利益单位的情况下，在全球化逐步淹没各国文化特色的背景下，我们的民族精神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不是太强，而是太弱，不应受到批判和遏制，而应大力提倡和加以培育。时代呼唤中国人立足本土，放眼世界，学习先进而不妄自菲薄，热爱祖国而不走极端，做理性的、开放的、具有坚强民族精神的爱国者。
　　需要新思维的是日本
　　解铃还需系铃人，谁有病谁吃药，这是常识。新思维论者犹如一位庸医，还没搞清患者是谁，病症为何，就胡乱开药，结果如何，可想而知。
　　这种所谓的新思维给日本提供了这样的口实：中日关系不好的症结在中方。中国目前实行的对日政策是有问题的，甚至是不正确的，必须改弦更张。实际上，任何一个尊重事实的人都不难看出，中日关系的症结在日方而不在中方，需要新思维的是日本，在改善中日关系方面，日本要做的事情比中国多得多。
　　首要并且具有本质性的，是历史认识问题。要正确地面向未来就不能不反思过去的错误，诚恳的道歉只能来自于彻底的反省。到底是谁发动了战争？到底是谁给中国人民带来灾难？这是必须搞清和必须正视的基本问题。日本国民的受害者意识之所以似是而非，是因为它混淆了受害原因的不同。日本有些人总强调自己挨了原子弹，却回避了一个实质性问题：日本为什么会挨原子弹？因为侵略别人而导致自身受害，与遭受侵略而受害，不是一回事。发动侵略战争的是日本，最大的受害者是中国，不正视这一事实，就不可能消除中日之间在历史认识上的歧见。不要以为遗忘或者抹杀这段历史，就可以蒙混过关，这是一个涉及国家道义、民族良知、人类文明的大是大非问题，也是关系日本未来的大问题，绝对不是可以蒙混过去的。日本政治家要想保持中日友好，要想提高自己的国际政治地位，与其把力气花在外交上，不如努力在国内创造一种正视历史的气氛，在这方面德国的经验可资借鉴。德国正视了历史，卸下了包袱，赢得了全世界的理解和尊敬。历史上，日本曾经有过学习德国的经历，在这个问题上，日本理应以德国为榜样，否则如何赢得邻国的理解、信任和尊重？怎能成为具有政治影响和道义力量的大国？
　　当年，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扩张把日本引向歧途，使日本濒于毁灭的边缘，而战后的和平环境却保障了日本的经济腾飞，使日本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强国。事实已经证明，那些军国主义分子，貌似爱国，实则祸国，是地地道道的爱国贼；那些继承军国主义衣钵的新军国主义分子、右翼分子，也决不会给日本带来福音。教训在前，殷鉴不远，对于战争与和平、正义与邪恶，相信日本人民终会得出正确的鉴别和认知。
　　在经济领域，日本也应当把自己的眼光放远些，把胸怀放宽些，把中国的发展视为日本的机会而不是威胁。日本经济持续低迷的原因在日本自身而绝不在中国，只有从自身寻找原因而不是诿过于人，才有助于问题的解决。日趋加剧的国际竞争和国际区域经济合作态势要求中国和日本这两个既近又远的国家在更大程度上消除分歧、寻求合作。借助中日合作的加强来复兴日本经济才是上策。只有将萎靡不振的日本经济放在亚洲经济这个大棋盘当中来谋划，吸取亚洲经济增长的活力，才有助于日本走出低谷。换言之，日本的改革也需要同开放连在一起。当今日本急需扩大开放的主要对象就是亚洲，就是建立区域性的自由贸易体制，这是人心所向，利益所系，大势所趋。
　　笔者也注意到，有的学者虽不同意马、时等人的观点，但认为形势变了，要与时俱进，日本需要对华关系新思维，中国也需要对日关系新思维。
　　这里有一种误解需要澄清，所谓新思维指的不是新的战术和策略，而是新的战略性思考。从战略上看，中国的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的方针是正确的，并没有修改的必要。因为这一方针兼顾了历史与未来，既强调了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又指明了中日关系的发展方向；既坚持了自己的政治原则，又推动了中日经济合作的发展。诚然，中国在处理中日关系的过程中，需要注意方式方法，需要根据具体情况作某些策略的调整，但并不需要进行战略性的改变。在可以预见的将来，笔者不认为会有比以史为鉴，面向未来更加高明的方针。对于这样一个正确的方针，我们应当坚持它，而不是放弃它。
　　所谓对日关系新思维之所以不能成立，就在于它既罔顾历史，又无视现实，既不讲原则，又混淆是非，既缺乏论证，又逻辑混乱。这种不伦不类的新思维貌似理智，实则糊涂，貌似公允，实则偏颇，自以为高明，实际上低劣。说白了，其实质就是要求中国放弃原则立场，单方面、无条件对日让步。与其说这是什么新思维，倒不如说是新绥靖主义，这种论调根本无益于中日关系的健康发展，也无助于中日友好的真正建立。
　　二、对中日关系历史的回顾与思考。
　　对于中日关系，我们有一个近乎专用的名词，就是一衣带水；有一种流传甚广的说法，就是中日两国友好了两千多年，只是近一百年才发生了不愉快的事情；还有一个十分美好的愿望，就是世世代代友好。对此，本人曾经深以为然，十分赞成。但近些年来，由于出了一些事情，看了一些材料，作了一些思考，觉得对于中日关系的历史和本质，应该有一个重新的思考和把握。
　　（一）历史上，日本对中国的挑衅始于唐朝，近百年间，侵略持续了七十年，其害罄竹难书
　　中国与日本的交往始于何时，并无准确记载。中国最早涉及日本的记事见诸于战国时期的《山海经》，其中有这样的说法：盖国在巨燕南，倭北，倭属燕。据考证，盖指的是朝鲜半岛上的盖马，燕是指古燕国，位于现在河北北部、辽宁西部；而倭则指今天的日本列岛诸国。
　　后来的《汉书地理志》中记载：乐浪海中有倭人，分为百余国，以岁时来献见云。这印证了《山海经》的记载不虚，且说明倭人来过中国大陆。
　　中国人到日本的最早记载是传说中的徐福东渡，中日两国史家均认为徐福东渡确有其事，且认为徐福故里就在今天的江苏赣榆的后徐福村或在山东龙口一带。
　　比传说更有说服力的是实物。年，日本北九州志贺岛上出土的一枚金质印章上刻有五个汉字汉委奴国王，史家认为委应为倭，这枚金印印证了《后汉书》的记载：公元年，日本列岛上有一个叫倭奴国的统治者，派遣使者到中国京都洛阳朝见东汉王朝皇帝刘秀，汉光武帝刘秀授以紫色丝带的金印。当时的规矩是皇帝自用玉印红带，诸王和宰相用金印紫带，九卿用银印青带，再往下还有钢印黑带、木印黄带。汉光武帝以天子之尊授予倭奴国王金印紫带，给以诸王的规格，说明中国皇帝是十分重视倭奴国的。
　　年后，汉安帝即位时，倭奴国又派使节来奉贡朝贺。《后汉书倭传》记载：安帝永初元年，倭国王帅升等献生口百六十人，愿请见。所谓献生口百六十人，也就是向汉安帝献了一百六十个奴婢。
　　进入三国时期，日本列岛出现了三十多个小国，相互攻伐，最后共立实力较强的邪马台国女王为头领。三国时期，魏国地处中国北方，且较强盛。公元年，邪码台女王卑弥呼遣使难升米大夫来朝，魏明帝盛礼接见，封卑弥呼为亲魏倭王，并仿照汉光武帝成例，授以金印紫带，甚至还热情洋溢地亲复诏书于女王。据《魏志倭人传》记载，从公元年到公元年的九年间，魏国与邪马台国的相互遣使达七次之多，形成中日通交的一个小高潮。其中邪马台国来使四次，魏国也曾三次派使前往日本列岛调解各国之间的纷争。当时的日本并无文字，因此《魏志倭人传》成为记载日本历史的重要文献。
　　日本的小国如此热衷于和中国中央王朝交往，并不仅仅是为了得到一枚中国皇帝的封印，而是有着切实的功利目的。一是通过中国皇帝的封授提高自己在日本列岛诸国中的地位，二是通过朝贡得到物质回报。事实上，他们的每次朝见的确都得到了丰厚的回赠，包括铜镜、铜剑、铜矛等青铜器，铁器、种子等农耕技术，还有绢帛、玻璃珠等生活用品。这些日本所没有的先进器物和技术，推动了日本的发展。
　　更重要的是汉字的传入。公元五世纪以前，在日本自己仿制的铜镜上镌刻的汉字差错百出，不成文句，这说明当时的日本人还没有掌握汉字。但随着双方交往的增多和东渡汉人的增多，汉字开始在日本普及。开始是上层统治者，然后是普通老百姓也学会了使用汉字。公元年倭王武就曾以汉字向中国皇帝书写奏文。之后，日本慢慢在汉字的基础上创造了日文，但直到公元九世纪，不少日本人仍以汉字进行写作。从公元六世纪到九世纪的六部日本正史，都是用汉字写成的。
　　文字是文化的主要载体。汉字传入日本后，不但使中日两国的口头与书面沟通更为方便了，还使日本民族发生了由刻木结绳记事向文字记事的历史性转变，大量记载着先进文明的汉字典籍也开始传入日本，这对于促进日本文明发展的影响是极其重要和深远的。
　　蜀、吴、魏相继灭亡后，从公元年到年的多年间，中国进入了西晋、东晋和南北朝时期。从西晋到东晋的年间，正是日本的邪马台国衰落，大和民族不断崛起的时期。到公元四世纪末五世纪初，大和政权基本统一日本列岛之后，又开始了和中国的交往。据《宋书倭国传》记载，公元年、年、年，倭王赞曾三次遣使向南朝刘宋朝廷朝贡。宋武帝修诏回复，封赞为安东大将军。赞死后，其弟珍继任。值得注意的是，中日关系从此开始出现微妙变化。
　　从汉光武帝授予倭奴国王金印起，至倭王赞止，历代倭王都是虔敬地接受中国皇帝的册封，而没有主动提出自己的要求；但珍打破了这一传统，开始向中国皇帝提出过分的要求。公元年，宋武帝在册封倭王赞为安东大将军时，同时册封朝鲜半岛的百济王为镇东大将军，爵位在倭王之前。珍认为大和的实力在百济之上，对于自己的封号低于百济王表示不满。公元年，赞遣使赴宋朝贡，要求宋文帝给自己加封使持节都督倭、百济、新罗、任那、秦韩、慕韩六国诸军事安东大将军倭国王，这意味着珍不仅要求将自己的封号排列于百济王之前，还要求由自己来控制朝鲜半岛，这是日本第一次表露自己觊觎朝鲜的野心，并且是在自己的宗主国皇帝面前公开地表达这种欲望。这一非同寻常的要求，既显示了珍的个人傲慢不羁，也体现了日本民族的一个显著特点。
　　一个羽翼未丰的小国之君竟敢在宗主天子面前如此咄咄逼人，宋文帝当然感到震惊，对其无理要求当即予以拒绝，只同意授予其兄赞一样的封号：安东将军倭国王。
　　珍死后，其子济即位。这时刘宋王朝已逐步衰败，济继续遣使来华重提珍的要求，宋文帝底气不足，终于同意把济册封为使持节都督倭、百济、新罗、任那、秦韩、慕韩六国诸军事安东将军。济死后，其子武更上一层楼，遣使来华告知自封为七国诸军事安东大将军倭国王。当时的宋顺帝无可奈何，只是将七国改为五国而已。刘宋王朝对日本的让步标志着中日关系的一个新的开始，从此日本得寸进尺，并开始在朝鲜半岛扩张势力，日本与中、朝之间的历史恩怨就这样埋下了伏笔。
　　663年，中国的唐高宗（武则天的丈夫）时期，日本军队为控制朝鲜半岛，公然向强大的唐朝军队开战，这一仗史称白江口之战，结果日军失败。
　　到了明朝，日本侵略朝鲜，并歧途以朝鲜为跳板入侵中国，被中朝联军击败。日本军阀丰臣秀吉在尚未统一日本的情况下，竟誓言灭亡中国，迁都于北京，天皇住北京。其野心之大，于此可见。
　　明朝中后期，日本倭寇侵略骚扰中国东南沿海，祸害中国人民数十年。这是大家都知道的情况。
　　从日本的历史和中日之间的上述交往中可以看出，日本民族有其显著特点，可谓国家不大而野心不小，民族不众而桀骜不驯。他们并不是强大起来以后才有野心的，而是在弱小的时候就野心勃勃。
　　1874年，日本发兵攻打台湾，从此每隔三五年就发达一次对华侵略行动，直到1945年战败为止。仅甲午战争一仗，日本从中国勒索的赔偿就是日本年财政收入的6倍。1931年到1945年侵华战争，日本给中国造成的人员伤亡是3500万人，直接财产损失是1000亿美元、间接财产损失是5000亿美元。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造成如此严重的灾难；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像日本这样，对中国造成如此严重的浩劫。
　　如果打一个比喻，可以说日本是一条恶狼，专门吃人，而且主要是吃中国人。更严重的问题是，这条狼吃了中国人，至今还不肯认错，更不肯承担由此产生的罪责。
　　（二）近代以来，从孙中山开始，中国的领袖们无一不想方设法交好日本，他们得到了什么？
　　从孙中山以来，中国历届领导人都在尽力谋求中日友好，都以宽容和解的态度对待日本，有的甚至做出重大让步。
　　1926年孙中山先生死前在日本语重心长地希望日本不要做西方霸道的鹰犬，要做东方王道的干臣。次年日本即出兵山东，一点面子也不给。实际上，他一直到死也不知道，日本表面上支持他领导的辛亥革命，实际上却在暗中向清政府提供武器镇压辛亥革命。
　　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蒋介石与张学良实行不抵抗政策，对日忍让。结果日本不但不停止侵略，还将侵略魔爪伸到了华北。
　　后来到1937年七七事变以后，蒋介石只要求恢复七七前的状况，还是忍让。这等于间接承认了日本对东北的占领。但结果是，日本不但不停止侵略，还将侵略魔爪伸向全中国，大举发动全面侵华战争。
　　抗日战争结束了，蒋介石要求中国人民以德报怨，不要仇恨日本人民。到后来，日本和蒋断交，把他甩了。
　　毛泽东、周恩来依然对日本以德报怨，放弃对日索赔，结果日本并不领情。即便那些对华友好的人士，如田中角荣、大平正方等人也照样参拜靖国神社，照样霸占中国钓鱼岛。
　　邓小平在1978年中日邦交正常化时说，过去的就让它过去，一切向前看。在钓鱼岛问题上，邓为顾全中日友好大局，还大度地将钓鱼岛问题搁置，让后代去解决，力图避免争执。
　　胡耀邦任总书记时期，好意邀请三千日本青年访华，对日本满腔热情。
　　江泽民主席也反复强调中日友好，还亲自到日本访问。
　　日本方面对中国领导人的大度和友好姿态，并不领情。特别是90年代以来，日本的反华越演越烈，小泉连续四次参拜靖国神社，在对外政策上形成向美国一边倒，全面反华全面对抗的态势。
　　现在，中国政府把外交部副部长王毅派到日本去当大使，这显然是对日本作出的友好姿态，但小泉仍然不允诺停止参拜靖国神社，防卫白皮书中公然强调中国威胁论，在东海划界问题上日本无理取闹企图抢占中国领海，最近日本政府又公然邀请李登辉访日。
　　还是一点面子也不给，一系列反华措施照样出台不误。
　　我们对日本，付出了很大的精力、很大的代价、很大的善意，得到的是什么？如果用一个成语来形容，就是种瓜得豆。何以如此，我们不能不思考。
　　我这里不是批评我们的领导人，他们都是好意，都是为了顾全大局。但把这些问题摆出来供大家思考，仍是有意义的。为什么我们总是一厢情愿地谋求对日友好，而日本不但不领情，反而一个劲地屠杀、残害、反对和压制中国？大家可以思考这个问题，为什么会这样。依我看，因为日本是一个只信奉强力、不信奉道义的狼，不管你如何苦口婆心，宽容忍让，都是不能感化它的。亚洲金融危机时，全亚洲都盼望日元挺住，以挽狂澜于既倒。可是，日本非但不挺日元，反将日元大幅度贬值，暴露了日本的自私本质。
　　从另一方面看，我们自己的文化也有问题。
　　问题在哪里呢？
　　我们的文化是农耕文化，形象一点可以叫作羊的文化，这种文化培养出来的人，总是以羊的观念和准则处理问题，也就是用和平友善的态度，不加区别地对待所有对象，哪怕是狼，也照样用羊的准则来处理。这是不是我们应该反思的问题？
　　（三）剖析几种心态：
　　有些中国人千方百计地谋求对日友好，可能出于不同的心态，这几种心态都与我们的文化传统和民族心理有关。
　　一种是虚妄的大国心态。在有些人看来，我们是一个大国，不要太计较，不要太小家子气，姿态要高一点，不要跟小孩子一般见识。这种观念如果用来处理国内的人际关系，的确是一种值得赞赏的高姿态，可以体现人的胸怀和雅量，也的确有助于矛盾的缓解。但国际关系不同于人际间的伦理关系，国家之间必须以国家利益为取向，该让则让，胸襟开阔，该争则争，寸土不让。一味的高姿态，没有必要，甚至会贻笑大方，吃了亏还让人家偷着笑话。
　　一种是自卑的懦夫心态。人家很发达，很强硬，很厉害，我们斗不过人家，还是让一让吧，惹不起还躲不起吗，退一步海阔天空。出差看到一幅对联：为人莫当前，看戏何如听戏好；作官且顾后，上台终有下台时。下半联是对的，上半联是错的，是阿Q心理，听戏显然比不上看戏嘛。你没资格挤上前台，就自我安慰，阿Q心理。我们中国人有一种劣根性，就是不强悍，不尚武，遇事忍气吞声，逆来顺受，久而久之，这便成了一种习惯，一种文化，一种心态，强硬者倒成了稀罕的怪物，成了不正常的了。
　　一种是虚假的理性心态。在有些人看来，什么事情都应该以和为贵，不以和为贵，就是偏激，就是不理性，掉进自己制造的假理性陷阱里出不来了。强硬就是偏激吗？其实也不一定。该强硬时，强硬就是理智，软弱才是感情用事，才是情绪化，具体说，是恐惧和胆怯的情绪化。
　　还有一种情况是得了日本的好处。特别是一些被日本收买的或长期受日本资助的学者、文化人、媒体人，及一些从进口日本货的经营活动中得了好处的买办既得利益集团，他们卖了身，就为人家说话。
　　还有一种情况是外交观念不清楚。外交的目的是什么？有人把交朋友当成了外交的目的，这是对外交的误解。外交的目的是维护国家利益和民族尊严，换言之，就是在国际关系中实现国家利益民族利益最大化。交朋友是实现和维护国家利益的手段，而非目的，把手段当成目的显然是错误的，那样很容易为了维持友谊而牺牲国家利益，或者患上友好焦虑症，一遇到不友好的情况就着急，就忧虑，为了实现友好甚至不惜代价地妥协让步。
　　这样看来，其实国与国之间不一定都要友好，要视具体的情况，尤其是利害关系而定。也就是说，友好与否要看是否符合我们的利益，符合就友好，不符合就不必友好，甚至可以制裁之、对抗之。这是国际关系中通行的法则。
　　有人担心日美台在台湾问题上合流，实际上这个问题的决定因素在美方，而不在日方；即便在日方，也不是通过谋求友好而能够让日本改变态度的。我前面说过，日本是一条狼，狼是不会因人的感化而改变本性的。
　　（四）对日交往的应取之道
　　与日本打交道首先要给日本定性、定位，日本是个什么？不弄清这个问题，就盲目地和它打交道，肯定要吃亏。中日交往的历史已经用几千万中国人的鲜血和几千亿美元财产损失的巨大代价证明了这一点。
　　日本是一条狼，而且是不同于欧美品种的狼。历史上，欧美人与日本人都崇尚武力，都侵略成性，都是狼。但两者仍有不同：现在的欧美人尚有人权观念、民主观念和基督教的向善之心加以制衡和约束；日本则没有这些约束，而只有神道和武士道强化暴力倾向，因此日本人的崇尚武力，往往表现为极端的血腥和残暴。如果说欧美已经进化为一条文明狼的话，那么日本则是一条尚未完成进化的野蛮狼。
　　中日关系的本质：就是羊和狼的关系。两千年里，如果说友好，基本上是中国对日本友好，而不是日本对中国友好
　　两千年中日关系的概括：一衣带水，实为一衣带血；世世代代友好，实为世世代代冲突；挑起冲突的从来不是中国，而是日本。
　　有人拿中日经贸说事，说什么中日经贸规模这么大，应该顾全这个大局。这是似是而非的观点。
　　中日关系政冷经热的本质：政治冷，是政治上反对和妖魔化中国；经济热，不是对中国友好，而是从中国捞钱，然后用这些钱来扩充军备，用以抗衡和反对中国。就像台独势力，他们一面从大陆捞钱，然后购买军火，对抗大陆。
　　小泉从来不说中国经济威胁论，是有用意的。如果强调了中国威胁论，容易影响与中国的经济往来，从而失去从中国捞钱的机会。
　　中日经济交往中的问题，一是大头让日本赚去了；二是低技术、高污染的项目集中输出到中国，对中国的技术保守倾向极为严重；三是互利性较低；四是日方对建立中日自由贸易区没有兴趣。
　　大头被日本拿走，人家还对我们实行严格的技术封锁，这是长期以来中日经济交往的本质性倾向，这种局面，需要中国方面加以警惕和扭转。
　　经济往来具有互利性，是双赢的；但日本方面竭尽所能地把利己最大化，而将利他最小化。比如，丰田汽车公司在中国生产的丰田，比在泰国生产的丰田还要差。畅销日本的UNIQLO牌服装卖得很火，实际是在中国生产的。不过，布料是从日本出口的，设计是日本人做的，中国工厂的工作就是缝制，然后再由日本人拿回国内做最后的加工并销售。两头的利润都让日本人赚去了，中国企业赚取的利润不到。日本人老喊中国威胁论，其实，蜂拥到中国投资的日本企业都在忙着数钱。在日本所有的企业中，盈利最好的是在华投资企业。中国已成为拉动日本经济的主要外力，其作用超过了美国。在这种情况下，日本非但不实行对华友好政策，反而频繁出台反华政策。
　　有人说，为了顾全经济交往的大局，我们应该妥协让步，尤其在历史问题和钓鱼岛问题上，不要再斤斤计较。这个观点是反逻辑的。实际上应该倒过来，我们应当利用经济这着棋，迫使日本改善对华政治关系，解决历史遗留问题。
　　对日交往的应取之道：应以强硬姿态同日本打交道。对日本外交，不能用使用的羊的方式，而只能采取强硬姿态。因为羊的友好与让步从来不会感动狼，狼终究是要吃羊的，这是它的本性，是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在日本狼的面前，我们再也不要作羊，再也要不作东郭先生了；在日本这条毒蛇面前，我们再也不要作农夫了。
　　孟子说：无敌国外患者恒亡。有一个敌人时刻在威胁着你，不一定是坏事，这样可以促使我们警惕振奋、自强不息。不是我们没事找事，故意找一个敌人、树一个敌人，而是有人要作我们的敌人。从历史到现实，日本的对外政策基本上是以对抗和损害中国为目的的。对此，我们要心中有数。
　　谈这个问题，并非一定要全面和日本为敌，但至少对中日外交关系的期待值要降低友好是一种奢望，世世代代友好更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奢望，历史和现实都证明了这一点。现在努力的目标，应是在中日之间保持和平，能够避免战争即为成功；否则，老是把世世代代友好作为追求目标，跳起来也够不着，一些人就会患上友好焦虑症。
　　最后，送给大家一句话：
　　东方进行的是羊的教育，培养的是温文尔雅、逆来顺受、安于现状的人。西方进行的是狼的教育，培养的是个性张扬、敢于挑战、不断超越的人。在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世界，我们要对孩子进行狼的教育，而不应是羊的教育。
　　这是深圳市南山区学府小学名为《出征》的狼群雕塑底座上刻下的一段文字。
　　这个光辉思想，不光适用于小学生，也适用于全中国各族人民。如果这种教育真的能够推开，把中国人民都变成狼当然是文明狼，也就是强悍的文明人，而不是到处吃人、欺负人的野蛮狼那么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真的可以实现了。
　　最后，还建议大家看一本书《狼图腾》。这本书可以说是对广大读者进行狼文明教育的最佳启蒙读物，有助于我们了解强悍的民族精神与强国之间的内在联系，值得一读。
　　还要声明一下，本人用狼来形容日本，不是妖魔化日本，而是以物喻理，如此而已。对于那些公正和主张中日友好的日本人士，本人认为非但不要待之以强硬，还要热忱地欢迎和予以支持，这是另一个话题，今天没时间细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