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究凌宇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贡献

　　凌宇是文革后首批招收的中国现代文学方向的硕士研究生，师从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开创者王瑶先生。作为著名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专家和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凌宇被学界认为是建国以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第三代研究者的代表之一，其以沈从文研究为核心的学术探索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
　　一hr凌宇是国内第一个因研究沈从文而获得硕士学位的人，是新时期以来国内沈从文研究的开拓者。他与沈从文有着很多的契合相通，尤其是个体精神意识与生命体验中的乡土湘西和少数民族文化因素。凌宇选择沈从文作为学术研究对象虽说因缘时会，其实乃是必然，也可说是研究对象选择的生命化。多年来，凌宇的沈从文研究在不同的时期都成为了沈从文研究的学术引领和标高。
　　凌宇对沈从文研究的开拓始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他最早对作为文学家的沈从文进行重新阐释与评价，为沈从文正名，完成了一种对颠倒了的历史的再颠倒。1985年12月出版的《从边城走向世界》和最早的论文《沈从文小说的倾向性和艺术特色》是其代表。《沈从文小说的倾向性与艺术特色》完成于1979年，论文从沈从文小说作品出发，一方面侧重探讨沈从文小说的人民性倾向，另一方面又在创作方法、意境、语言、结构和心理刻划诸方面探索沈从文小说的艺术特色，认为对于作家的功过，应该历史地、客观地评价，不能以其政治上的原因，代替作品的全面分析，为沈从文正名的目的诉求非常明显。《从边城走向世界》作为新时期第一部研究沈从文的学术专著，对作家进行比较全面的考察，在认真梳理沈从文人生和艺术道路的基础上，将其全部历史活动作为一个整体来认识，着力于沈从文文学作品的思想性和艺术性分析，对被贬斥、漠视、批判乃至几乎被遗忘的沈从文完成了思想辨诬。例如追踪沈从文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到四十年代的思想轨迹，发现沈从文一直固执地坚守着民主主义的政治立场，是一位民主主义的作家。该著同时从丰富的社会历史内容和对社会人生的独特观照、中西艺术的多样化借鉴和统一、文体和语言形式的独创等方面揭示了沈从文文学创作的特色，从艺术的角度充分肯定沈从文创作的特色和价值，认定沈从文以其创作的独特品格，当之无愧地属于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为数不多的出色作家之列，因为对沈从文的重新评价和首次系统研究，《从边城走向世界》在当时产生了广泛的学术影响，也得到了沈从文本人的肯定，成为了沈从文研究史上无法绕开的一块学术基石。该著后来于2006年修订出版，对沈从文的四十年代和解放后人生作了进一步完整的修改补充。在完成辨诬和正名之后，从进一步思索沈从文其人其文的独特性与复杂性出发，凌宇的沈从文研究试图从区域文化、少数民族文化和现代意识出发来探索沈从文的人格和文格。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的论文《从苗汉文化和中西文化的撞击看沈从文》和现代文学名人传记《沈从文传》是其代表。《从苗汉文化和中西文化的撞击看沈从文》将沈从文及其创作放到湘西苗族文化，汉族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交织碰撞中研究，考察这种交织的过程、方式和特点，显示了沈从文及其创作中多重文化意识的复合。《沈从文传》是一部自觉追求学术性和艺术性的融合且达到二者有机统一的现代文人传记，在与传主文化身份和生命体验共通的基础上，借助沈从文个体生命与精神史的还原，特别是若干细节的显现，凌宇从文化心理角度对沈从文的知识分子独立精神人格和灵魂深处的孤独进行了深度把握，达到了当时中国现代作家同类传记写作的高度。
　　当沈从文研究在上世纪80年代以来日渐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内的一门显学之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凌宇自觉对沈从文研究进行回顾与前瞻。他将此前十余年间的沈从文研究分为了反思和重构两个阶段，并强调对沈从文进行心理学、比较文学主题学、经典重造思想和小说叙事学等方面的研究，论文《沈从文小说的叙事模式及其文化意蕴》和《沈从文的生命观与西方现代心理学》正是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前者将经典叙事学分析与文化分析相结合，在对沈从文小说的叙事模式分析中见出其中的文化意蕴。后者可以说是他一直以来强调从心理学角度进行沈从文研究的一个实践。通过提取下意识、生活与生命两组关键词，一方面分析了弗洛伊德对沈从文的影响，另一方面又得出沈从文的生命观和马斯洛心理学基本框架的吻合，揭示出沈从文在一种现代性追求与反现代性的张力空间中所产生的思想迷惘与精神痛苦，显现了其思想是一种丰富的存在。
　　进入新世纪，随着沈从文研究的进一步深入，人们越来越认识到缺乏对沈从文思想的深入研究，就不能真正认识沈从文及其创作，沈从文思想研究因此成为沈从文研究的热点。2002年，在沈从文100周年诞辰之际，凌宇发表的《沈从文创作的思想价值论》正是这种学术引领和思考的体现。文章从沈从文创作内含的湘西土著民族立场及情感倾向、人性与民族文化的重构、乡下人与现代理性三方面论述了沈从文创作的思想价值，其中以鲁迅作为参照，显示出二人对各自所反映的文化区域生存方式深刻的思想烛照，认为如果说，鲁迅的小说与杂文，是中华民族以家族制度与礼教为中心的主流文化占统治地位的中国中心区域的生存方式最集中、最深刻、最典型的显示，那么，沈从文笔下的湘西世界，则是主流文化不占绝对统治地位的边缘地区生存方式的缩影。这一论断从思想与文化地图的角度照亮了沈从文创作的价值。
　　二hr任一书面文学史，都不能不有一个对文学历史的描述、阐释、评价的框架。而这一框架的背后，是文学史编撰者的文学史观。作为现代文学史家，凌宇在对沈从文这样一类现代作家的重新评价和阐释中形成了一种新的现代文学史观。以凌宇为代表的一代学人恰逢中国当代历史上的一个思想文化转折期，他们承担了历史赋予的文学研究责任，完成了对过去的现代文学史观中国现代文学史是中国现代革命史的组成部分及其评价体系的解构，让中国现代文学史回归到了文学本位自身的描述、阐释、评价。以沈从文的文学史叙述为例，在1978年以前大陆出版的文学史中，沈从文一直作为被批判的反面对象而存在，如刘绶松1956年出版的《中国新文学史初稿》，是将沈从文视为反动文学团体现代评论派的代表人物之一而进行批判的。而王瑶在《中国新文学史稿》中对沈从文所进行的批判，在沈从文七十年代末的书信中被多次提及。1980年代初，在几本有影响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著作中，除唐弢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给沈从文一定的文学史地位外，刘绶松、林志浩等人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并没有沈从文的踪影。这一状态在钱理群等人著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和凌宇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得到打破，文学史教材用了一个专门的章节篇幅来介绍其人其作，沈从文跟茅盾、老舍等文学大师有同等的文学史地位，这一安排调整从根本上体现了文学史回归文学本位的观念。这样一种新的文学史观还体现在凌宇所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教材对徐志摩、张爱玲、钱钟书等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被贬斥、批判乃至几乎被遗忘的作家及其作品的重新认识与评价上，从文学本位出发，依据他们的文学成就给了他们相应的重要位置。在凌宇主编的另一著作《中国现代文学名家研究》中，全书选取11位中国现代文学名家进行介绍论析，其中就有沈从文、张爱玲和钱钟书，他们和鲁郭茅，巴老曹这些作家平等地各自成为一章，再次体现了回归文学本位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观。
　　三hr老一辈现代文学史家樊骏曾指出：没有史料，也就无历史研究可言。作为现代文学史家，凌宇非常重视现代文学文献史料工作，这集中体现在他的沈从文研究上，其一是沈从文作品集的选编出版，其二是《沈从文传》的写作。
　　凌宇先后选编了多种版本的沈从文作品集，给众多的沈从文研究者提供了作品资料，为沈从文研究的文献史料建设付出了大量的心血。凌宇先后独自选编出版的沈从文作品集有1982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沈从文小说选（上、下）》与《沈从文散文选》，1983年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五卷本《沈从文选集》，1986年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的沈从文小说散文集《凤凰》，1994年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沈从文散文全编》，1998年东方出版中心出版的《湘西秀士》等有关沈从文的作品集和回忆文章，其中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五卷本《沈从文选集》得到了沈从文的亲自推荐和肯定，凌宇同志认真读过我大量作品，理解它们的成败得失，治学态度十分客观谨严，编选工作由他来做，我认为是非常合适的。凌宇还曾于1981年3月至1984年11月和邵华强合作编选出版了《沈从文文集》共十二卷，由广州花城出版社和三联书店香港分店联合出版，沈从文还曾就此事函告凌宇与之商讨如何编辑之事，《沈从文文集》收录了沈从文在解放前出版的四十多种著作和大量集外轶文，总篇幅共有三百六十余万字，成为了《沈从文全集》出版前沈从文研究最重要的参考资料之一。1993年11月，北岳文艺出版社正式启动《沈从文全集》的编辑出版作为向沈从文百年诞辰的献礼工程。凌宇担任编辑委员会成员和特约编辑，具体负责《沈从文全集》第11、12、16、17卷的编辑工作。他尽可能广泛收集编入作品，以尊重历史和尊重原文的客观态度完成了所负责卷的编辑工作。2002年，《沈从文全集》出版，得到了学术界和出版界的广泛好评，是迄今为止最权威的沈从文作品集版本和沈从文研究文献资料，充分体现了凌宇作为一代沈从文研究专家的学术担当和历史功绩。
　　作家传记本身就是一种作家研究的史料，作家传记的写作要求占有丰富的史料并进行甄别使用。在沈从文研究中，凌宇曾在北大图书馆等地方广泛搜集阅读原刊原文，甚至是当面向沈从文请教，对原始文献资料进行认真搜集。以此为基础，《从边城走向世界》的一个开创性就在于对有关沈从文原始文献史料的运用。《沈从文传》的写作在一定意义上正是丰富史料史实和文学才情的结合。在《沈从文传》中，凌宇对沈从文一生的生平史料进行了广泛搜集和挖掘，对相关湘西历史和文化文献史料进行择取运用，以丰富的史料作根据，还原传主沈从文的文学人生，做到论从史出，尤其是在为沈从文辩诬和对文学史再审察时，都严格用史料说话。如对沈从文与左翼文坛的关系、沈从文与战国策派关系的辨析，注重梳理和运用第一手资料，使《沈从文传》作为沈从文研究史料的学术性与真实性品格有了根本保证。
　　四hr凌宇多年的学术研究重点在中国现代文学，但有时也客串当代文学批评，甚至还涉足古代文学中的《三国演义》研究，在这种令一般人颇为惊讶的大跨度学术穿越中，他实际上形成了一种自觉贯通的人文主义学术立场与文化学批评研究方法。
　　虽然在当今文学研究中文化学批评方法与视角几乎成为一种普遍性的趋势，但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凌宇和杨义、赵园等在现代文学研究中对文化学批评方法与视角的自觉运用却不能不说是一种新的开拓。凌宇曾提出研究方法必须对象化，基于沈从文与湘西地域和少数民族文化的紧密联系，凌宇比较强调从文化角度特别是从湘西少数民族文化角度去研究和把握沈从文其人其文的独特之处。他在中西和苗汉文化的双重撞击中对沈从文所作的审视，对沈从文文学世界中城乡、苗汉二元对立中人的悲剧存在方式的解读，从区域文化、少数民族文化出发来揭示沈从文创作的艺术价值和沈从文其人的民族文化心理、精神品格，运用经典叙事学分析与文化分析相结合来把握小说的叙事模式及其文化内蕴，对湘西的历史和文化地理的倾情关注，从文化人类学角度对沈从文笔下的湘西世界所作的观照，都是把沈从文及其文学世界纳入宽广的文化视野，考察作品中的文化因素和作家的文化品格。《重建楚文学的神话系统》中的第二辑是对当代湖南作家群的批评文章，从现代文学史研究到当代文学批评，凌宇的文化学批评方法与视角得到自觉延续，他揭示出当代湖南作家如韩少功等特别关注少数民族作家的文化意识，以及他们在类神话创作中尝试建构的当代神话对人的现实生存方式的质疑与浪漫主义理想追求等精神文化冲动。《符号生命的虚妄与辉煌》是凌宇学术研究中的一部越界之作，通过重新阐释《三国演义》的文化意蕴，其学术指向在于通过古典名著对伦理问题进行历史追寻与当下思考，显示作为文化创造物的人在服从文化伦理符号规范与实现自我的张力下生命的虚妄与辉煌，体现了凌宇的生命激情和人文主义价值立场。
　　总之，以沈从文研究为中心，凌宇在湖南作家群研究、二三十年代乡土抒情小说及京派作家研究、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中，都自觉运用文化学批评方法，因而带来了许多其他方法与视角所不能达到的新认识与新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