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汉代公羊家对政治善的哲学思考

　　哲学作为对存在问题的思考，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有不同的表现。在中国古代，经学的思维方式是一种独特的哲学思考，其以原道、征圣、宗经为表征，颇具特色。汉代公羊家充分运用这种思维方式来进行政治论证：王化孔子，托孔为王；文化实史，托鲁为王；经化文史，托经为王。这种假托的主旨是对现实生活中的政治行为进行道德诊断，借以阐发政治的应然之理。孔子素王之素，《春秋》当新王之新，托王于鲁之托，无不渗透着公羊家对政治的善与善的政治的独特思考。
　　一、以原道、征圣、宗经为表征的经学思维方式
　　梁朝刘勰作《文心雕龙》，前三篇取名原道、征圣、宗经，这三个词实可用来概括传统的经学思维方式。刘勰在《原道》中论道：爰自风姓暨于孔氏，玄圣创典，素王述训；莫不原道心以敷章，研神理而设教。取象乎河洛，问数乎蓍龟，观天文以极变，察人文以成化；然后能经纬区宇，弥纶彝宪，发挥事业，彪炳辞义。故知：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旁通而无滞，日用而不匮。这段论文的本质的话指明了圣文道三者的关系，即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自然之道并不能言，需要圣人去把握，并形成文字供后人研习，而圣人通过作文揭示自然道理。这种把握世界的方式就是一种经学思维方式，即认为人的思维离不开经，而经得以文为载体，文实以道为心，因此要知道就必须宗经。由于玄圣创典，素王述训，宗经还须征圣与征王。
　　二、以王化、文化、经化为表征的政治哲学思考
　　以原道、征圣、宗经为表征的经学思维方式，在本质上是中国形态的哲学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表现在对政治的哲学思考上，自然要和古代政治最重要的主题词王结合在一起。就征圣而言，公羊家不仅继续圣化孔子，而且还王化孔子，托孔为王，以孔子为素王；就宗经而言，公羊家以为孔子借史作经，经化文史，托经为王，以《春秋》当新王；就原道而言，公羊家为了探求历史应然之道，文化实史，托鲁为王。托圣人为王、托经书为王、托诸侯为王，三者既有区别，又本质一致，目的是要追寻王道大一统政治秩序。托圣人为王的微言大义就是把孔子当做王者的化身，托经书为王的微言大义就是把《春秋》当做王制的化身，托鲁公为王的微言大义就是把鲁国当做王国的化身。这样，王者在王国立王制行王道就是再也自然不过的事了。
　　1。王化孔子，托孔为王
　　众所周知，历史上的真孔子周游列国，不为所用，惶惶如丧家狗，更谈不上当过王。孔子一生好德崇德，修成了一个有德者，当时有人称其为圣人，但孔子谦虚，并不以圣人自许，并自道身份鄙贱。按《中庸》所载，孔子曾说：舜其大孝也与？德为圣人，尊为天子，富有四海之内。宗庙飨之，子孙保之。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禄，必得其名，必得其寿。故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笃焉。故栽者培之，倾者覆之。诗曰：嘉乐君子，宪宪令德。宜民宜人，受禄于天。保佑命之，自天申之。故大德者必受命。在孔子心目中，历史是公平的，大德必得其位者除了舜之外，尧、禹、汤、文、武等是代表。可是，在历史上，也有另外，周公有大德却没有王位，但周公是幸运的，摄过政，辅佐武王文王，制礼作乐，成文武之德，做了王煮该做的事。周公即便不是实王，也是文王，即作为王文化代表的王。
　　2。文化实史，托鲁为王
　　历史有两种：一种是客观的实史，一种是主观的文史。客观的实史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是就是，不是就不是；主观的文史渗透了作者的价值命意与人文理想，应该是，但事实未必是，且事实常有不是。公羊家面对着一部春秋实史，而且还面对着一部《春秋》文史。按照孟子关于孔子作《春秋》的论述，孔子带罪行天子之事，是要写一部有血有肉的实史，告诉人们历史的来龙去脉吗？显然不是，孔子简化春秋实史而写像断烂朝报式的《春秋》文史，只不过是要借用这部性与暴力的实史，来作一部含有微言大义的文史，并表达自己的文心：一方面批判历史，并确立批判历史的道德标准；另一方面展望历史，并提出创造历史的政治构想。孟子所谓其义则丘窃取之，公羊寿所写拨乱世，反诸正，制《春秋》之义以俟后圣，都是表达文化实史这个理念。
　　三、以察微、道义、褒贬为表征的政治伦理特性
　　从上面的分析可知，公羊家对《春秋》文本有独特的认识，认为孔子作《春秋》不过是假托历史以使空言博切深明。不管托人、托书，还是托事，托就表明不能将自己对历史行为、政治行为、道德行为等的认识停留在表象上，而要深人表象考察背后隐藏的微妙的东西，把握事物的根本。因此，在认识《春秋》文本的假托性之后，其运思就必须指向察微，而微之所在，就是寄托在《春秋》文本中的道义，而义就是孔子制定的政治伦理法则，是进行政治伦理批判的根据。一言以蔽之，察微就是察孔子如何道义与褒贬。察微、道义、褒贬三者合为一体，充分体现了公羊家政治思考的伦理特性，即借用史实表象看本质，探求政治伦理的根本原则，批判政治道德实然。在《春秋》文本中察微，《春秋》笔法最重要，必须考察孔子的书写技巧；在《春秋》史实中察微，必须善于看到历史成败背后的政治道德原则，即微言大义。两者虽然有区别，有侧重，但事实上在察的过程中是融为一体的。
　　汉代公羊家从素王孔子一带罪作《春秋》一制义立法一拨乱反正一救时补弊一改制维新一路思考过来，通过突出假托性（假天、托始、借史、用讳、新王）、批判性（批判政治人物、品论政治历史、清议政治时事）、理想性（王道一统政治乌托邦、行权合道泛道德主义、春秋新王历史希望论、正本慎始价值纯正性）、当下性（认同实与、赞许行权、关注时统、推行改元）以及在实际政治生活中的实践性（解决政治问题、进行政治决策、推行政治改革、指导政治实践），按照历史应然、政治应然、道德应然的要求阐发非常异义可怪之论，最终主张独尊孔子学说和儒家思想，并以儒家思想为核心整合其他学派思想资源，建构一套以王道大一统为核心的政治哲学，解决政道与治道等一系列问题，形成宗教、政治、教化为一体的政治文化，这样一个逻辑，确实凸显了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经学化思维及其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