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stract: The important question in global academia is not to conquer orient but how to ＂discover orient＂ again. Between the center and the edge, between the self and the other, their relationship is very complicated because of the course of globalization. Therefore, there is no nation could break away from the basic situation of the universal culture and development. What we can only do is to keep our national character and leave off the unfair relationship of the universal situation. The attitude we hold should be changed from importing our culture to exporting it, which could make ourselves have not only the open image but also the local cultural basement and the internal spirit. 新世纪世界学术的一个重要问题在于：不是权力征服＂东方＂，而是如何重新＂发现东方＂。这是因为：在全球化过程中形成中心与边缘、自我与他者之间的错综复杂关系，使得任何国家不可能完全脱离整个世界文化发展的基本格局而封闭起来。在全球化整合中只能不断保持本民族的根本特性，打破全球格局中不平等关系，使自身既具有开放胸襟和气象的＂拿来主义＂，又坚持自我民族的文化根基和内在精神的发扬光大，从而走向文化＂输出主义＂。 一 全球化语境中的中国问题 全球化成了当大中国学术界的重要话语。但是，人们却在全球化中进一步误读东方，甚至以西方中心主义的视野看东方，将全球化理解为：现代化=西化=全球化=美国化=基督教化。这其中，现代化指科技制度层面，西化指后殖民文化层面，美国化则是指霸权化和世俗化层面，而基督化指向宗教层面。如此比附，将科技、经济、军事和文化统统纳入其中，用一串等号来诠释现代化的内涵，似乎全球化就等于世界性的单一化。这里面问题很多，不可轻易放过。 ＂全球化＂是一个充满痛苦的历史记忆，但又是无法回避的现实语境。[1]当今世界，中国已经进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时代，这意味着各国之间在交换价值和经济制度上认同的逐渐整合为一体，表征为对以自由、平等为核心内容的民主价值的趋同，以及保障自由、平等、人权充分实现的民主制度的普遍化。参与全球化过程对于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已经不是愿意不愿意的问题，而是怎样选择时机和方式的问题。 1，全球化是一个逐渐尊重差异性的过程 亨廷顿提出＂文明的冲突＂，人们已经耳熟能详。最近一位正走红西方的思想家齐泽克提出：文明的冲突不是发生在不同文明之间，而是发生在同一文明背景下。这种观点在西方倍受重视。那么，我们需要关注的是，同一种文明内部是什么原因使它发生重大的断裂和冲突？全球化为什么是一个尊重差异性的过程呢？ 在我看来，全球化可以分为四个层面，即科技层面，制度层面，思想层面，信仰层面： 第一，科技一体化。这种一体化表明中国将尽可能在科技领域同世界同步，中国对西方的科技文明可以百分之百地学习和接受，同时不排除我们可以像＂西马＂那样反省科技带来的工具理性的弊端。 第二，制度的并轨化。这种并轨的提出只是指证我们的制度轨道可能过窄，应该换成世界通用的宽轨。但是制度并轨应当注意到各个国家的具体环境以及语境，对不同国家需要保留其起码的差异性要求。因而，制度并轨化出现了差异，只可能达到百分之九十。 第三，思想的对话化。这个世界没有中国数学、法国物理、美国化学的说法，但是有中国文学、法国哲学、美国史学的说法，说明在科技领域知识基本是全球通行的，但是在文化思想领域差异性向来存在并且正在加大。西方文化和中国文化不是谁吃掉谁、谁兼并谁、谁垄断谁的问题，而是＂对话＂与＂互动＂的问题。这种＂对话＂大抵从汉代开始到现在两千多年来一直进行着，今后也将永远继续下去。只要是有一定文化身份和价值意识，就会不断地寻求身份的＂自我认同＂和＂他者认同＂。这种身份认同中的＂对话＂表明不同的思想体系是有差异的，这种差异总体上看可以达到百分之七十。 第四，信仰的冲突化。正如齐泽克所说，这是＂同一种文明内部之间的冲突＂。这种自我冲突化、外部与内部冲突的共同存在已经使差异达到百分之五十。刘小枫在《拯救与逍遥》[2]一书中，相当深刻地以鲁迅相信恶的事实力量的绝望体验堵死了儒家的路，以陶渊明植物性的和谐宁静批判了道家的路，以《红楼梦》中价值信仰的虚无化否定了佛家的路，最终抵达＂只有一个上帝能够救中国＂的理念，强调了只有基督教可以成为真正的信仰。在我看来，这种说法仍然只能建立在个体信仰上，要把这一观念变成可以普及的全民信仰相当困难，在多元化时代可能也难以要求所有人必得如此。因为信仰的差异性是无可讳言的，哪怕是所谓的全球化时代。 总之，全球化时代是尊重差异性或者学习尊重差异性的时代，尽管这个多元化的过程将会相当漫长。[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