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走出去战略背景下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对外译介反思

　　作为中华文明重要的组成部分，少数民族文学不仅肩负着传承和发扬中华民族文化的使命，更是中华文化的特征和核心价值观的集中体现。通过翻译推动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和文化走向世界，展现中国少数民族自身丰富的文化内涵和族群特征，将有助于中国国家形象建立以及文化走出去战略的务实推进。是故，在翻译学的视阈下，采取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研究思路，反思并确立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对外译介的本质、翻译目的，探讨切实可行的翻译策略，不仅具有一定的翻译学意义，更能为中华文化走出去提供一定的理论参考。
　　一走出去与文化建构：
　　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翻译目的
　　走出去文化战略的提出具有鲜明的时代背景。走出去的文化战略即着眼于将中国作为一个文明国家所依赖的文化价值推送出去，在世界范围内发挥影响。这也说明，在走出去的文化战略背景下，少数民族文学对外译介的根本目的在于通过翻译在异域建构中华文化，扩大中华文化价值观念在世界的影响力。继而，如何建构文化成为了译者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德国功能派翻译理论（Skopostheorie）将翻译视作一种有目的的行为（apurposefulactivity），旨在强调目的之于人类行为的重要性，也即，行为会产生一种结果、一种新的情景和事件，并且有可能产生一个新的文本。根据德国功能派学者汉斯弗米尔（HansJ。Vermeer）的理解，任何翻译都是面向预期受众的，因为翻译是在目的语语境中为实现预期的翻译目的，并针对特定语境中的目标读者创制文本的行为。将翻译视为面向受众的语言转换行为突出了预期受众和目的语文化语境的重要性。由是满足特定语境中读者的需求，使之为目的语文化所接受是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翻译重要的翻译目的之一。基于此，翻译就不再是一种单纯的语言转换行为，而是一种文化翻译，其成功有赖于少数民族文学作品在目的语文化中对自身文化的阐释和重构。在全球化这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语境中，语言的复杂性与文化的多元性确立了翻译的必要性。译者和目的语读者同为中介者，借由对翻译行为和译作的理解来阐释和构建文化。
　　事实上，文化本身是一个极其复杂的概念。这一概念模糊不清，我们究竟是尝试将文化作为一个人类学中的术语（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全部行为）呢，还是视作一个美学的概念（人们如何进行创造性表达时的全部行为）呢？更复杂的问题其实是不同的文化是如何来理解文化这一概念的。然而，不可否认，文化已经成为了一种新的普遍主义观念。人类总是依照文化去行事和认识世界。伊格尔顿在谈及后现代语境中人类的认知方式时提出：当下文化已经替代了上帝和自然成为了整个世界的基石。文化的建构和对不同文化的理解已经成为当下极其重要的事件。对民族国家而言，一方面，在民族身份的构建中常常包含大量的、有意识的文化构建。文化所一直强调的并非普世性的价值观念，而是特定民族和族群所创造的价值，注重展现不同民族之间的差异和族群特征。另一方面，不同民族的文化和价值观念需要借助差异才能在新的语境中重构。正如斯图亚特霍尔看来，一些深刻而重要的差异，它们构成了真正的现在的我们。没有差异，也就没有对自我和他者的认识。文化价值的输送和文化的建构需要借助差异来完成。
　　很明显，无论是翻译的过程还是翻译的行为都凸显了不同文化和语言之间的差异。作为展现差异和族群特征的最佳场域，翻译能够帮助目的语文化与他者展开持续的对话。尤其是对目的语读者而言，译作提供了一个极其特殊的场域，用以捕捉他者（otherness）。在《文学文化理论关键词》一书中，作者特别指出：鉴于差异问题既是政治性的也是本体性的，这也说明差异问题从某一方面来讲，其根本也是与语义有关的。因而，所谓的差异是多重的，包含语言和文化两个不同层面。就少数民族文学翻译而言，译作所要展现的正是少数民族文化和语言的双重他异性（alterity）。由是，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翻译在本质上是一种特殊的文学翻译。在美国翻译理论家安德鲁勒菲弗尔（AndreLefevere）看来，文学翻译是要传播文化资本（culturalcapital）。众所周知，文化资本这一概念是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反思社会权利运作时提出的，强调的是资本、场域和惯习之间的紧密关系。由于文化资本必须通过继承和积累，少数民族文学翻译的关键不在于如何表征文学作品的文学性和审美特性，而在于如何通过文本让异域读者更好地了解中华文化，认识中国少数民族悠久的历史、独特的文化价值观念和族群特征。从这一层面上而言，少数民族文学的对外译介既是以目标语语言、文化和读者为导向的（targetcultureandreaderoriented），同时也是以源语语言和文化为导向的（Sourcecultureandlanguageoriented）。对源语文本、目标语文化语境以及目标语读者的观照应该是少数民族文学作品对外译介须重点关注的问题。但考察现有少数民族文学翻译作品却发现，上述三个层面恰恰是目前少数民族文学对外译介亟待解决的问题。
　　二中国少数民族文学走出去：现状与问题
　　迄今为止，已有部分少数民族典籍被翻译介绍到国外，如维吾尔族典籍《福乐智慧》、达斡尔族典籍《少年与岱夫》、蒙古族典籍《江格尔》、柯尔克孜族典籍《玛纳斯》以及藏族格言诗《萨迦格言》等等。从总体上来看，上述已翻译出版的少数民族文学大都属于史诗类长篇叙事诗，在文本类型选择上较为单一。众所周知，这些叙事诗本身属于活形态的口头文学，通过各民族人民口口相传至今。在流传过程中，每一个讲述者通常根据自己的理解、情感和愿望对故事进行加工和修正。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民族史诗是各民族人民文化和智慧的结晶，充分反映了中国少数民族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和不同的思维方式。然而，从翻译学的视角来审视，少数民族文学的上述特点和流传方式恰恰为翻译带来了很大的困难。检视现当代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对外译介不难发现，译者在源语文本（SourceText）的选择上面临着诸多问题。
　　作为翻译行为的出发点（departure），源语文本是译者从事翻译的依据和依归。若翻译是以原作为主导的（Sourcetextoriented），那么翻译的基本目的是要尽可能忠实地再现原作的全部特征。也即是说，源语文本的选择预设了目标语文本的形态。然而，在实际的翻译实践中，由于少数民族文学自身的特征，译者可能面临着源语文本缺失或需要在多个文本中选择和确立源语文本。事实上，虽然中国少数民族文学这一概念并未在当代学界持续不断的讨论中得以廓清，但可以肯定的是，少数民族文学从文本类型上至少包括民间口承文学和文人书面创造两大主题。因而，当译者在翻译少数民族文学时，他所面临的并不都是书写下来的文学作品，还可能面对民间的口承文学。
　　然而，就目前的情况来看，由于译者无法与口承文学的创作和流传保持一致，也很难通过翻译呈现和表达出口承文学即时性的特点，因而原生态的少数民族口承文学很难成为翻译的源语文本。正如国内翻译研究学者所认识到的，迄今为止对活形态的少数民族口头文学的对外翻译及翻译研究几乎还是一个空白。也正因为如此，现已出版发行的少数民族文学典籍基本以现当代经过整理的典籍定本为源语文本。所谓的整理是指精通民族语言的学者考证、收集民间传唱的不同版本的民族史诗，并用文字将考证后的史诗记录下来，作为该史诗的定本。也即是说，民族史诗在成为翻译的源语文本之前已经经过改变和再创造，并非通常意义下的原作，其口传文学的性质在经过书写后也无疑发生了或多或少的变化。在索绪尔看来，用文字固定言语的行为包含人为痕迹的需求。
　　以彝族撒尼经典《阿诗玛》的英译为例。原诗是流传于云南圭山彝族撒尼聚居区的民间口传文学，在文本类型上颇为丰富，既有代代相传的民族歌谣形式，也有口口相传的民间传说，这也造就了各个不同版本的《阿诗玛》，并使得人物、情节、主旨等各个不同的方面因作品版本的不同而存在较大的差异。1953年云南人民文工团圭山工作组前往石林圭山整理《阿诗玛》，根据当地搜集到的20个民间传说，380多首民歌以及多个民间故事改写和编译了《阿诗玛》的汉语全本。1957年翻译家戴乃迭（GladysYang）将圭山工作组整理的文本作为源语文本，用英文译出，并由人民出版社出版。戴乃迭的译文全部选择了英国民谣（Ballad）的形式，旨在尽可能地反映出原诗五行一组的诗歌体风格，且译作流畅、准确，在一定程度上很好地表现出了原诗的文体特征。然而，正如前文所述，少数民族文学翻译有特殊的非文本目的。因而若回溯《阿诗玛》从民间传说到定本的过程，似乎可以说，由于戴氏所选择的源语文本只是《阿诗玛》众多版本中的一种，不管戴氏的译作如何精当，都很难展现出这部动人史诗的全貌。根据当代学者的考察，圭山工作组所参考的原始资料在篇幅、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上都与老彝文抄本有相当大的差别，口头流传的作品篇幅都比较短，情节或者简单，或者不完整；彝文记载的作品，篇幅较长，人物形象、情节都比较丰满、完整。
　　由此可见，少数民族文学作品的现当代整理本或定本或许在内容和形式上都存在失真的问题。当译者选用少数民族文学作品特定的抄本或定本作为源语文本时，这些文本自身已经经过改写，如此一来，译作所表现的中国少数民族风貌或许有所变形。是故，如何保证走出去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翻译作品尽可能地表现出原作的风貌，是目前译者和翻译研究者亟待思考和解读的问题。
　　除了源语文本的确立和甄别，现当代少数民族文学译作未能更好地迎合目标语尤其是英语世界读者的阅读期待。这或许与目前少数民族文学译作较少有关。而当前翻译出版的少数民族文学作品主要集中在少数民族文学典籍上，以长篇叙事诗的翻译为主，少见或未见民族歌谣和说唱文学的翻译，译介的文学类型较为单一。与此同时，未经整理和译介的少数民族文学作品仍然为数众多。且现已出版的翻译作品的影响力还有待进一步研究。西方读者对中国文化的阅读兴趣大部分集中在中国传统典籍上，对现当代新近出版的中国文学作品的兴趣和关注度有限，即便是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的作品销量也不大。美国的著名中国文学翻译家葛浩文曾在《东方早报》的个人专访中谈到中国现当代文学在美国市场的销售情况时说，目前美国出版的中国文学作品主要是小说，每年大概出版三五本的样子。可是呢，现在卖得如何我不大知道的，但是一定不会很畅销，绝对不会的。从翻译的接受和影响而言，如果译作的文本类型单一，可选择译作较少，读者很难通过翻译深入理解中国少数民族的民族文化，对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认识也自然存在偏差。
　　分析目前翻译出版的少数民族文学的翻译作品，可以发现绝大多数译本是根据该作品的汉语译本转译成外语，因而这些译作在实质上已经不是直接翻译（directtranslation），而是一种间接翻译（indirecttranslation）。作为特殊的间接翻译，现阶段的少数民族文学的对外译介基本是由两个阶段构成，首先由懂民族语言的译者和学者整理为汉语文本，再由精通外语的译者将汉语整理本翻译为外语。这也说明，少数民族文学翻译在很多时候包含着民族语汉语和汉语外语等两个不同阶段，至少三种不同语言和文化之间的转换过程。如何在这一过程中尽可能地保留少数民族文学的语言结构，保证翻译的准确性，同样是译者亟须反思的问题。事实上，如果少数民族文学翻译的根本目的是要通过差异的彰显在异域构建中华文化，继而在世界范围发生影响，那么源语文本的筛选和确立、翻译策略的考量和制定、目标语读者阅读期待及目标语文化规范的反思都是影响中国少数民族文学走出去的重要问题。
　　三源语文本确立与合作翻译：
　　少数民族文学翻译策略探讨
　　由于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既有代代相传的口头文学，也有用各民族语言书写的书面文本，在翻译的时候译者可能面临多个源语文本的选择。根据不同源语文本译出的文学作品在审美情趣、语言结构和族群特征上都存在差别。美国学者马克本德尔（MarkBender）用三种基本惯例总结了当下少数民族文学翻译源语言文本来源。第一种是利用既有的汉文译本来进行基本的外文翻译；第二种是从口头的原始语言直接翻译为目标语的文字，比如从达翰尔语翻译到英文；第三种是利用书面（或经过编辑的）双语译本来翻译。在本德尔看来第三种方式虽是最为理想的方式，但要求颇高，实际很难实现或难以达到既定目标。采用第一或第二种方式，深入到源语文化的核心，能在不太理想的情况下做到有效地处理问题。因而在实际的翻译过程中，控制源语文本的质量，保留作品的原生态性是保证译作完整表达民族文化的前提。
　　是故，整理和确立源语文本是少数民族文学翻译的出发点。参考传统佛经翻译中的策略，西晋译经僧人曾在《合维摩诘经序》中探讨了译经僧在面对不同译经时的处理方法，提出了编纂合本或会译的策略：同本人殊出异，或辞句出入，先后不同。或有无离合，多少各异。或方言训诂，字乖趣同。或其文胡越，其趣亦乖。或文义混杂，在疑似之间。若此之比，其涂非一。若其偏执一经，则失兼通之功。广披其三，则文烦难究。余以是合，两令相附。以明所出为本，以兰所出为子，分章断句，是事类想从。所谓合本是两晋佛学中研读译经经文的策略，以同经异译中的某个译本为本，以其他译本为子，相互比较考寻，会通研究。在少数民族文学翻译中同样可以遵循合本的方法确立源语文本。应在尽可能地收集到口传文学不同版本和用少数民族语言书写的作品基础上，确立母本，采用注疏的形式将母本和子本的差异标注出来，以尽可能地保证少数民族文学内在的历史性，还原少数民族文学特别是少数民族文学典籍的风貌，注重源语文本的完整性。
　　由于少数民族文学翻译作品是一种混杂（hybrid）文本，关涉到了多种语言和文化，有学者提出采用合作翻译的方式以确保译文文本在形式和内容两个方面尽可能地忠实于源语文本。事实上，如前文所述，少数民族文学翻译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以目标语文化和读者为导向的。迎合目标语读者的阅读期待，使译作被目标语文化所接受，译者常常需要用目标语重新创造出源语文本丰富的内涵和精美的典故，借以帮助目标语读者在阅读这些文学作品时产生与源语读者相同的意象。这就要求译者同时精通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汉语和目的语及其文化。例如拉祜族文化和拉祜方言专家，美国学者安东尼沃克（AnthonyWalker）与中国民俗学者史昆合作翻译拉祜族史诗《牡帕密帕》。作为译者之一的沃克认为该史诗的汉语译本是最完整的版本，但他本人并不精通汉语，无法独立翻译。另一位译者史昆精通汉语、英语和拉祜文化，但并不精通拉祜方言。两位译者采用合作的方式，先由史昆将汉语译本译作英语，再由沃克在译本中添加注释。这种深度翻译（thicktranslation）的翻译策略将翻译文本放置在丰富的文化和语言环境中，将被文字遮蔽的意义与译者的意图相融合，有助于目的语读者更好地理解源语文化与目的语文化之间的差异。
　　无论如何，不管是源语文本的筛选和确立，还是合作翻译模式，抑或是深度翻译的翻译策略，都旨在彰显差异，表现出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所具有的文化和语言上的双重特异性，借以在目的语文化中构建起中华文化认同。在现当代译学中，彰显差异的异化翻译曾备受关注。然而，在走出去的文化战略背景下，翻译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作品是要推动民族文化走出去，扩大中华文化的影响。如此一来，译者似乎应力求语言上的流畅和美巧，达到所谓的文意畅然，让译本为目的语文化所接受。正如爱尔兰翻译理论家克罗宁所言：在大语种里提倡不流畅、折射式的、异化式的翻译策略是勇敢的，可视作一种文化反叛和包容，但对小语种而言，流畅的翻译策略才是保证其生存的关键。
　　结语
　　翻译作为一座桥，连接了不同的个人经历、信仰系统和文化实践，开启了重新体验与阐释世界的大门。在当下多元文化语境中，少数民族文学翻译既不是单纯的语言转换过程，也不是所谓的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的挪用和改写，而是异域读者认识和理解中国少数民族独特审美特性、族群特征和语言结构的场域。在少数民族文学翻译中彰显少数民族文化和语言的差异，构建中国少数民族丰富的文化和悠久的历史，确保中华文化与异域文化展开持续性的对话无疑是扩大中华文化在世界范围影响力的最佳途径，也是中华文化走出去的最终目的。从翻译学的视角来看，少数民族文学翻译不仅需要体察目的语文化的需求，迎合目的语读者的期待，更需要明确翻译的目的，确立和筛选最佳源语文本，选择合作翻译、深度翻译等合适的翻译策略。惟有如此，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中华文化走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