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马古道的探究基于地方性的民间视角

　　此前笔者曾讨论茶马古道的含义与茶马古道这个概念的学术意义，以《茶马古道的指称与意义》为题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报》，当时因为要满足报纸的篇幅和体例要求，不能展开论说，今以原稿为基础，改写成此文。
　　一、茶马古道的性质
　　《史记西南夷列传》在概述了从川西到滇黔一带的民族分布之后，转入叙述当地的历史与现实：
　　始楚威王时，使将军庄蹻将兵循江上，略巴、（蜀）黔中以西。庄蹻者，故楚庄王苗裔也。蹻至滇池，（地）方三百里，旁平地，肥饶数千里，以兵威定属楚。欲归报，会秦击夺楚巴、黔中郡，道塞不通，因还，以其众王滇，变服，从其俗，以长之。秦时常頞略通五尺道，诸此国颇置吏焉。十余岁，秦灭。及汉兴，皆弃此国而开蜀故徼。巴蜀民或窃出商贾，取其筰马、僰僮、髦牛，以此巴蜀殷富。
　　建元六年，大行王恢击东越，东越杀王郢以报。恢因兵威使番阳令唐蒙风指晓南越。南越食蒙蜀枸酱，蒙问所从来，曰：道西北牂柯，牂柯江广数里，出番禺城下。蒙归至长安，问蜀贾人，贾人曰：独蜀出枸酱，多持窃出市夜郎。夜郎者，临牂柯江，江广百余步，足以行船。南越以财物役属夜郎，西至同师，然亦不能臣使也。蒙乃上书说上曰：南越王黄屋左纛，地东西万余里，名为外臣，实一州主也。今以长沙、豫章往，水道多绝，难行。窃闻夜郎所有精兵，可得十余万，浮船牂柯江，出其不意，此制越一奇也。诚以汉之强，巴蜀之饶，通夜郎道，为置吏，易甚。上许之。乃拜蒙为郎中将，将千人，食重万余人，从巴蜀筰关入，遂见夜郎侯多同。蒙厚赐，喻以威德，约为置吏，使其子为令。夜郎旁小邑皆贪汉缯帛，以为汉道险，终不能有也，乃且听蒙约。
　　及元狩元年，博望侯张骞使大夏来，言居大夏时见蜀布、邛竹杖，使问所从来，曰从东南身毒国，可数千里，得蜀贾人市。或闻邛西可二千里有身毒国。骞因盛言大夏在汉西南，慕中国，患匈奴隔其道，诚通蜀，身毒国道便近，有利无害。于是天子乃令王然于、柏始昌、吕越人等，使间出西夷西，指求身毒国。至滇，滇王尝羌乃留，为求道西十余辈。岁余，皆闭昆明，莫能通身毒国。
　　这三段文字，中间一段讲的是南越道，后一段讲的是蜀身毒道，后者在《史记大宛列传》有更细致的表述：
　　骞曰：臣在大夏时，见邛竹杖、蜀布。问曰：安得此？大夏国人曰：吾贾人往市之身毒。身毒在大夏东南可数千里。其俗土著，大与大夏同，而卑湿暑热云。其人民乘象以战。其国临大水焉。以骞度之，大夏去汉万二千里，居汉西南。今身毒国又居大夏东南数千里，有蜀物，此其去蜀不远矣。今使大夏，从羌中，险，羌人恶之；少北，则为匈奴所得；从蜀宜径，又无寇。天子欣然，以骞言为然，乃令骞因蜀犍为发閒使，四道并出：出駹，出冉，出徙，出邛、僰，皆各行一二千里。其北方闭氐、筰，南方闭巂、昆明。昆明之属无君长，善寇盗，辄杀略汉使，终莫得通。然闻其西可千余里有乘象国，名曰滇越，而蜀贾奸出物者或至焉，于是汉以求大夏道，始通滇国。
　　这些记录都或显或隐地涉及商人或商业，而行为方式窃出奸出在其中几次出现，表明这或许是一种常态：从川西到滇黔一带，经常有民间的商业活动，其详情却不为官方所知，原因在于当时是西汉政府最初接触这一片区域的时候，所以西汉政府自然对民间的交通路线、商业活动的具体情形知之甚少，但更重要的原因则是这些古道是民间活动的结果。
　　如果我们把目光多往后看一看，就会发现这种状况在历史上持续了非常长的时间：晚至清末，中央政府仍然对川藏、滇藏的交通线路知之甚少。例如，陈渠珍（18821952）根据自己在藏区的经历，在1936年写成回忆录《艽野尘梦》，其价值颇高，但是却长期仅仅被当做一本小说，研究西藏、藏族历史文化的人很少引用。
　　所以，商人奸出窃出云云，说明中国西南的古道具有明显的民间性。对此，任乃强先生有个解读：所谓蜀贾奸出物者，谓偷越关徼，避关徼稽征者。字亦作间出物，与上引之使间出西夷西之间字含义相同，谓觅间隙而进。关徼外本无道路，但有间隙可通即赴之也。凡原始民族部落之间，本无通路，但因人民流动，每得造成间隙相通之路。商贾逐利，用之往来，形成流通货物之商道。各国政府因之而推进军事与政治，纳入版图。商路无隙不入。往往商路远达数千、万里，政府尚无所觉。政治军事之推进，落后于商路开通数千年后者多有之蜀贾人市，仅在滇外数百里，为中印间民间市场，固无足怪。
　　此外，上引《史记西南夷列传》提到的五尺道，在今云南省曲靖市一带，《史记正义》说，《括地志》云：五尺道在郎州。颜师古云其处险阸，故道才广五尺。如淳云道广五尺。按照秦朝的制度，车同轨而舆六尺（《史记秦始皇本纪》），在云南所修的五尺道却只有五尺宽，应该是依循当地的地理条件的结果。
　　中国西南区域海拔跨越几千米，各地之间的物产往往具有结构性的互补关系，各地之间的交通则由高山大河形成障碍，并分隔着不同民族族群及其文化，这些因素成为不同地域与社会之间的商业往来的条件，共同塑造了茶马古道的特征：交通的独特性。由于高山大河阻隔，西南各地之间不能使用车辆或舟楫作长途运输，而只能以人力肩挑、背负和或畜力驮运，马帮就是采用这种运输方式的商队。同时，因为各人群、社会之间语言不同、风俗各异，马帮只能采用一站一站接力式的转手贸易形式。
　　西南地区各地之间的这种长途交通与贸易方式，迥异于平原地区、丘陵地区、湖海地区的方式，即一个运输队伍可以一站到底，从商品的出产区直达销售区。
　　茶叶的联结性。高山大河阻隔了不同地域与社会之间的交通，而商品贸易和文化交流则突破着这些阻隔。唐代以来，饮茶成为汉文化的一个象征，中国西部的非汉民族纷纷仿效，茶叶因此从西南和南方的出产区被长途贩运至西部和北部的消费区，而且沿途被消耗，就强化了各地区、各族群民族之间的联系。
　　茶叶的长途贸易激活和串联起各地此前以产盐地为中心的那种局域性古道网络，形成了茶马古道网络。活动的民间性。如前所说，上述的交通、交易往往都是在民间进行的，即使唐宋以来政府主导了大规模的茶叶贸易，也没有彻底改变中国西南及相关区域的社会生活的民间性质，以至直到今天还常常令人有当地山高皇帝远、中央和内地鞭长莫及之叹。
　　下文我将通过分析一个案例，进一步讨论这一民间性。
　　商品承载着文化，一种商品就意味着一种生活方式。交通的独特性、茶叶的联结性、活动的民间性，使茶马古道成为重要的文化传播网络。
　　二、茶马古道的民间记忆
　　近几年来，在滇、川、藏等省区，民间普遍认为，茶马古道之名古已有之。这是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因为事实是这个名称在1991年才出现在文献中。
　　笔者曾经梳理过茶马古道这个概念的历史，简而言之，1988年，木霁弘首先提出茶马之道一名，指称通常所说的滇藏道（从大理、丽江、中甸一线进藏的通道）。1990年夏天，木霁弘、陈保亚、徐涌涛、李旭、王晓松、李林6人徒步考察滇、藏、川接触地带，仍然把历史上的滇藏道称为茶马之道。1991年初，他们把滇藏道改称为茶马古道，这是茶马古道之名面世的最早时间。1992年，陈保亚发表《茶马古道的意义》，6人出版《滇藏川大三角文化探秘》，则是最早的学术研究文献。大概是受到《滇藏川大三角文化探秘》这本书的影响，在茶马古道之名提出后的前10年，很多人都将茶马古道理解为沿着大理、丽江、中甸一线进藏的滇藏道，路上由马帮运输以茶为主的货物。着眼于进出藏区的通道，从四川西部的雅安一带进藏的川藏道很著名，后来有人争辩它应该比上述滇藏道更早也更重要，茶马古道应该包括滇藏道和川藏道。
　　其实，茶叶的出产区不止四川和云南两地，茶叶的消费区也不止西藏一地，滇藏之间和川藏之间的通道都不止一条。前二者是大家所熟知的事实，我们来看交通线路，先举一条清末的材料，杜昌丁《藏行纪程》：滇中领兵都统五哥所部自藏凯旋，蒋公往迎，询塞外风土及途中形势甚详。自中甸进藏有两路：由天竺寨、察木多一路，道宽而远，多夹坝，高山大川，为滇蜀会兵孔道；由卜自立、阿墩子、擦瓦、崩达、洛龙宗一路，高坡峻岭，鸟道羊肠，几非人迹所到，然颇近，五公凯旋所由。遂定走阿墩子。（夹坝，译言贼也。）这里所说的两条由云南进西藏的路线，一条沿金沙江上行，也就是大家常说的所谓滇藏线；另一条沿怒江上行，是杜昌丁等所走的路线。可见清末即知至少有两条由滇入藏的道路。不仅如此，《蛮书》卷2说，今潞江坝一带，往往有吐蕃至赕货易，云此山有路，去赞普牙帐不远，可见还有另一条由云南进西藏的古代通道。另外，从北宋画家范宽（9501032）的代表作品《溪山行旅图》来看，古代西北地区也应该有茶马古道分布。可见，当前流俗只把一两条的滇藏道、川藏道称为茶马古道是不合适的，茶马古道实际上是由很多线路组成的交通网络。
　　茶马古道之名提出后的前10年内，中国内地的经济发展很快，随之出现东部省区和城市人口到边疆地区、少数民族区域旅游的热潮，感受各种既熟悉、又陌生的风光、气候与文化。而云南各地则刻意强调当地与（当代的）汉文化之间的异质性，挖掘当地的历史文化，其中六七十岁的老人在20世纪50年代之前，关于马帮在各地之间走街串寨的生活经历与社会记忆一再被提及，云南将茶马古道当做历史文化资源，积极利用茶马古道来宣传自己，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与此形成对照，在此期间，公开发表的学术论著则几乎对茶马古道未置一词，这种状况在此后10年才逐渐改变。
　　刘弘根据中国知网统计的数据，大致显示了这一情况：简言之，关于茶马古道的学术论著（771种）与关于南方丝绸之路的学术论著（410种）数量还算接近，但普及和宣传读物的数量则有2421种：256种之差，可以想见茶马古道概念在社会大众中的影响力。
　　三、茶马古道的视角与观念
　　中国西南地区是古代华夏文明与印度文明这两大古代文明边缘的一个接触地带（另一个接触地带是中国西北至中亚地区），由于被高山大川所阻隔，因此长期处于低水平发展状态。幸运的是，当地却因此较好地保留了自己的自然生态和民族文化，它们往往为我们显示了人类生活的传统面貌，即更多的是人的行为直接付诸环境，而不是主要借助文化的和或技术的工具作为中介。
　　人类生活的这种传统面貌，正是茶马古道上极为常见的事实，在历史上，它们更多的是大众的而非精英的日常生活。然而，历史是已经过去的所有事实，而我们从书上看到的历史则是精英书写的，大众没有能力写出公共性的历史，他们无法表述自己；他们必须被别人表述。
　　在这个意义上，茶马古道从中国西南本身出发来看待这一区域的历史文化，就是突破这种被表述的身份和地位的一个尝试，在客观上对于传统研究中通行的欧洲中心主义、印度中心主义和或中国的中原中心主义、汉文化中心主义等假设前提具有一种反省和自觉，将看做是平等的、在特定条件下成立的理论。这种反中心主义视角与观念，正好与赵汀阳先生提出的方法论无立场的立场的精神一致。
　　这正是茶马古道概念的学术贡献：茶马古道选择了民间、当地、自我的视角与观念，鼓励从民间、地方和自我出发来认识世界与他者，客观上对欧洲中心主义、印度中心主义、中原中心主义、汉文化中心主义这样的视角与观念构成了挑战。视角的转化意味着新的价值判断与立场选择，茶马古道上的民间性、地方性的生活与经验，正可与这些主义的知识与观念形成有价值的对话，而不是仅仅是解释它们，更不是为了证明它们而削足适履的边角废料。既然茶马古道是一个交通网络，作为网络节点的每一个地方、每一个社会都有权力将自己视为整个网络的中心和出发点，不同主体之间、不同地方之间的互动关系，更值得我们关注。
　　在历史上，伊斯兰教兴起之后阻断了北方丝绸之路上的佛教传播，而这个过程正好就是饮茶风俗向西北地区传播过程，北方丝绸之路的佛教传播路线因此转型成为茶马古道。进入现代，交通技术、设施、工具日新月异，茶马古道和马帮这种传统社会的交通和贸易方式逐渐被边缘化，茶马古道则因为从中国西南和西部当地出发来看待这一区域的历史文化，提供了一个表述西南历史文化的崭新视角，传达了当地人民长期沉淀的经验和记忆，以至于越来越多的地方、越来越多的人都认为这个概念早已有之，如今中国西南和西北的古道，即使像所谓的北方丝绸之路、南方丝绸之路这样赫赫有名的古道，在民间也几乎都已被通过茶马古道而谈论、定义，就像福柯（M。Foucault）《疯癫与文明》引用帕斯卡（B。Pascal，16231662）的一句话所说的：人类必然会疯癫到这种地步，即不疯癫也只是另一种形式的疯癫。
　　四、案例：饮茶风俗从生产区到消费区之间的传播
　　明清以来，中国的精英阶层普遍认为，中国西北边疆的西番和跨洋过海而来的远夷因为以青稞、牛羊肉等为食物，没有茶叶和大黄用于通便就会腹胀而死。这种奇怪的想象，如今已经没有人相信，但当代仍然还有人认为，藏区人民喝茶是为了补充维生素，就可能仅仅是对上述想象的一种科学主义的改写，因为我们并无任何材料可以证明，藏区人民在形成喝茶习俗之前不吃蔬菜、不摄取维生素。
　　与此形成对照的是一种精英立场的偏见，即认为先有茶马贸易、后有茶马古道：茶马古道就是历史上因茶马互市而开辟、随汉藏贸易发展而形成的古老的道路。最近孙华先生又重申了这种主张：茶马古道泛指古代中国西部地区负载中央政府以农区之茶换取牧区之马的专项贸易的道路系统，严格意义的狭义的茶马古道应与茶和马这两种事物都有关。
　　这种看法显然只是从官方、精英的立场来解读汉文献的结果，与茶史不符，理由如下。封演《封氏闻见记》卷6饮茶条的记录，值得仔细解读：茶，早采者为茶，晚采者为茗。《本草》云：止渴，令人不眠。南人好饮之，北人初不多饮。开元中，泰山灵岩寺有降魔师大兴禅教，学禅务于不寐，又不夕食，皆许其饮茶。人自怀挟，到处煮饮，从此转相仿效，遂成风俗。自邹、齐、沧、棣，渐至京邑，城市多开店铺煎茶卖之，不问道俗，投钱取饮。其茶自江、淮而来，舟车相继，所在山积，色额甚多按：此古人亦饮茶耳，但不如今人溺之甚，穷日尽夜，殆成风俗。始自中地，流于塞外。往年回鹘入朝，大驱名马市茶而归，亦足怪焉。
　　这则材料显示了封演所经历的中原一带当时的饮茶状况，最后的按语说往年回鹘入朝，大驱名马市茶而归，亦足怪焉，他为什么会对回鹘人用马换茶这件事情觉得奇怪呢？首先，如果回鹘等西北人群还不嗜好喝茶（至少是养成喝茶的习惯），就不可能会主动用自己的良马换取唐朝的茶叶。一个人群绝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就变得嗜好喝茶或形成喝茶的习惯，所以回鹘人大驱名马，市茶而归，就必定以喝茶的生活方式早已传播到了他们所生活的中原以北和以西的消费区为前提。
　　其次，封演说亦可怪也，表明内地当时的精英阶层对西北民族有喝茶的习惯这一事实还一无所知，因此才会对回鹘人的行为感到奇怪。而这正表明喝茶风俗是通过民间传播的。
　　封演《封氏闻见记》约成书于唐德宗贞元年间（785805年），就在此时期前后不久，唐朝政府开始对茶叶征税和实行贡茶制度、榷茶制度：（1）大概始于唐玄宗天宝年间，贡茶开始成为制度，唐代宗大历五年（770年），政府甚至建立了专门的贡茶院，由官府直接管理，督造贡茶；（2）唐德宗建中三年（782年）九月，唐朝开始征收茶税。唐德宗贞元九年（792年），茶税成为定制；（3）唐文宗太和九年（835年）十月，政府开始实行茶叶专卖，后将政府统购统销改为政府统购、商人经销，仍由政府专卖。从逻辑上说，贡茶、税茶、榷茶反映了民间在此前即已饮茶成风，茶叶的消费、贸易、生产已经非常普遍，而且规模不小，文献实际上也间接透露出了很多痕迹。按照科斯定理（CoaseTheorem），唐朝政府决定征收税茶，必定以决策者认为征税所获得的收益会明显高于征税所花费的成本为前提；唐朝政府对茶叶贸易实行政府专卖制度，必定以决策者认为专卖所获得的收益会明显高于实行专卖所花费的成本为前提。总之，消费区人民需求茶叶在先，中央政府开展茶马贸易在后。认为茶在唐代以前还只是精英阶层推崇而没有在民间普遍流行，这种误解大概缘于过多依赖了对传世的各种汉文文献的表层解读，而没有注意到普通民众一般都不具有识文断字的能力。传世文献很少会直接而具体地写出他们的生活与情感，盖中国史家记载虽然明确丰赡，要为朝廷与贵人之历史。
　　最后再来看一下藏区的早期茶史，关于茶马古道的民间性，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例证。据说《西藏政教史鉴》记载，茶亦自文成公主入藏土也。《西藏政教史鉴》即索南坚赞（13121375）《西藏王统记》，写于1388年（明太祖洪武二十一年），但是笔者在这本书里没有查到茶是文成公主时进入藏区的说法。研究发现，敦煌吐蕃文书涉及方方面面的日常生活，却没有说到茶，表明喝茶的习惯至少在9世纪以前的藏区还没有流传开来，所以茶随文成公主入藏这一说法并不可靠。实际上，比较古汉语和古藏语中茶的名称可见，茶文化大约在东汉至魏晋这一时期就已经从滇川交界地带传进藏区，只是没有文献记载，所以不为我们所知罢了。最近中英考古队在西藏阿里地区发现了距今1800年前的茶叶遗物，支持这一结论。
　　从敦煌文书《茶酒书》《二娘子家書》等可见，藏区人民可能要晚到五代时期（907979年）才形成喝茶的风俗，时间已经在藏族人民知道茶这种东西大约1000年之后。这个例子足以说明，一个社会形成喝茶的风俗是民间的一个长期的过程，就像四川在西汉末期就已经有茶叶交易、南方汉族人民至少在魏晋时期就已经有喝茶的风俗，但北方汉族精英人群要晚到唐代中后期才开始流行喝茶一样。
　　致谢：本文的很多想法得益于多年来与陈保亚教授、木霁弘教授的讨论，本文的写作得到了大理汉藏语言文化研究所的支持。谨此一并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