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格拉底之死与西方文化宿命

　　苏格拉底之死与西方文化宿命
　　公元前399年，年逾七旬的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被雅典法庭判处了死刑，罪名有两条：其一是苏格拉底喜欢探究天上世间各种稀奇古怪的知识，并且以此教导青年，蛊惑人心；其二是苏格拉底不信传统的  ，企图引进新神。当时，战败媾和的雅典刚刚从胜利者斯巴达人所强加的寡头政治中摆脱出来，恢复了伯罗奔尼撒战争之前的民主制度。黑格尔曾经说过，历史往往会以酷似的面貌重演，第一次是以悲剧的形式，第二次却是以闹剧的形式。正是这个在表面上恢复了往昔的民主制、实际上却已经丧失了一切深刻的严肃性和神圣性的雅典城邦，以莫须有的罪名把它的最伟大的思想家判处了死刑。  苏格拉底之死构成了希腊城邦文化的“原罪”，正如一些后世评论者所指出的，苏格拉底是雅典城邦的良心，当雅典人判处苏格拉底死刑时，他们已经亲手扼杀了自己的良心，从而沦为一具没有灵魂的行尸走肉，在慵惰的历史惯性中等待着一个巨大的力量来把自己收尸入殓。当苏格拉底在雅典法庭上接受审判时，他实际上已经对雅典乃至整个希腊城邦文化的命运进行了最后宣判。果然，在苏格拉底死后不久，马其顿国王腓力二世和亚历山大就结束了雅典和希腊的城邦制度，建立了一个统一的大帝国；而充满了自由精神的希腊城邦文化也随着城邦制度的终结而走向衰落。  苏格拉底在面对死刑判决时对雅典人宣称：“分手的时候到了，我去死，你们去活，谁的去路好，唯有神知道。”诚如四百年以后耶稣在十字架上所宣昭的启示一样，苏格拉底之死最重要的意义就在于展现了一种比现实生活更美好的理想生活前景。在城邦时代，希腊人普遍信奉自然主义和感觉主义的奥林匹斯多神教，尽情地享受现世生活，对于死后的状况不感兴趣。然而苏格拉底在面对死亡时却明确表示：“必须追求好的生活远过于生活。”当他被收监等待行刑时，他拒绝了朋友策划的越狱计划；在行刑的前夜，他对前来看望他的朋友和学生们讲了一夜关于灵魂摆脱肉体之后与神灵和先贤们自由遨游的情景；而当他接过刽子手递来的鸩毒平静地一饮而尽时，他心中确定不移地相信自己要去的是一个“好境界”。当然，究竟什么是“好的生活”或“好境界”，这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但是苏格拉底却在面对死亡时表述了一种与希腊大众观点截然不同的态度，从而为后世西方文化展示了一种全新的生命观。就此而言，苏格拉底对待死亡的态度，与其叫做无畏（像那些声称“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的草莽英雄一样），毋宁叫做超然。心中怀着一个美好的理想而坦然地拥抱死亡，总比在无聊的生活惯性中被动而恐惧地等待死亡要更加崇高，其心境也会更加淡泊宁静。  苏格拉底之死与德尔斐神庙门前巨石上镌刻的一条古老箴言有关，这条箴言就是“人啊，认识你自己！”德尔斐神庙是崇拜太阳神阿波罗的神庙，也是全希腊遐迩闻名的求神谕的灵验场所。据苏格拉底本人在雅典法庭上的陈述，当他还是一个年轻人的时候，他的朋友凯勒丰就从德尔斐神庙得到了一条神谕，神说世界上没有人比苏格拉底更有智慧了。苏格拉底对此大惑不解，他认为自己并没有什么智慧，但是神既然这样说，肯定是有道理的。所以从那时开始，他就孜孜不倦地寻访希腊那些著名的政治家、智者、诗人、工匠等等，试图发现他们比自己更有智慧。然而结果却令人失望，通过与这些人的交谈接触，苏格拉底发现他们与他一样也谈不上有什么智慧，但是他们对此却浑然不知，反而以为自己很有智慧。于是，苏格拉底终于恍然大悟，明白了神为什么要说他是最有智慧的，因为世界上只有他“自知其无知”。这种自知之明充分印证了德尔斐神庙那句古老箴言——“人啊，认识你自己！”——的深刻意蕴。苏格拉底对神谕的真旨领悟道：  那个神谕的用意是说，人的智慧没有多少价值，或者根本没有价值。看来他说的并不真是苏格拉底，他只是用我的名字当作例子，意思大约是说：“人们哪！像苏格拉底那样的人，发现自己的智慧真正说来毫无价值，那就是你们中间最智慧的了。”  基于这种自知之明，苏格拉底意识到哲人们热衷探讨的宇宙本原问题乃是属于神的智慧的对象，并非人力所能企及，人应该把眼 光投注到与自身有关的道德领域。这样一来，苏格拉底就实现了把哲学“从天上拉回到人间”（古罗马哲学家西塞罗语）的重大转折。此后苏格拉底就乐此不疲地在各种场合与人探讨美德方面的问题，使用一种不断揭露对方矛盾的方法（“辩证法”）来探求真理。苏格拉底这种为了追求真理而不断揭露那些自以为有智慧者的无知的做法，以及他在一个与希腊有形  迥然不同的无形“灵异”的感召下所做出的许多怪癖行径，激怒了一批有权势的雅典人，最终使他因为“思想罪”而被判处死刑。  苏格拉底在西方思想史中的地位相当于中国的孔子，而且他们两人都把道德问题放在哲学的首要位置。孔子（以及孟子等先秦儒家）是奠定现实伦理规范的先贤，这套以“仁义礼智”为核心的伦理规范在中国古代社会逐渐被具体化为一套繁褥苛刻的封建伦常纲纪。苏格拉底虽然也关注美德问题，但是他致力于寻求的却是美德的概念根据，或者关于美德的一般定义，即“美德是什么”的问题。苏格拉底并不关注美德的具体表现形式，不关注现实伦理的德目规范，他  关心的只是使一种行为成为美德的根据是什么。苏格拉底对美德的定义是：“美德是关于善的概念的知识。”也就是说，美德是与真知联系在一起的，相应地，罪恶则是与无知密切相关的。这种对美德的概念根据的关注深深地影响了他的学生柏拉图，使得后者把概念（idea）从美德的根据进一步扩大为宇宙万物的根据，从而创立了希腊形而上学的最高形态——“理念论”。这种“理念论”在中世纪又成为基督教神学的重要思想来源，培育了传统基督教文化执着于信仰国度而鄙夷感性现实的价值取向。  比理论上的差异更加重要的是苏格拉底与孔子在实践方面的分野。面对逆境，孔子表现出一种“道不行，乘桴浮于海”的灵活态度，所谓“有道则见，无道则隐”，所谓“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孟子），都表现出一种以现世生活为基本准则的利命保生精神。但是苏格拉底却通过“向死而生”的殉道行为而展现了一种超越现世生活的浪漫理想，从而成为耶稣在十字架上昭示宗教福音的历史先驱。孔子在周礼基础上经过鼎故革新而建立起来的伦理规范与中国社会的现实秩序相吻合，苏格拉底所预示的彼岸理想却因其超越性和神秘性而与雅典人的宗教习惯格格不入。因此，孔子虽然常常感叹时运不济，却也寿终正寝；苏格拉底却为了他的理想而以身殉道，命赴黄泉。  苏格拉底有一种强烈的宗教使命感，他常说自己从小就听到一种“灵异”的声音在耳边回响，阻止他去做那些不应该做的事情。当他在法庭上坦然地接受死刑判决时，也正是这个“灵异”在鼓励他把死亡看作一种“福气”，而非一种恶事。苏格拉底坚信自己作为一个热爱智慧的人所应履行的基本职责，这个职责就是孜孜不倦地听从神的呼唤去探寻美德和追求幸福（但是这幸福并非在此世实现）。在临刑之前，苏格拉底一直在与朋友和学生们谈论灵魂不朽的问题，他相信：“哲学家的事业完全就在于使灵魂从身体中解脱和分离出来”，因此，“一个真正把一生贡献给哲学的人在临死前感到欢乐是很自然的，他会充满自信地认为当今生结束以后，自己在另一个世界能发现最伟大的幸福。”  当然，在苏格拉底生活的时代，基督教还没有诞生，希腊人仍然受着崇尚优美形体、热爱感性生活的奥林匹斯多神教的深刻影响。但是苏格拉底之死却昭示着一种历史的启示，那就是一个唯灵主义的新兴宗教即将取代灵肉一体的古老神话。苏格拉底已经用自己的鲜血完成了呼唤新神灵的神圣祭祀，他的肉体牺牲了，但是他的精神却在后世被发扬光大。苏格拉底不仅预示了一种新宗教，更重要的是，他表现了一种超越现实和为理想而殉道的浪漫精神，这种浪漫精神对于推动西方文化的发展与更新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由于把目光投向一种彼岸性的理想、投向一种“好的生活”，所以生命的意义就在于对生活本身的不断超越，而不是对生活的惰性固守。在这种浪漫精神的感召下，西方人盯着天空中的各种美妙蜃景向前奔驰，在两千多年的历史过程中不断地超越各种社会现实，在身后留下了一片片色彩斑驳的文化遗迹，其中既有闪光的金子，也有刺目的沙砾。  这种发轫于苏格拉底的超越的浪漫精神，成为西方文化的永恒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