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汉语词类的分法看中国的学术思想史的发展

　　汉语的词汇分类，在西方的词类体系标准来看，向来是很奇怪的。中国人的词汇擅长于以义聚类，中国人编的第一本字典，是《尔雅》，实际上是同义词的类聚。中国人研究语法，大概是从注疏中发端的，在各种注疏当中。不过，中国人的词类研究显示出了中国人研究词类的特点。
　　一、虚词研究阶段：注重实用
　　宋朝有个叫周辉的文人在他的《清波杂记》中有这样的记载：东坡教诸子作文，或辞多而意寡，或虚字多实字少，皆批谕之。词人张炎在他的《词源》中也写道：词之句有二字、三字、四字，至六字、七八字者，若堆砌实字，读且不通，况付之雪儿（案：雪儿本为唐朝李密的爱姬，能歌善舞，后泛指歌女）乎？合用虚字呼唤，单字如：正、但、甚、任之类，两字如：莫是、还又、那堪之类。由此可以看出，当时所谓的实字主要就是指那些具体的事物和概念，大致接近于现代所说的名词，而虚字则不但包括副词、连词、介词、叹词、助词、语气词，而且有时也可以指代词、数词，甚至是一些动词、形容词以及一些固化短语。当时，人们把虚字叫作：词、语助、助字、助语辞等等。元朝卢以纬的《语助》，作为我国最的一本虚词词典，对其所收的一些，语助均有简明而又独到的解释。到了清代，人们对虚字的认识已有了相当的发展。清人王鸣昌在他的《辩字诀》中，已经能够根据虚字的功用将其细分为六类：起语虚字、按语虚字、转语虚字、衬语虚字、束语虚字和歇语虚字。当然，古人的虚词研究还不能算真正的语法研究，主要是出于训释古籍和指导作文的需要。就研究虚字的专书而言，除了《语助》，清朝袁仁林的《虚字说》、刘淇的《助字辩略》、王引之的《经传释词》都是很有代表性的。这些词典既包括连词、介词、助词、语气词等严格意义上的虚词，也收了一些副词、代词、谓词等等，不过基本上还是以训释经传中的虚词为主的。总的说来，早期的虚实区分是一种语文学意义上的分类，并不是一种语法学的分类，而且虚词和实词的范围、类别也是比较模糊的，尽管到了后期已经逐渐地明晰起来。
　　二、马建忠引入的西方词法体系：注重意义
　　真正接近于现代意义上的虚字概念虚词观，直到上个世纪末马建忠的《马氏文通》问世才出现，马建忠明确指出：凡字，有事理可解者，曰实字；无解而惟以助实字之情态者，曰虚字。按照马建忠的看法，虚字就是表语法作用而不表具体词意的词。这一观点，在其后的半个多世纪中一直被人们所遵循。虚实划分的标准：自从马建忠撰写《马氏文通》，创立现代意义上的汉语语法学以来，有关汉语的词类问题，一直存在着种种不同的看法。综观这一百多年来有关汉语词类问题的矛盾、分歧和争论，其焦点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汉语中的词到底是不是可以分类，究竟应当以什么标准作为划分汉语词类的主要依据，什么样的语法理论更值得我们参考、借鉴；二、究竟应该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汉语词类体系，虚实两分的分类系统是否适应汉语的语言实际，哪些词类应该分别归入实词和虚词；三、在具体操作时，对于一系列多功能的词究竟应该怎么处理，尤其是有关兼类、同形、话用之间的区别，到底应当以什么为标准。而在这些问题当中，有关虚词与实词的功能和性质、确定和划分、范围和分类等问题，始终是汉语语法学界讨论的热点和焦点。从《马氏文通》创立之后的近半个世纪中，词的意义一直是划分汉语词类的主要标准。从黎锦熙的《新著国语文法》、杨树达的《高等国文法》，到王力的《中国现代语法》、吕叔湘的《中国文法要略》、高名凯的《汉语语法论》，一直到吕叔湘、朱德熙的《语法修辞讲话》，几乎都是以意义作为划分词类的主要标准的，尽管各书的语法体系和词类系统并不相同。
　　三、结构主义分类方法：注重功能
　　然而，从本世纪三十年代起，结构主义语法开始逐步兴起，并渐渐占居了主导地位，有关必须根据语言形式、词的分布和句法功能划分词类的理论和观点逐渐得到了人们的认同。五十年代以后，一些以结构主义理论为背景的语法著作，譬如赵元任的《北京口语语法》（《MandarinPrimerAnIntensiveCourseinSpokenChinese》又译《国语入门》）、丁声树等的《现代汉语语法讲话》等相继面世，与此同时，胡附、文炼在《现代汉语语法探索》中也提出了根据广义形态划分词类的观点。此后，赵元任《汉语口语语法》（AGrammarofSpokenChinese）、朱德熙的《语法讲义》，以及几部有代表性的几部高校《现代汉语》，也都采用了句法功能的分类标准。
　　朱德熙的在《语法讲义》中还进一步提出过划分汉语实词和虚词的五项标准：一、从功能上看，实词可以充当主语、宾语和谓语，虚词不能充当这些成分；二、从意义上看，实词表示事物、动作、表化、性质、状态、处所、时间等等，虚词有的只起语法作用，本身没有什么具体的意义；三、实词绝大部分是自由的（即能单独成句），虚词绝大部分是粘着的（不能单独成句）：四、绝大部分实词在句中位臵是不固定的，可以前臵，也可以后臵；五、实词是开放的，虚词是封闭的。所谓开放，就是难于在语法书中一一列举其成员的大类，所谓封闭，就是可以穷尽地列举其成员的不大的类。与此同时，人们逐渐意识到，汉语作为一种缺乏严格意义形态变化的语言，在划分词类时仅仅根据句法功能，完全不考虑意义也是行不通的。所以，又提出了以意义为基础，以功能为依据的两方结合、互相参照的标准。比如一九五六年制定的《暂拟汉语语法教学系统》就已经提出了将意义和功能两项标准并举的方案。
　　它认为：实词能够作句子成分，并且能够作句词，就是说，在一定的语言环境里有关的词就能够成为句子，回答一定的问题。实词都有实在的意义，表示实体事物以及实体事物的动作、变化、性状、数量等概念。虚词在任何场合都不能表示实在的意义，不作句子成分，它们的基本用途是表示语法关系。这是当时由于一些客观原因，在具体操作时没能将这些标准很好地结合起来，贯彻到底。应该讲意义和功能相结合的标准还是比较完备的，但是，由于汉语本身的特点，我们在具体分类和归类时，有时还是会陷入了两难的境地：虽然意义标准和功能标准在相当多的情况下是相通的语言中的词，凡是意义比较虚化空灵的，往往也就是那些表示各种语法功能和关系的词，这些词大都不能充当句法成分，所以可以归入虚词；反之，那些意义比较具体实在的词，主要用于表示各种事物、行为、性状等，都可以充当句法成分，所以可以归入实词。然而，意义和功能又并非总是一一对应的。
　　譬如现代汉语的副词的情况就比较复杂，它们的意义大都比较虚化，主要表示各种功能义和语法义，但却都可以充当句法成分，所以有人把它归入实词，有人把它归入虚词。又比如方位词就其功能而言，同介词很接近，都是体词性词语的附着词，但是所表示的意义同方位名词并无多少差异。趋向词在语义上同趋向动词具有一定的渊源关系，但现在主要是表示时态的，在功能上接近于时态助词，同趋向动词并没有多少共性。此外，叹词和拟声词的情况更为特殊，它们经常充当句子成分，但很少充当句法成分，一般都没有明确的意义，只能表示具体的内容或情感，无论归入虚还是实，似乎都不很合适。即使撇开标准的问题不论，仅仅就虚词和实词这对名称来看，也确实存在着不够科学合理的地方。前面已经指出，所谓虚和实，实际上是一种传统语文学上的语义类别，而从其当前的使用看，又是一种现代语法学上的功能类别，这就形成了一种旧瓶装新酒的悖论，很难做到名实相符。换句话说，将汉语的词首先分为虚、实两大类的做法，在称名上很容易引起误解。名不正则言不顺，所以许多问题、纠葛由此而生。
　　可能的解决方案：由此看来，要想避开上述矛盾，彻底解决虚实归属的分岐，光在虚、实二字上琢磨，不会有明确的结论。因为汉语中有相当一些词正处在由实向虚的转化过程中，其本身的虚实两面性是客观存在的，要想顾此就必然会失彼。要想彻底解决问题，唯一的办法是走出虚实两分的老传统，另辟切实可行的新途径。也就是说，必须给汉语词类寻找一个新的分类体系，而不宜继续纠缠于虚实之争。考虑到汉语词类研究的历史与现状，结合汉语词类的教学和研究的实际情况，我们觉得，大致有两种方案可以采用。一种分类方法是首先根据语法功能和表达功用将汉语的词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以充当句法成分、表示意义为主的表义词，一类是以充当句子成分、模拟声音为主的表声词（又可以根据模拟声音的不同，分为拟声词和叹词）。仍后根据词类的句法功能和搭配功能，词汇意义语法意义，再将表义词一分为二。一类是表示词汇意义为主的内容词（notionword），一类是表示语法意义为主的功能（functionword）。前者包括名词、动词、形容词、区别词、数词、量词、代词；它们一般都可以充当句法成分，并且大都以表示词汇意义为主；后者包括连词、介词、助词、叹词、语气词、方位词、趋向词，它们一般都不能充当句法成分，并且大都以表示语法意义为主。与此同时，将汉语的副词再一分为二，将那些以表示词汇意义为主的半开放的描摹性副词（接近于情态副词）归入内容词，称之为状词（或方式词），那些以表示功能意义为主的半封闭的限制性副词和评注性副词。
　　四、总结
　　从中国语言学界对于词类的划分来看，不难看出中国思想史的发展。在引进西方的语法学体系之前，实际上中国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实词研究。不做实词研究，并不代表其没有学术价值，而是实词研究对于汉语的现实来说，是一种纯粹思辩的东西，在我们古人的意识中是没有必要的。而近代以来，国人开始全方位地向西方学习，才有了《马氏文通》，引进了西方的一套语法理论，这套语法理论影响我们一直到今天。但是中国人脑海中那种深深根植的实用意识还在影响着目前的语法学界，只要发现这套自西方引进的理论与汉语的语言事实冲突，就会立刻有人站出来喊口号，要走自己的路。但是自己的路不好走，中国的汉语语法研究就是在这样的纠结和争吵中向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