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西厢记故事流传过程中的传播学的解读

　　詹姆斯凯瑞在《作为文化的传播》中提出:传播的起源及最高境界，并不是指智力信息的传递，而是建构并维系一个有秩序、有意义、能够用来支配和容纳人类行为的文化世界。仪式观在特定历史阶段的社会秩序模式中，由于不同的传播观念，有原形与变形的微妙变化。中国有五千年光辉的历史，有深厚的文化积淀，传播的仪式观突出了文化因素对于社会建构的作用，为我们研究古代很多传播现象提供了依据。本文试以西厢记故事为例，结合仪式观理论来探究其在流传过程中所表现出的原型与变形的传播学意义。
　　一、西厢记故事的原型
　　西厢记故事源于中唐时期著名诗人元稹的传奇小说《莺莺传》，是唐人传奇中影响最大、流传最广的传奇作品之一。故事讲的是张生、崔莺莺两人相恋，私定终身，最终张生为了仕途抛弃了崔莺莺的故事。作品塑造了张生、崔莺莺两个深入人心的人物形象。
　　元稹前半生放荡不羁，仕途比较顺利，经常游走于灯红酒绿之中。有学者认为，元稹就是张生的原型。在《莺莺传》中，元稹借张生之口，在抛弃崔莺莺之后污蔑她大凡天之所命尤物也，不妖其身，必妖于人，褒奖自己善补过:予常于朋会之中，往往及此意者，夫使知者不为，为之者不惑。主人公对此事多方回护，上层社会在舆论上也持戒备态度，这些现象都反映了男权社会对女性的不负责任态度。
　　用儒家礼教来衡量张生与莺莺的行为是不符合封建伦理道德要求的。如果给他们以幸福美满的结局就等于是对这种行为的鼓励和倡导。元稹在《莺莺传》中并没有谴责这种始乱终弃的行为，或许是因为站在维护儒家传统礼教的立场上，张生的做法具有一定的合理因素。元稹所拟定的接受对象是与作者同样生活在社会上层的文人士大夫，所采取的传播方式是案头小说形式，需要相当的文化水平才能阅读，这就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莺莺传》的受众范围。
　　二、金元时期的西厢记故事演变
　　在《莺莺传》中，张生和崔莺莺的爱情故事以悲剧结局。当西厢记故事流传到金元时期，其故事情节、人物形象和最后结局都发生了很大变化。
　　(一)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故事
　　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描写了书生张珙和相国千金崔莺莺之间曲折感人的爱情故事，不仅彻底改变了故事结局，而且增添了佛殿奇逢、月下联吟、闹道场、张生害相思、莺莺问病、长亭送别、村店惊梦等许多情节，塑造了莺莺、张生、红娘和老夫人等艺术形象，纠正了原作中认为莺莺是尤物和称许张生所谓善补过的封建观念，增加了传奇性情节和反封建主题，把一出始乱终弃的悲剧改成了皆大欢喜的大团圆结局。
　　在西厢记故事的演变过程中，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是非常关键的一步，把一个始乱终弃的传奇小说改编成了情节丰富的爱情佳话，在形式上把一个文人手头把玩的传奇小说改编成了大众娱乐的讲唱故事。《西厢记诸宫调》的改编使这个故事焕发了新的生机，为以后西厢记故事的演变提供了基本框架。
　　1．《西厢记诸宫调》内容的变化
　　《西厢记诸宫调》直接取材于《莺莺传》。作者在原有内容的基础上通过合理想象对情节进行了丰富和修改，对人物形象和故事结局进行了改造。《西厢记诸宫调》相对于《莺莺传》，人物身份出现了变化:张生由一个普通书生变为已故礼部尚书之子;崔莺莺由普通的富家之女变成了相国千金，从待字闺中变成表兄郑恒的未婚妻;老夫人由一个有钱的寡妇变成了相国遗孀。另外，作品又增加了郑恒、孙飞虎、法本和法聪等几个人物。
　　从表面上来看，故事的大背景没有发生改变，但《西厢记诸宫调》的情节与结局与莺莺传相比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在《西厢记诸宫调》中，董解元增加了孙飞虎逼亲、崔夫人赖亲和张生高中，迎娶莺莺等情节，矛盾冲突的性质衍变成了争取恋爱自由婚姻的青年男女同封建家长之间的斗争，并将故事情节的发展由始乱终弃改成了大团圆的结局。
　　2．《西厢记诸宫调》传播方式发生变化
　　《莺莺传》是一篇传奇小说，传播范围局限于上层文人士大夫，而董解元则大胆地将西厢记故事改编成为一种大众娱乐的讲唱形式，为后代戏剧的再加工打下了声腔、音韵及篇章结构的基础，为西厢记故事的普及推广及后来的戏剧改编打下了群众基础。
　　(二)王实甫《西厢记》故事
　　王实甫是元代著名杂剧作家，其《西厢记》全名《崔莺莺待月西厢记》，曲词华艳优美，富于诗的意境，可以说每支曲子都是一首美妙的抒情诗，对后来以爱情为题材的小说、戏剧创作影响很大。
　　《西厢记》共5本21折，大约写于元贞、大德年间。这个剧一上舞台就惊倒四座，博得男女青年的喜爱，被誉为西厢记天下夺魁，成为描绘爱情主题最成功的戏剧之一。《西厢记》是对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的升华，将诸宫调这种一人表演的讲唱文本改造成多角色扮演和演唱的戏剧形式。
　　1．元杂剧《西厢记》是对《西厢记诸宫调》的完善
　　元杂剧《西厢记》与《西厢记诸宫调》的故事情节大致相同，但题材更为集中，反封建的思想倾向更为鲜明，心理刻画更加细腻，人物形象更加丰满，故事发展也更富有逻辑性。西厢记故事由此基本定型。
　　王实甫在《西厢记诸宫调》的基础上进一步改编了这个爱情故事，强调了张生和崔莺莺一见钟情，在封建家长的阻挠下坚贞不渝，并对他们勇于冲破封建思想枷锁的举动给予了充分的肯定。王实甫认为爱情是婚姻的基础，在《西厢记》的结尾提出了愿普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的观点，使作品具有更为鲜明的反封建礼教和封建婚姻制度的主题。
　　2．王实甫《西厢记》传播方式的变化
　　王实甫在诸宫调形式基础上将西厢记故事改编成戏剧，采用多角色同台演唱，建立了一个立体化的舞台表演体系，完成了西厢记故事由上层社会到下层百姓的传播过程。
　　戏剧是一种集文字、音乐、舞蹈、美术、杂技、武术等为一体的综合艺术表现形式，通过唱、念、打、手、眼、身、发等独特的表演动作，阐释和表达了丰富多彩的思想内涵。元杂剧《崔莺莺待月西厢记》通过全新的传播方式，使没有文化基础的听众也能广泛地接受情节的发展变化和对主题的多角度渲染。
　　(三)多民族文化交流为故事的改编、流传提供了条件
　　在研究西厢记故事的流传、演变过程中，必须与特定历史阶段、技术及社会秩序模式联系起来。北宋的灭亡使长江以北地区长期处于女真人的统治之下。女真原本是北方游牧狩猎民族，他们的生产方式和文化习俗与中原有很大差异，这种差异在婚姻关系上表现得更为突出。对待婚姻问题，北方游牧民族并不像中原汉族那样有过多的约束，更不像中原那样有严格的礼教思想，所以在婚姻问题上比较自由，这正是张生、崔莺莺个性解放并敢于追求爱情自由、婚姻自主的生活基础。
　　北方从金代到元代经历了一百多年的少数民族统治时期。元杂剧的欣赏者是多年受游牧文化影响的北方汉人以及少数民族。北方游牧民族统治者对意识形态的放松、对儒家伦理道德的轻视，导致了这个时期北方地区儒家礼教的松弛，使人的自由本心得以上升，加之北方游牧民族的文化精神的渗透，使元代社会文化与中原传统的封建伦理道德发生偏离。从对《西厢记诸宫调》、《西厢记》对《莺莺传》的改编上，就能够看到游牧文化精神对文学的影响。正是由于少数民族与汉族的文化交流，尊重个人意愿、感情开始成为人们自觉的追求。由于封建伦理、礼教思想在金元这个特殊的时期受到了进步文学思潮的冲击，西厢记故事才得以通过文人的改编广为流传，并对元后的文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三、西厢记故事变形的影响
　　宋朝以后，统治者逐渐重视工商业发展，大批商人手工业者不再是社会的最底层，而成为中产阶级。工商业的大力发展刺激了第三产业和商业的发展、市民文化阶层的形成，市民文化的需求大幅度提高，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就反映了这种社会局面。元朝时期，科举制度一度停顿，大批文人为了谋生转入散曲杂剧创作行业。汉族文人地位的低下在一定程度上反而造成儒家思想束缚的松懈，形成了通俗文艺形式传播的高峰期。传播观与特定历史阶段、技术及社会秩序模式紧密联系，就出现了仪式观在特定历史阶段变形的微妙现象。从传播仪式观角度来看，《西厢记》故事在传播过程中经历了主题变形、情节变形、传播对象变形和传播方式的变形，建构并维系起符合不同时期价值观念的文化世界。
　　(一)主题的变形
　　《莺莺传》中，莺莺遭到张生遗弃以后，只能自怨自艾，听从命运的摆布，这表现了她思想性格中软弱的一面。她始终未能彻底摆脱社会、出身、教养所加给她的精神桎梏，认为私自恋爱结合是不合法的。始乱之，终弃之的主题不仅侧面抨击了张生的冷漠自私、巧言善变，同时也对崔莺莺不能保持节操的行为予以嘲讽，为封建礼教予以辩护。
　　《西厢记诸宫调》改变了《莺莺传》始乱终弃的根本情节，而以崔莺莺大胆冲破封建礼教、携张生出走、获得团圆为结束，比原作《莺莺传》在主题上有了很大的进步。《西厢记》是我国古典戏剧中以爱情为题材的现实主义杰作，最突出的成就是从根本上改变了《莺莺传》的主题思想和莺莺的悲剧结局，把男女主人公塑造成经过不懈努力冲破封建礼教的束缚并终于得到美满结果的一对青年。这一改动使剧本的反封建倾向更鲜明，突出了愿普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属的主题思想。
　　(二)情节的变形
　　《莺莺传》中，张生是一个冷漠自私、始乱终弃的负心人，而莺莺是一个渴望爱情，受封建思想禁锢较深，在被张生抛弃后自怨自艾的悲剧人物。《莺莺传》刻画的是张生与崔莺莺之间的矛盾冲突，归根到底则是封建礼教思想对人们思想的禁锢。《西厢记诸宫调》中，张生由原来的冷漠自私、始乱终弃，转变为痴情、执着、富有才华但内心又十分软弱的正面形象，崔莺莺的反抗性也得到了进一步增强。《西厢记诸宫调》的冲突也由原来的张生与崔莺莺之间的矛盾变成了张生、崔莺莺与封建家长老妇人之间的矛盾。
　　(三)传播方式和受众的变形
　　《莺莺传》原来是一篇案头小说，传播对象是处于社会上层的具有一定文化素质的文人士大夫。这种传播方式和受众类型决定了《莺莺传》的传播范围注定很有限。诸宫调是一种民间说唱艺术，艺人直接将作品以说唱的形式传播给普通百姓。这种艺术形式一般通俗易懂，很容易被普通百姓接受。董解元用诸宫调的形式传播西厢记故事，加上对原作品的改编，使作品的受众群大大扩展。到了元代，王实甫将西厢记故事改编成戏剧，与诸宫调形式相比，文学性更强，内容更丰富，欣赏性更强，传播效果也更强。王实甫的《西厢记》在当时成为了常演剧目，在元杂剧普及的北方地区非常著名。
　　西厢记从《莺莺传》到王实甫的《西厢记》经过了四个朝代，特殊的时期造就了特殊的价值观和与之对应的文化。传播的仪式观认为传播是一个文化建构的过程，是一个认同强化的过程。西厢记故事主题的变化正是这300 多年社会价值观变化的缩影。价值观发生变化，文化这种作为建构社会的工具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
　　格尔茨引用韦伯的话说，人是悬挂在由他们自己编织的文化之网上的动物。从西厢记故事的传播过程中就可以看到这样一张文化之网，在不同的时期人们用不同的形式编织这张网，又不断赋予它新的意义。西厢记故事就好比这张文化之网，连接着彼此，表达着人们对美好爱情的向往。在封建社会对人们思想高度控制的时期，封建统治者用儒家思想构建了文化社会秩序，不允许与自身价值观不同的文化存在。底层人民对于封建思想不满，并构建起一种追求真善美、追求人性的文化世界。传播的过程就是一个强化、认同的过程，这也正是西厢记故事对后代产生巨大影响的原因。
　　参考文献:
　　［1］詹姆斯W凯瑞． 作为文化的传播:媒介与社会论文集［C］． 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