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中国社会文化现象综述

　　观察我国社会，据说有一个并不科学的说法儿：我国社会变革不断，大致是逢六一小变，逢九一大变，一变之后，社会氛围、大众心理、文化现象都与此前相较恍若隔世。尽管社会演进中不变的仍是那些老生常谈的政治经济文化主题，但变革却让阶层、集团、思潮、流派打散、重组，同构而异质，同出而异名，新的生活方式、话语方式等等刷新了人心社会的面目。激昂的版面有可能变得疲软沉闷，也有可能变得从容；闷声发财、没事偷乐的舞台有可能变得热闹，也有可能面临选择。对2006年的中国人来说，这种变革确实发生了。最大的线索在于，和谐理论、朝核危机、中非论坛、《大国崛起》等事件、话题将多年中外分析家们讨论推测的中国角色推到了一个极端位置：我们中国人在国际舞台上已经不可能再守着韬光养晦的老例过日子了，我们不可能通吃通占，我们必须在挑战者、搭车者、光荣孤立的领导者等角色之间做出选择。这一变革其实是开放社会必须面临的问题，即在自处和相处中我们的身份是什么，我们认同什么，我们现代化的政治目的是什么？在逢九一大变、1999年因我国使馆被轰炸导致的民族主义情绪主导社会以来，多年暧昧的中国身份在今年呈现了部分面容，尽管它仍不足以应对开放中国带来的尖锐问题，但多少使得民族主义、新左、自由主义、保守主义等思潮落实到个案、个人之上。
　　这一变革，在文化领域的表现更为清晰。在此之前，文化，尤其是精英文化领域多总跟真理宣示、学术知识等站在一起，纵然媒体呼唤过公共知识分子、出版家称道过《潜规则》、《非常道》一类的公共知识产品、志愿者和维权人士盼望过社会意见领袖，但思想文化界多交了不及格的答卷，人们多只能在语言里品味文化的优越或光荣，只能在想象里品味思想的力量或前景。木子美姐姐的文化叛逆太过孤单，甲申文化宣言则只是做尽了姿态，去年轰动海内外的超女选拔赛，人们仍要把它跟政治转型、大众素质等联想在一起，在在说明，个人、个性的表达和捍卫在我们社会里还处于起步阶段。
　　但到了2006年，情况有了改变。新年伊始，胡戈先生的视频短片娱乐了万千观众，让人惊叹年轻人的才思和独特锋芒。我在2005年年底平安日的演讲精英衰败和汉语危机中感叹过精英文化的沦落，我预测一种更为诙谐幽默的喜剧文化现象，话音未落，即有中国式搞笑文化的上场。胡戈借用影视手段所获得的动人力量，是比过士行先生的戏剧更有普遍可传达感的形式，这是在极度管制下异化出的人性突围。自然，胡戈们遭到了上下内外的围攻，胡戈们的行为甚至惊动了国家版权局。不仅有力者或自以为有力者，甚至胡戈自己都认同了这种搞笑的恶搞命名。
　　胡戈的价值在于，他正告了一切人：不要瞒骗，不要自欺欺人，不要故作高深，不要装。他放肆地把这种社会层层围裹的面具撕破，而让我们看到生存的文化环境是何等的卑劣和虚伪。较之胡戈更为谨慎、持重的诙谐产出，可能应该属于《以和为贵》、《疯狂的石头》、《武林外传》等影视作品。这些作品风格不同，水平质量不同，或自污，或残酷，或辛酸，但它们多曲折地反映了我们汉语世界的无奈，它们既是市井的狂欢，又是人间的抗议。胡戈的行为自然冒犯了一些人，意料之外又在意想之中的是陈凯歌先生的末路名言：人不能无耻到这个地步。恶搞引起了正人君子或权威机构们的讨伐，但正如胡戈自己所说：恶搞的社会危害性远小于正搞。正搞，就是一本正经地搞，认认真真地搞，搞完了让人看不出痕迹，让人不知道这东西已经被搞过。而‘恶搞’则相反，是嬉皮笑脸地搞，粗制滥造地搞，搞完了还要让你知道，这是搞过的，而且连搞的是什么都要让你明明白白清清楚楚地知道。我们在胡戈的自白里，可以了解胡完全是个明白人，他的言行之所以受到如此广泛地关注，因为他本份，他并不把自己看得多高，他只是归属于娱乐，但他又有人的尊严，他实践并维护了娱乐精神，用他自己的话说：我们应该警惕的，是隐蔽性强、危害性大的‘正搞’，而不是那些无厘头的‘恶搞’。‘恶搞’没什么可担心的。
　　胡戈、宁财神们的成功表明，我们社会并不缺乏幽默的元素，并不缺乏喜剧的精神，只是这个老大的总以文化光荣自居的社会缺乏应对的勇气、经验和心智。号称开放中国而实则心态并不开放的社会一再显示了它的颟顸、卑琐、道学、迂腐，这种种心态在选秀现象中也表现得极为充分。
　　在超女选拔引起全世界华人关注之后，人们多想到了空前绝后、难以为继、盛筵不再。更为重要的是，民间草根的狂欢力量，青春个性的自由表达一旦进入市场、强势者的视野，后者就不可避免地征用并打上自己的烙印。这是我们时代最无耻的文化奇观，一方面几乎所有的成人综艺节目都在装疯卖傻，低幼化；另一方面所有的青春、童心上台表演时被强行要求表达成年人的梦想、政治正确和知识正确。今年的超女选拔、以及摹仿而起的我型我秀、梦想中国等选秀节目确实印证了人们当初的预想。甚至红楼梦角色选秀，也被人上升到官方、民族大义等立场上说事儿。封闭的社会和它的遗老遗少们极不适应大众的狂欢，他们一有机会就要把别人纳入到一个一统秩序里，他们似乎总希望别人非礼勿动勿言勿听勿视才觉得心安。对开放中的无知、无行、无耻、粗鄙、丑陋现象，他们貌似痛心疾首，实则幸灾乐祸或闻腥逐臭，他们的偷窥、猎奇不妨碍他们道貌俨然。当有人正搞超女、让青春少女合唱八荣八耻时，我们可以想见，我们社会的保守、僵化力量足可以玷污一切健康的、美的、自然的形象。
　　二
　　在回顾2006年的文化现象时，最值得一提的是，我们的社会虽然还没有出现人们期盼的意见领袖，却出现了经受考验的文化英雄。这就是李银河、陈丹青、韩寒，以及露头即如日中天的易中天等人。
　　2006年的文化变革是多方面的，我们在当下还很难把握它的全貌和意义。网络文化、互联网在这一年出现了形式和内容方面的变化。博客是早有的现象，但到2006年，学者、专家、教授、企业家、明星大规模地进入，跟草根博客一起成就了自己的园地。播客也大规模地出现。网络文化的繁荣使得政府有关部门突然手痒心贪地发现了一片富源。加强管制的声音、手机和网络实名制一时甚嚣尘上。
　　无论如何，当文化精英们进入博客时，其思想、学问及其载体如学报、杂志、报纸等等就由高高在上的上课者，变成了距离不远的互动者。文化精英习惯的真理宣示、思想探索、学问论辩，习惯的良知正义姿态，习惯的标签流派等等，都不再神秘神圣了，它们全都被迫置身于一个更大的环境里。专业的学问、兴趣的思辨可能需要更长远的回应，但应时之作却不得不接受大众的检验。正是在这种文化传播的大迁徒中，大众社会向公民社会的过渡才有了更现实的前景。
　　观察2006年的文化表现，可以说，真正走入大众社会的文化精英并不多，真正了解并理解大众社会的文化精英并不多，真正代言大众社会的文化英雄并不多。李银河、陈丹青、韩寒、易中天等人是难得的例外，他们不是昙花一现的名人，不是偶吐真言的媚时者，而是捍卫了人性、思想、学问和常识的文化英雄。这些人中，韩寒最为年轻，因此用词也最为激烈、草根，但事实上，韩寒主动被动卷入的各种争论中，他都表达出了一种立足于个人之上的常识感，在相当大程度上，韩寒跟都市文化中的主体平民大众是相通的。
　　我们都知道社会有了近三十年改革开放的历史，但我们总是想当然地以为人性处于某种观念和模式的黑箱里不动。我们忘记了，在三十年的历史变迁中，我们中国人早已经不断地实践了如下的文明事实：人性的再发现、人性的再认识、人性的再铸造。表现在生存领域，就是我们的生老病死、婚丧嫁娶等生活方式和习俗模式已经发生并正在发生变革。木子美的性叛逆激起了全社会的哗然或看戏，以至于她未能在这条道路上继续走下去。而李银河先生是正视这些变化并为之正名的文化英雄。
　　我国的性问题专家成千累万，如刘达临、潘绥铭等人都有可观的论述，但很少有李银河先生那样全面地为中国人的性权利辩护的。在博客、媒体采访等各种可能的渠道里，李银河都捍卫了人们的性权利和性探索。李银河的观点貌似惊世骇俗，却在方方面面回应了当下国人的性问题。她说：中国的‘聚众淫乱法’早就应该改了。我认为，开淫乱Party之类的，只要是出于自愿，就不违法。
　　对影视中的性节目，李银河的观点是，带点娱乐性质也无可厚非，性也是一种快乐，一种游戏嘛。她认为，爱情应该既强烈，又不排他。至于一夜情，只要是单身，不仅有这个权利，在道德上也完全没有问题。李银河还提及在我国社会正日益增多的换偶现象，她明确地说，换妻应当受到保护，换妻是公民的合法权利，李银河说：换偶活动是少数成年人自愿选择的一种娱乐活动或生活方式，它没有违反性学三原则（自愿、私秘、成人之间），是公民的合法权利。
　　对比李银河的惊世骇俗或不讨好的实话，易中天就是一个撞大运的学者了。除了学术界同行，几乎整个社会都承认了他的学者意义。据说，易中天的新书《品三国》在北京举行全国首发仪式及签售会时，虽然主办方事先对签售的火爆已有所准备，但蜂拥而至的易粉还是多得超出了想像。为安全起见，签售活动进行了两个半小时后被有关部门强令中止。北京图书大厦外众多排队等候的读者非常失望，甚至有人当众嚎啕大哭。报道称，当时现场队伍长达400米，人数约3000左右，原价25元的签名书在黄牛手中被炒到80至100元。
　　在国人心中，余秋雨一度给人们展示了文学、文化的样子，但余本人的历史和品格，他的精明一时，以及他媚雅过俗的作态，最终让他成为一种流行市场的明星作家。易中天的学问、深入潜出实实在在打动了读者和听众，他给中国人展示了历史、文化的样子，他是真正把历史祛魅后讲述人们的少数学者之一，在呼应时代需要除魅历史的进程里，易中天跟电视、观众的三位一体有着其他学者难以比拟的优势，他成了我们社会的超男、超级教授。他的粉丝们也跟超女的粉丝一样，给自己起了意粉、乙醚这样的绰号。他没想到自己在《百家讲坛》一露脸就这么有观众缘，我在学校讲课就是这么讲的，几十年就是这么过来的。
　　正如李敖在大陆的演讲为大陆学人诟骂一样，易中天的成功同样会引起同仁的嘀咕，不务正业、学者明星化之类。易中天的辩解是：人文学科的终极目标是为了人的幸福服务，所以，除了一部分在书斋里潜心治学的学者以外，也需要有一部分人将学术转化为可以直接为社会现实服务的东西。因此必然会有一小部分的学者走出书斋，走出学院，走向社会，
　　走向大众，走向生活，走向媒体。孔子如果生活在今天，他肯定会上电视，不然，像他那样坐着牛车四处讲学，太辛苦了。一个真正希望传播自己思想、而且相信自己的思想和研究对社会有益的学者，是一定不会放过大众传媒这个平台的。他说的当然有道理。他的弟子兼朋友、大散文家野夫这样说易中天：他这样深怀利器的人，早晚也必将要被镜头发现。一旦崭露头角，则肯定要成为公共人物，要面对无数大刊小报的评头论足。这是人生的一个两难困境，毋庸讳言，每个囊中藏锥的人，都渴望舞台，都愿意有朝一日脱颖而出小试锋芒。正如林语堂所说，即便做和尚，也愿到都市大庙去对万千僧尼讲经，而不想就在深山孤寺对一个小沙弥说法。这是因为热衷思想的人，多愿把自己的寸心所得传播给社会。人类文化的薪火相承，也正有赖于此。但大众传媒往往也是双刃剑，能成就人也能损害人。做公众人物，没有从容面对毁誉的气度显然不行。名高则谤生，这是自古而然的。连你的收入也成为市民话题时，你就别想还有什么隐私了。更何况许多同行文人，内心难问，交相攻伐，也在事理之中。于是，许多朋友看着现在的先生，就想起前些年的余秋雨，不免为先生捏把冷汗。但我知道，以他的智慧，游走于这根钢丝绳上，应该还是优裕自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