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人立场与贫民立场90年代知识分子话题（之二）

　　在90年代关于知识分子角色认同的讨论中，值得注意的是两种截然对立的立场：圣人立场与贫民立场。
　　1、知识分子：道德圣人还是凡夫俗子？
　　（1）、《关于文化现状道德重建的对话》（下），《东方》，1994年第6期。
　　（2）、、王蒙等《道德乌托邦与价值标准--精神家园何妨共建》，《读书》1995年第8期。
　　（3）、在这里还涉及到知识分子与革命的关系问题。详细请参见拙著《社会转型与当代知识分子》第二章。其实，王蒙的＂告别革命＂思想在近年的文章中也多有表达，特别参见王蒙《我的处世哲学》，《东方》1994年第6期。
　　明显可以看出，与＂人文精神＂论者相比，李泽厚、王蒙这一代知识分子具有更强烈的务实精神、历史意识与策略考虑，他们更多地从可行性的角度并结合自己的历史经验考虑问题，两者在问题意识、知识结构、生活经历上都非常不同（这也是导致他们不能相互理解的原因之一）。尤其是涉及社会实践方面，持世俗精神立场的知识分子十分警惕高调的理想主义，因为这种理想主义总是勾起他们可怕的记忆。公平地说，＂人文精神＂论者中的主体部分是在文学艺术或审美领域（至多扩展到精神文化领域）提倡理想主义或乌托邦的意义，他们中至少大部分人并不曾想要用乌托邦的方式进行社会整体设计与改造（当然不乏个别的例外）。但是由于在具体的言说过程中常常滑到大的社会文化建构问题，所以给人要用乌托邦来建构社会的感觉，从引起经验主义者的警觉。反过来，王蒙等人对于世俗化的辩护也只限于社会实践层面，在艺术趣味或审美标准上，他们实际上是典型地＂精英主义＂的。比如王蒙在他60岁那年（1995）曾经列举了十几条他的＂处世哲学＂，其主旨是倡导一种经验主义、多元宽容与低调道德；但是他继而专门指出：＂上述种种大体不适用于我的文学审美观。我认为，文学艺术是人类实践活动与学术活动的补充与反拨，正是文艺活动，更需要奇想、狂想、非常态、神秘、潜意识、永无休止的探索与突破等等。＂（4）可以想见，如果＂人文精神＂倡导者以及下面要谈到的道德理想主义者明确地把自己的乌托邦冲动与圣人伦理局限于文学艺术与审美的领域，那么，双方的误解本来可以会减少许多。
　　与人文精神的讨论差不多同时出现的是90年代中期所谓＂二王＂（王蒙、王彬彬）现象与＂二张＂（张承志、张炜）现象。可以说，以王彬彬、张承志、张炜等人为代表的道德理想主义立场，代表了比＂人文精神＂更加典型的＂圣人伦理学＂立场。但是在此之前，不能不提到的是王力雄发表于1994年初的《渴望堕落--谈知识分子的痞子化倾向》。这篇文章认为：以王朔的小说与贾平凹的《废都》为代表的文学标志着中国知识分子（主要是人文知识分子）＂与其传统观念，已经发生了许多背道而驰的变化，同时却和王朔笔下的痞子，出现了越来越多的相似之处＂，这就是对于＂堕落＂的渴望。什么是＂堕落＂或＂痞子＂呢？衡量一个人是否堕落的标志是什么？它是一个世俗性的法律概念还是一个宗教性的道德概念？如果是一个法律的概念，那么＂堕落＂基本上等于犯罪，其标准是很低的，
　　（1）、王蒙等《道德乌托邦与价值标准--精神家园何妨共建》，《读书》1995年第8期。
　　（2）、李泽厚等：《关于文化现状与道德重建的对话》上，《东方》，1994年第5期。
　　（3）、《关于文化现状道德重建的对话》（下），《东方》，1994年第6期。
　　（4）、王蒙：《我的处世哲学》，《东方》，1994年第6期。
　　因为法律不要求一个人成为圣人，它必然是低调的；如果是宗教性的懂得概念，那么一个人只要道德境界不高（比如有私心、想发财、非常关心饮食男女、没有＂终极关怀＂等）就算堕落。对此，作者没有给我们一个理论界定，但是他所给出的关于＂堕落＂的描述是：＂逃离神圣，摒弃价值，否定道德，集中体现在’我是俗人’的口号上，既是俗人，就不该坚守寂寞清贫，就该满足七情六欲，就有贪心，想挣钱，该下海，高消费，……＂＂逐利投机，亵渎神圣，蔑视理想。＂（1）此一描述虽然敏锐地感受到了90年代知识分子的变化，但它的标准显然是圣人伦理学的立场。只有从圣人伦理准则来看，＂逃离神圣＂、＂关心饮食男女＂等才算是＂堕落＂；而从常人伦理看，至多只能说道德境界不高（所谓＂精神世界的痞＂），是＂俗人＂。如果他/她不触犯法律，他/她的私欲不是通过侵犯别人的利益与自由来获取，那么他/她却依然是合格的公民。在公民道德的意义上，他/她并没有＂堕落＂。圣人伦理学是对于一个圣人的要求，对于圣人来说，没有终极关怀、没有神圣的宗教理想，就是堕落。王力雄先生显然是以一种宗教性的道德作为衡量知识分子的标志，所以才得出＂知识分子的总体＂正在＂痞子化＂的结论。
　　针对王文的圣人伦理，文思先生在《道德堕落是问题所在吗？》中针锋相对地指出：  ＂王先生所举知识分子的罪名，多是从价值观或者道德方面来说的，我觉得多少带点宋明理学或者宗教的气味。＂在文思先生看来，知识分子的衡量标准不在于他是否具备圣人伦理，因而知识分子对于物质的要求是正常、正当的：＂我觉得知识分子就该是喜欢弄点学问的人，为此不得不受点苦，而非特意的喜欢熬穷。假如安于清贫、安于住筒子楼安于营养不良是好品格，恐怕是有点变态。所谓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和自己过不去，就是和爹娘过不去。再说，咱还有妻子儿女。＂显然，文思心目中的知识分子更像一个凡夫俗子，只是职业分工与工作性质优点特殊而已。这种低调的知识分子标准可以视作是90年代比较早的贫民立场论。（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