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当代文学合法性的解析

　　当代文学是一个起点明确而没有终点的开放性学科。最初当代文学这一概念仅用来指称十年的文学成就，而如今当代文学的历史叙述已经涵盖了半个多世纪的文学进程。至今仍不断成长的当代文学，因其流动不定的文学实践而难以获得相对稳定的历史评价和相对严格的学术规范。80年代以来，由于政治改革带来的思想变动，文学史的叙述秩序不断被重新构架，当代文学的合法性问题一再成为学者们探讨的焦点。然而也正是在争论质疑中，丰富而复杂的当代文学不断走向深化。
　　一、当代文学概念的生成
　　所谓当代文学约定俗成的含义是指1949年以后的中国大陆文学。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制度彻底瓦解，社会主义制度正式确立，我们的文学开始走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道路，两大区文化、文艺工作者首次合流胜利召开了第一次文代会，发展社会主义文学成为文艺工作者的首要任务。建国后的社会主义文学从内容与形式上都与之前的新文学有着鲜明的不同之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成为文学创作的主要内容；工农兵群众既是文学服务的对象，又是文学作品中的主人公；文学作品在艺术形式上自觉追求民族化和大众化；积极乐观的歌颂生活成为这一时期文学创作的主导旋律；作家与社会生活实践紧密结合，许多作家是从工人阶级中成长起来，成为了当时文学创作的主力军。沉溺在胜利的喜悦和对未来无限憧憬中，作家们沿着社会主义文学的方向创作了许多优秀作品，塑造了许多生动鲜明的人物形象。比如杜鹏程的《保卫延安》、吴强的《红日》、曲波的《林海雪原》、罗广斌、杨益言的《红岩》、梁斌的《红旗谱》、杨沫的《青春之歌》等反映民主革命、描写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小说；马烽的《一架弹花机》、赵树理的《登记》、李准的《不能走那条路》、赵树理的《三里湾》、周立波的《山乡巨变》等反映土改、农业合作化的现实主义题材小说。这些作品中塑造了朱老忠、江姐、林道静、梁生宝、杨子荣、梁三老汉等一批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人物形象。
　　50年代当代文学这一概念作为描述过去十年新中国的文学成就开始使用，最初应用于文学研究机构和大学编写的文学史著作中。1962年科学出版社出版了华中师范学院中文系于1958年编著的《中国当代文学史稿》，山东人民出版社于1960年出版了山东大学中文系编写组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大学中文系1955级编写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当代部分纲要》，是最早一批使用当代文学这一概念的著作。此后，这一概念得到广泛使用并以此为基础逐渐建立起了一整套学科体系。国内高校将当代文学作为一门课程开设是始于1978年。为从宏观上考察当代文学的成就及经验，同时满足高校中国语言文学专业教学的需求，70年代末80年代初掀起了协作编写教材的高潮。1980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第一部高等院校文科通用教材《中国当代文学史初稿》。学者们在编撰教程的同时根据社会主义各个历史发展时期为当代文学的发展划分了阶段。通用的文学史分期主要有两种，一种是三分法，《中国当代文学史初稿》采用的就是这样的分期方法。从新中国成立到文化大革命前夕的十年为第一时期，第二个时期是文化大革命的十年，粉碎四人帮之后为第三个时期。另一种是采用四分法，华中师范大学编写的《中国当代文学》采用的是此类方法，1949年到1956年开拓时期的社会主义文学为第一阶段，从1957年到1966年曲折中前进的社会主义文学为第二阶段，1966年至1976年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文学是第三阶段，第四阶段是1976年至成书之时为新时期的社会主义文学。尽管三分法四分法之间存在一些分歧，但并没有影响到1949年后中国文学进入当代文学阶段这一基本认识。通过这一时期教材的编著，当代文学的历史叙述框架和界限初步得到确定，并在很大程度上取得了共识。
　　事实上，当代文学的发展与构成是多种历史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早在1940年初，毛泽东发表的《新民主主义论》已将文化问题纳入讨论范畴内，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更明确指出了文艺发展的方向。因此早在40年代初期当代文学的规范与发展路向就已经开始建立，在文学界具有支配性力量的左翼文学沿着预设的方向不断推动着文学的发展。1949年新中国成立，在社会主义文学的呼唤下当代文学应时而生。
　　二、当代文学概念的分裂
　　当代文学最早使用时仅仅用来描述建国后十年的社会主义文学创作，然而随着时间的不断拉长，当代文学的内容不断扩充，逐渐改变了当代文学的面貌，使它最初的属性变得模糊不清。尤其80、90年代以后，思想空前解放，学术界也异常活跃，各种思想与方法不断碰撞、冲突、融合，旧有的标准已很难用于衡量层出不穷的文学新形式，日新月异的文学实际也远远超出了最初理论预设的范畴。当代文学似乎仅仅成为一个名称的存在。因此，当眼光敏锐的学者从眼花缭乱的文学理论与现象中抽身回望时发现过去理所当然的事情如今疑点重重，经不起推敲。
　　1985年，唐弢在《文汇报》上发表了《当代文学不宜写史》的文章，提出了对当代文学合法性的质疑。唐弢认为，历史是需要稳定的，文学史也同样。就目前而言，当代文学仍然处于发展变化的阶段，并没有经过时间的沉淀、筛选、淘汰而稳定下来，杂质并没有完全汰除，线索与规律也并不明晰，仍不具备写史的条件。因此古代、现代文学才宜于写史，而当代文学是不宜写史的。他建议用当代文学述评来取代当代文学史的称呼。学者们对唐弢的论断反应强烈，对当代文学存在的问题也各抒己见，莫衷一是。
　　无论是从学科范畴探勘中国当代文学，还是以文学史角度审视当代文学，其概念内涵存在着诸多含混之处，有许多经不起推敲的盲点以及模糊不清的叙述。随着历史的发展，文学的嬗变，当代文学学科建制的明晰化，这一概念的暧昧不明逐渐显现出问题与漏洞。首先对当代文学概念的争议很大部分是来自于对当代一词的不同阐释。一些学者认为当代文学中当代指当前当下，当代文学也就是指眼前正在进行的文学。任何时代的文学在其时代之内都可以称之为当代文学，不同时代都会有属于各自时代的当代文学。所以当代文学并不是一个确指的概念，而是具有普泛性、流动性的概念。所谓当代文学，首先是指当前的文学，也包括在时间上与当今相衔接在性质上与当前文学属于同一范畴的文学。〔4〕如果把当前十年、二十年的文学看做当代文学无可厚非，然而现如今当代文学已经具有半个多世纪的历史，还能称为当前的文学吗？
　　同时，下限的不确定也给当代文学带来不小的问题。当代文学是指1949年以后的文学，没有下限的规定意味着随着历史的发展，之后的十年、五十年、一百年的文学历程都将属于当代文学的范畴内。那么当代文学的性质该如何确定，如何整体把握50年代至今的文学，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文学史的叙述是否能够涵盖80年代以后的文学活动，这些都成为学者们绕不开却解不了的疑问。
　　此外，流动的当代文学无疑为当代文学史的书写增加了难度。不断出现的优秀作家作品会不断挑战着已经书写完毕的当代文学史。每出现优秀的作品或作家多少都会改变之前的作家、作品在文学史中的地位，这就意味着当代文学史要不断被推翻，不断被重写。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当代文学的设定仅指在社会主义历史语境下的文学创作，也即大陆的社会主义文学，那么港澳台地区以及海外华文的作家、作品一律被排除在当代文学史的书写范围之外。这样的文学史格局显然已经不适宜当下的文学实际。
　　当代文学一直遭人诟病的原因还在于当代文学带有过于强烈的政治意识形态内涵。当代文学是伴随着新中国的诞生而出现的，其社会主义性质早在形成之初便已经被明确定性。洪子诚对当代文学概念生成的阐释最能说明这一问题。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主义制度建立，新文学这一概念已经不适宜用来指称1949年之后的社会主义文学，于是便有了现代文学对新文学的取代。新文学概念（或新文学史研究）被现代文学（后现代文学史研究）取代的过程，也就是当代文学概念（或当代文学史研究）生成的过程。甚至可以说，这种新文学与现代文学概念的更替，正是为当代文学提供生成的条件和存在的空间。当代文学是以毛泽东《新民主主义》《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指导方向，在左翼作家们不断制约、批判中建立的规范下逐渐成长起来的。正如洪子诚所说：当代文学概念的提出，不仅是单纯的时间划分，同时有着有关现阶段和未来文学的性质的预设、指认的内涵。这种理论设计先行的理念导致最初有关当代文学的想象根本无法适应不断出现的文学现象。
　　如今大量出版的有关当代文学史的著作也加重了人们对当代文学变革的决心。各种当代文学史著作大同小异、千篇一律，不得不承认与已有的现代文学史著作有着不小的差距。许多当代文学史著作都是沿着相同的套路书写而成，多以时间为脉络罗列大量资料，根据有关文件的指示，对当代文学的历史进程作符合意识形态和政治要求的描述和评价，看不到应有的独立学术品格和精神。文学史著作成为了另一种版本的政治史，文学的艺术发展规律和脉络被淹没在政治改革之中。
　　三、当代文学可能的命名与阐释
　　一体化时期当代文学依据强大的政治力量而取得暂时的合法性地位，然而进入80年代之后，文学观念的多元化，文学形态的多样化，学科规范与评价标准的变化使人们对当代文学产生了种种质疑。当代文学概念的分裂使当代文学的合法性地位遭到挑战。面对越来越多可能的命名与阐释，当代文学究竟该何去何从呢？
　　朱寨在《中国当代文学思潮史》中对当代文学做出了自己的解释，使当代文学成为了具有明确含义的概念。他将当代界定为以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为开端到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结束这段历史时期，这一时期的文学即为当代文学。这里的当代不是指当前的意思，而是一个特定的历史概念。当代文学的命名，主要是为了与其前后相衔接的现代文学和新时期文学相区别。之后，洪子诚在《当代文学概说》表达过类似的想法，他把50年代至80年代这一时期的文学称为当代文学，将这一阶段的文学定性为工农兵文学。这一时期的文学是诞生于40年代初的延安时期随着新中国的成立而占据支配地位，在文化大革命之后受到挑战并逐渐被削弱。
　　一些学者从当代文学指当前进行的文学活动的观点出发提出应当将当代文学看作是文学批评的概念。实际上，当代文学与其说是文学史概念，不如说是文学批评概念，是活在当代的大致三代人对自己可以直接与之发生现实交往的文学存在的称呼。任何一部介绍当代文学发展的当代文学史都只能是一种权宜之计，都不是从史的角度对一段业已完成的文学的充分叙述，而是从批评的角度对身边正在进行的文学的相对比较系统的描写。许多学者赞同此类观点，认为应当将当代文学看做是与生活同步的文学批评概念而不应该是文学史的概念。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当代文学，每个国家、每个历史时期根据自身文学发展的特点都有属于自己的当代文学。当代文学应当是指处于不断变化流动的文学现象，而不是固定的确指概念。
　　越来越多的学者以宏观的、历史的眼光重新审视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历史发展进程。取消现代文学的下限规定，将现当代文学看作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成为许多学者努力的方向。最早提出这一想法的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1985年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在《文学评论》上发表了题为《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文章，在学术界引起了不小的轰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从宏观上重新考察二十世纪以来的中国文学发展脉络，将这一阶段的文学看作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从而取代一直以来近代文学现代文学当代文学分裂的研究局面。在他们看来，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是一个由古代中国文学向现代中国文学转变、过渡并最终完成的持续的文学进程。他们试图从世界文学的大格局中重新审视中国现当代文学，认为此一阶段的文学是从内容和审美风格等方面具有启蒙性质的持续进行中的文学。这种宏观考察现当代文学的整体意识为一直困扰着学者们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分期问题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思路。
　　郜元宝从中国文学现代性的角度提出中国现代文学开始于晚清时期，并没有停止于1949年。中国文学的现代性追求始于晚清，1949年之后呈现出更为复杂的现代性样式，直到今日都还未结束。无论是十七年、文革文学还是八九十年代的文学其实都是晚清以来中国文学现代性追求的延续，无论内容还是形式都可以统一于现代之中，所以以往所谓的现当代文学应该被称作现代文学。陈思和提出了中国新文学整体观的想法，试图消解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这两个已被约定俗成的学科概念。一直以来，我们将政治作为评价文学的标准，因此将本来完整的新文学划分成为了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两个学科。然而这种人为的划分造成两个时期的文学都不能形成各自完整的体系，妨碍了学者们的深入研究。他重新梳理现代现代性等几个词语的学科概念，完成了现代文学对当代文学的合并。陈思和认为现代并不只是一个时间概念，更是一个和世界性因素联系在一起的时代概念。从十九世纪末开始的现代运动一直到今天都没有结束，因此现代文学也应当是包含了1949年之后并直到现在的中国文学。现代文学本应是一个包容性强、范围广的学科，而不应被人为地限定在某一范畴之内。当代是包含在现代意义里的，用来指当前发生的文学实际是比较合适的。
　　谈蓓芳则认为应该将90年代作为当代文学的开端。1949年之后的文学依然延续着抗战爆发之后所建立起的原则，并没有形成与之前不同的新原则，同时1979年之后文学对人性的召唤和直面惨淡人生的倾向正是向二、三十年代文学传统的回归。而90年代之后的文学以文学回归自身为主导倾向，在已有文学成就的基础上取得了更多的突破。90年代的文学题材越来越广泛，对人的心灵活动的展示更为细腻，对艺术价值的追求更为强烈，对人性和人的生存困境的描绘更为深广，与读者的距离更为接近。90年代的文学已进入一个异于五四新文学传统的时代，可以当做当代文学的开端。许志英在《给当代文学一个说法》中提出中国从古至今的文学，应以1917年为界，分为古代文学与现代文学两大时期。他首先说明了近代文学与现代文学的区别，提出近代文学并不能归入现代文学范畴内，进而表明现代文学是从内容到形式，都具有真正现代意义的文学。在文学观念上，五四文学树起人的文学的大旗，追求人的觉醒与个性解放成为这一时期文学创作的主潮。在文学形式上，五四先驱们实现了白话文取代文言文、白话文成为正式书写语言的目标。这一时期的文学从文学观念到形态发生了全面的深刻的断裂。因此，以1917年作为现代文学的起点是正确而合适的。然而之后的文学发展过程中并没有出现类似1917年那样深刻的转变。
　　现代中国文学也是学者们提出的一种新的思路。朱德发一直以来致力于建设一个多元共生的现代中国文学史学科体系来取代受到全面挑战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他试图构建一个肇始于晚清的上可封顶下不封底的文学史学科，将现代中国历史生成的文学现象、文学形态以及倡导的文学变革运动、创造各种体式文本的作家都纳入考察范围。现代中国文学并不是局限于用现代性作为文学评判的标准，而是从现代中国的大视野出发观照晚清以来的中国文学，中国新文学、中国通俗文学、少数民族文学、台港澳文学、传统体式文学、民间文学等都一视同仁地囊括在现代中国文学的范畴内。周晓明认为随着中国现当代文学学术研究的深化，中国现当代史的研究和教学体系的完善，现代中国文学更符合当下不断调整变化的研究格局。首先，现代中国文学是一个从起点到终点都具有开放性的概念，能够将与中国现代化进程相关的各时期的文学涵盖在内，这就避免了类似20世纪中国文学百年中国文学等概念因下限的规定而使研究对象强行终止的局限。其次，现代中国文学具有极强的包容性，不分地域、形态、性质，凡是现代中国文学史上发生的文学现象均在此讨论范畴之内。接着，现代中国文学历史跨度长，前有过渡性、后有发展性，便于我们对文学史的描述和研究。最后，现代中国文学更有利于近、现、当代文学学科分支的重新整合，可以对文学史及交叉学科进行整体研究，解决了一直以来困扰现当代文学分期的难题。
　　学术界对当代文学合法性的争议一直没有平息过，取消中国当代文学史这门学科的呼声也越来越高。二十一世纪中国文学百年中国文学现代中国文学各种各样的名称层出不穷，然而种种提议中并没有一个可以使大多数人所能接受的方案，甚至许多学者在提出不同意见的同时也并不排斥当代文学这一概念。事实上，当代文学这一概念的逐渐使用也正是通过当代文学史的不断书写而确立的。与其说是当代文学的命名有待商榷，不如说是我们对当代文学不慎重态度致使当代文学无法获得与现代文学一样的合法地位，这也是为什么当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出版之时，有学者感叹当代文学终于有史了。因此，以前辈学者为榜样，反思自身的学术态度，从纷繁复杂的当代文学史中寻找出一条确实可行的道路，书写具有真正学术品格的当代文学史作品，这才是我们当下应该做的事情。无疑，这条道路是漫长而艰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