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二十世纪汉语诗歌的艺术转变

　　内容提要：本文从中国新诗的诞生与八十多年来几次大的转变中，勘察现代汉语艺术建构的境遇。文章认为，新诗发展的成果，主要表现在现代隐喻结构的形成诗意语言对灵魂和生命的家园的抵达；而对新诗体形式的一再误读，则酿成了世纪的缺憾。新诗的现代汉语言艺术的成熟，必将由新世纪诗人去实践和收获。
　　20世纪汉语诗歌发生了重大变化，新诗即是执意区别于旧诗的特定概念。但，新诗的特征是什么？新诗与旧诗有哪些联系？什么是新诗传统？却是困扰我们的诗学问题。
　　古典诗歌经过两千余年才完成了自身的演变过程。新诗拥有举世瞩目的古典诗歌的雄厚基础，本当可以取得比较满意的生长周期，但新诗由于在与旧诗的决裂中诞生，带有先天贫血，加之历经困扰，因而延缓了本世纪新诗的发展过程。然而作为一种新生诗体，又总是以潜在的生命力，寻找一切复苏和健全自身的机遇。伴随着每一次对新诗的重新认知和艺术建设，都有利于新诗向现代汉语诗歌方面的艺术转变。
　　本文运用汉语诗歌的概念，旨在切入百年来中国新诗发展的基本规律，追寻新诗的汉语言艺术的本性。
　　一、新诗的猝然实现：中国诗歌的自由精神的张扬与汉语诗意的流失
　　几乎在一张白纸上诞生了新诗，一切都回到了小孩学步的幼稚状态。诗该怎样做呢？胡适自己也说不清楚。所谓变得很自由的新诗，有甚么话，说什么话，话怎么说，就怎么说，虽在提倡很自由地说真话，写口语，却没有划清诗与文的界限。胡适提出关于新诗体节的自然节奏、自然和谐，也因宽泛而难以作诗的把握，当时诗坛处于茫然无措之中。有趣的是，变革家们虽然执意要推倒旧诗，但写起诗来却总还带着缠脚时代的血腥气（胡适），脱不了古体词曲的痕迹。只是光顾得模仿古典诗词的意味音节去保持诗样，却忽视和丢掉了诗意空间建构的方式，致使专说大白话，诗味匮乏。俞平伯试验用旧诗的境界表现新意。他曾作切肤之谈：白话诗的难处，正在他的自由上面，是在诗上面，白话诗与白话的分别，骨子里是有的。刘半农得力于语言学家的修养，他驾御口语的能力、大胆的歌谣体尝试、及其重造新韵、增加无韵诗、增多诗体等主张，对于草创期诗歌的转型、特别是新诗体建设，具有倡导性意义。
　　胡适等先行者在一片荒芜中矗立起新诗的旗帜，难免显得创造力的贫乏，便不得不从西方诗歌中汲取灵感。伴随20年代始，郭沫若的诗集《女神》出现在诗坛，意味着新诗的长进。与其说是从西方闯入的女神，不如说是五四时代呼唤的女神。郭沫若从西方浪漫主义诗歌中汲取了诗情，在感应和效法美国诗人惠特曼那种摆脱一切旧套的博大诗风中，把自由体连同西方现代诗歌惯用的隐喻和象征的诗意方式一起引进来了。这就增强了自由的新诗的形式内涵，弥补了草创期新诗的不足，具备唱出五四时代最强音的可能。郭沫若感到个人的郁结民族的郁结，在这时找到了喷火口，也找出了喷火的方式。那种天狗式的绝唱，凤凰涅似的再生，炉中煤燃烧般的感情一个个形象感人的博大隐喻，凸现着思想解放和人的觉醒的狂飙突进的五四时代精神。郭沫若可称为中国的雪莱，是自然的宠子，泛神论的信者，革命思想的健儿，将诗视为自己的自由的生命。然而抒情的文字便不采诗形，诗人任其情感随意遣发，无拘无束，让自由精神之马冲破了一切已成的形式，越出了诗的疆界，导致诗体语言的失范、粗糙，散漫无纪。郭沫若对裸体美人的比喻，不尽妥贴。因为裸体美人本身首先是人体美的展示，而不采诗形，岂不丧失了诗美传达的媒体？
　　新诗自由体的匆匆登场，决定了汉语诗歌的命运。可以说，五四诗体解放并不属于自觉的文体革命。但诗国革命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突破口，却实现了文学思想的解放和转变。先驱们致力于使诗和文学从森严壁垒、保守僵化的封建意识王国里突围，回到人性复苏、个性解放、人格独立的现代精神家园中来。新造的葡萄酒泉不能盛在那旧了的衣囊我为容受你们的新热、新光，要去创造个新鲜的太阳！（《女神之再生》）郭沫若对新诗的贡献，不在于引进自由体，而在为高扬新诗的自由精神创造了现代隐喻的诗意方式，这个新鲜的太阳，揭开了20世纪诗歌的黎明的天空，使汉语诗歌进入了现代精神的家园。
　　作为舶来品的自由体，如何植根于中国诗苑？回答很简单：要契入中国诗体艺术，成为现代汉语诗歌的自由体。郭沫若的大多数自由体诗是激发型的，伴随五四浪潮而起落，缺乏汉语诗性语言那种不可磨灭的光芒。五四以后，他明显重视了汉语诗歌的音节和外在的韵律，甚至趋向半格律体创作，出现了《天上的市街》、爱情诗集《瓶》中的《莺之歌》等具有汉语特色的作品。但后来多数篇什已经意味着他的诗力不足而失去了艺术探索的能力。
　　旧诗体在五四诗体解放的大潮中并未消亡，反而更具个人化写作的性质。郁达夫一方面肯定和称赞新诗完全脱离旧诗的羁绊自《女神》始，一方面又有对诗国的眷恋，表现了运用旧诗体创作的兴趣和才情。他和田汉形成与郭沫若之间新旧体诗互比互补的创造景观。这一典型个案，构成了第一次汉语诗歌转变的窘迫情境。
　　二、从模仿到融化：二三十年代形成汉语诗歌艺术转变的契机
　　任何民族的新旧语言文化之间有着不可割断的内在联系。新诗与母体的隔膜是暂时的，终究要返回对母体的追认，不过历经了一个浪迹天涯的过程。
　　中国新诗的贫血症，以西法治疗滋补，尽管不能治本，但也会活血强身，拓宽视野。中国自文学革新后，诗界百无禁忌，是诗人敢于试验和探索的年代。走出国门与留在国内的诗界有识之士，纷纷向西方现代派诗歌寻找新诗的出路，20年代中国新诗形成了全方位的开放态势。尤其是象征主义诗歌艺术那种富有内含力和迷离色彩的诗意方式，似乎成了拯救新诗的灵验秘方。这一时期新诗明显向内在、含蓄、浑沌方面转变，虽未很快转化为汉语诗歌自身的特色，乃至是一种模仿或复制，然而，新诗即使充当西方现代诗歌的拿来文本，也会给汉语诗歌带来新异感，进而反观自身，达到对异质语言艺术的汲取和融化，激活现代汉语诗歌文本。
　　二三十年代诗人并未普遍形成明确的现代汉诗意识，即使突入融化的创作状态，也并不意味有了实现汉诗转变的艺术自觉。我们只能从各路诗家勇于求索、自由发展的扑朔迷离的态势中，去辨析和描述新诗向现代汉语诗歌方面转化和发展的轨迹。
　　在新月派的新格律试验中，朱湘的作品在一定程度上体现着现代汉诗的特色。这位对西方诗体和诗律学研究颇深的诗人，具有鲜明的民族语言意识，自觉发掘古典词曲和民歌的形式结构的美。如《采莲曲》，即是从六朝骈散和江南民歌中脱出来的。《摇篮曲》、《催妆曲》、《春风》、《月游》等，是将英国近代格律体、歌谣体与我国民歌民谣相融合而创造出的歌谣体，音节流转起伏，韵律回荡优美，并构成整体匀称的方块字排列的形式美（建筑美）。如何增大新格律的汉语诗意空间？仍处于探索之中。如果说徐志摩的《再别康桥》创造了人类自由性灵所依恋的康桥世界这一意味弥深的音乐境界；那么朱湘的《有一座坟墓》、《废园》等篇什，则在对某种情绪和灵魂的深度显示中造成了较大张力的诗意场。这对于汉诗传统形式的开拓作出了独特的贡献。新月派作为第一次一伙人聚集起来诚心诚意的试验作新诗，客观上沟通了诗人对新诗汉语艺术形式的重视，影响了一代人的创作。30年代中期，林庚的四行诗、九行诗、对诗行、节奏和口语化的追求，也体现了现代汉语特点，有人称为现代绝句。
　　十四行诗（Sonnet），作为从西方引进的特殊的格律体，为不少诗人所喜欢、试验着写过。但真正能够切入现代汉语的音节和诗意的方式、试验出色者，当数早年加盟沉钟社的冯至。他的《十四行集》，并不严格遵守十四行的传统格律，主要利用十四行体结构上的特点，适当融入古典汉语诗词格律的有益成分，旨在追求现代汉语的音节和语调的自然，体现了浓郁婉转的东方抒情风格。在诗意表达上，虽明显受里尔克的影响，却完全从自身的艺术体验出发，以精妙含蓄的汉语，抒写内心真实。冯至的十四行诗，不是一般的移植和仿造，而是不同诗歌语言之间的转化，是对西方十四行的一种变奏体。
　　再一种是从诗意结构切入，运作现代汉语诗歌的象征艺术表现。象征诗派与新月诗派大体上是平行发展的。从李金发最早以诗怪出现在诗坛，到戴望舒被称为中国的雨巷诗人，表明象征派诗的演变，以汉语诗意质素的增长为标志。李金发的诗，既是异端，又是垫脚石。异端相对于传统而言，带有革命性意味。李金发诗的深层的内心体验的个人象征意象，以几分生涩而又十分耐味的神秘感，浑沌感深度感，显示了突破传统象征、给个体生命内涵赋形的可能。然而这与现代汉语诗歌还相距甚远，仅是汉语诗歌转化中的特有场景。戴望舒、卞之琳正是在这一场景中推动了象征派诗的汉语化进程。他们不是照搬波德莱尔、魏尔伦、叶芝、里尔克这些象征派、现代派大师，而是着眼于寻找西方诗与汉语诗的艺术契合点，做‘化古与化欧’结合的创造性转化的工作。卞之琳甚至认为戴望舒开始写诗，是对徐志摩、闻一多等诗风的一种反响。他这种诗，倾向于侧重西方诗风的吸取倒过来为侧重中国旧诗风的继承瑏瑣。戴望舒的前期代表作《雨巷》，将法国早期象征派诗人魏尔伦追求语言的音乐性、意象的朦胧性与我国晚唐的婉约词风相融合，使中国旧诗风发生了现代意义上的创造性转化。《雨巷》的现代汉语意味，不仅表现在雨巷这一富有民族情结和充满汉语诗意的象征体的朦胧美，还突出体现了以诗人情绪为内在结构的现代汉语音节的韵律美，叶圣陶称赞《雨巷》替新诗的音节开了一个新的纪元瑏瑤。诗人注重汉语音节，并不影响内心开拓及诗意发掘，因为音节安排服从并巧妙融入象征的诗意方式之中。卞之琳将中国古典诗歌的含蓄与西方象征主义诗歌语言的亲切和暗示、中国传统的意境与西方的戏剧性处境、戏拟相沟通和融合，形成了汉语诗歌的独特而富有表现力的现代口语方式，具有行云流水式的音韵节奏的效果，和具有深层象征蕴涵的诗境建构方式。诗的口语化叙述方式的戏剧化、非个人化倾向，决定了诗中的我、你、他（她）互换的特点，有利于达成曲径通幽的诗意传达和多方位、多层次的诗意结构空间。这即是卞之琳诗歌的现代汉语的智性结构和深邃的哲学境界。
　　象征派诗歌艺术对于丰富新诗的艺术表现力，拓深意境，实现汉语诗歌的现代化进程，具有重要的艺术实践意义。在后来民族救亡和长期战争的背景下，多数诗人转向爱憎分明的激情歌唱。但臧克家的《老马》、艾青的《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等优秀诗篇，仍以象征性而显示出不同凡响的艺术力量。
　　对新诗的现代汉语形式的创造和探索，未能成为后来诗人们的自觉。甚至戴望舒后来受法国后期象征派诗的影响，也在追求诗的情绪自由表达和口语化中，失去了汉语音律的节制和用语凝炼。30年代后期有论者明确提出：假如是诗，无论用什么形式写出来都是诗；假如不是诗，无论用什么形式写出来都不是诗。口语是最散文的，很美的散文就是诗，因而提倡诗的散文美瑏瑥。这实质上是郭沫若自由体诗风的延续。当时萧
　　三、李广田等曾对新诗形式的欧化倾向、散文化风气提出过批评，但对新诗的完美的形式的具体建构也说不清楚。40年代在诗歌大众化的理论下，民歌体诗盛行，由于诗人的感情定势、缺乏汉语意象营造的深层结构而流于诗意肤浅。
　　三、五六十年代海峡一隅风景看好汉语诗歌转变的延续
　　当50年代中后期左的政治笼罩诗坛，大陆诗人的内心真实封闭起来，失去了自由的歌喉，海峡彼岸却异军突起。从现代、蓝星、创世纪等诗社的兴衰沉浮中，可以窥视台湾现代诗歌对母语的回归和探寻。这些诗人大都是从大陆抵达台湾，其中纪弦、覃子豪、钟鼎文等本来就是三四十年代的现代派诗人。纪弦以笔名路易士活跃于诗坛，并与戴望舒创办《新诗》月刊，1953年在台湾创办《现代诗》，继续倡导和发展现代派诗。他提出新诗乃横的移植，而非纵的继承的西化主张，瑏瑦对于输入西方现代主义诗歌流派的观念和技巧，打破台湾威权政治禁锢文艺的僵化局面，使诗人获得创作自由，发生了重要作用，但由于背离了民族文化的传统，理当受到覃子豪等诗人的批评。在西方文化无遮拦地进入台湾的特殊文化环境中，骨子里有着炎黄语言文化意识的台湾诗人，在西方现代主义诗潮与中国古典诗歌、现代诗歌传统的撞击中站稳脚跟，探寻现代汉语诗歌的艺术轨迹。这就使汉语诗歌的艺术转变并未因为大陆的政治运动而中断，新诗在海峡一隅获得了生存环境和艺术发展。
　　在中国当代诗歌发展史上，台湾诗歌不单填补了文革期间诗苑的空白，同时也最早进入与西方诗歌对话，在处于新诗发展的前沿充当了承上启下的角色。倘若对这一特殊角色的重要性缺乏认识，就会疏忽汉语诗歌转变的内在逻辑。台湾五六十年代诗歌在变动的多元格局中呈现着生机，运用现代技巧进行自由的精神创造，已成为诗坛风尚。所谓台湾新诗长达近二十年的论战，表面上看是围绕传统的离心力与向心力之间的冲突，实质上离心力也受着传统之力的制约。创世纪诗社以新民族之诗型为要旨，他们虽像游向大海的鱼，因对新异感的热恋而表现了对传统的远离，但飘泊的游子最终心系本土的语言和诗歌艺术。从洛夫的《石室之死亡》（1965年）到《魔歌》（1974年），就是这一过程的深刻体现。台湾现代派诗歌的探索免不了带有试验性，但实现汉语诗歌转变需要在充满探险精神的试验中实现，关键在于这种试验能否催促汉语诗歌艺术特征的形成和成熟。那种无根的试验，必然带来诗歌的失血，并因飘泊无依而生命孱弱。
　　台湾诗人深受艾略特等20世纪现代诗人的口语叙述的影响，形成了自由舒展的口语化诗风，与戴望舒、卞之琳的现代诗风一脉相承。现代汉语自由体诗的口语化，是一个动态的诗学概念，不仅使诗性言说处于不断变化的时代语境之中，同时还能注入和激活诗的现代汉语的质素和精神，消解新诗创作中挥之不去的译诗化印记或模仿痕迹。
　　艾略特曾称现代最佳的抒情诗都是戏剧性的。我们已有卞之琳把戏剧性处境、戏拟的方式运用于诗创作中的成功经验。曾专修过戏、演过戏的痖弦，擅于把戏剧性化为诗的因素，活用为一种睿智机巧的口语叙述方式。在痖弦的诗中，这种戏剧性表现又自然融汇于民谣写实的诗风之中，形成了诗人的自然淳朴而又谐谑或嘲讽的现代口语抒情腔调。诗的戏剧性，旨在构成诗意的效果。譬如《乞丐》，诗人进入乞丐的体验角色，充当叙述者，又是被叙述者。叙述口语，既具有浓厚的民谣腔调，又是充满戏剧性氛围的诗性表现。于俗常的喜剧调侃中构成讽喻人生的无奈和悲剧的深刻意味。痖弦独特的叙述口语方式，表面上通俗轻松，且带有一种甜味，而骨子里却是深沉的，包含着传统的忧苦精神。
　　新民族之诗型揭示了汉语诗歌艺术的内涵：其一，艺术的，非理性之阐发，亦非纯情绪的直陈，而是意象之表现。主张形象第一，意境至上。其二，中国风的，东方味的运用中国文学之特异性，以表现出东方民族生活之特有情趣。瑏瑧中国自由体的口语化离不开新诗的汉语艺术传统，不可不发挥汉语意象、意境和东方味的优势。应该说，余光中、郑愁予等诗人的新古典探索，比创世纪诗人更明显地表现了发扬汉语诗歌传统的艺术自觉。早期作为现代派的余光中，60年代诗风回归传统；郑愁予被公认为台湾诗坛最富有传统精神的现代诗人。他们致力于汉语诗歌的美丽意象和音韵流风的捕捉，把握汉语字词组合和修辞的特有魅力。譬如：一把古老的水手刀被离别磨亮（郑愁予《水手刀》），小时候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余光中《乡愁》），像这种现代口语的抒情诗句，因意义的敛聚而富有凝重感和艺术生命情趣。新古典重视诗的音乐性的传统，将古典诗词的声韵音色的美融于现代口语的自然韵律之中。余光中批评某些现代诗读起来不是哑，便是吵，或者口吃的现象，认为艺术之中并无自由，至少更确实地说，并无未经锻炼的自由。瑏瑨现代诗人不是着眼于字面的抑扬顿挫，而是以文字来表现情绪的和谐，以现代人的感觉和情绪融入诗的音节和节奏，情绪的起伏跌宕构成诗的韵律。余光中的《等你，在雨中》、《三生石》等，近乎新格律的独创形式，构成了内在情绪与口语音节的高度融一。
　　实现古典诗词艺术向现代汉语诗歌转化的难度在于向内心的突入，对现代口语的诗性表现功能和审美趣味的开拓。洛夫在跟语言的搏斗中寻求真我口语意象。他在诗集《无岸之河自序》（1970年）中宣称这辑诗最大的特征，是尽可能放弃‘文学的语言’，大量采用‘生活的语言’。这既避免了诗的语句的枯涩含混、意象的游离不定，同时诗意也不致僵死在固体的语义中。当然，生活口语以实用的传达为目的，诗的语言乃是表达，是一种审美形式。洛夫多年来从西方超现实主义的诗与中国悟性的禅的相通中寻求口语意象的内涵力和形而上的本质。超现实主义的自动语言与禅的拈花微笑，有惊人的相似之处。超现实主义诗人认为，只有放弃对语言的控制，真我和真诗才能摆脱虚假浮出水面；禅宗主张不立文字，以避免受理性的控制而无法回归人的自性。可见自动语言与拈花微笑都是企图表现潜意识的真实。洛夫采用这种表现方式的合理因素，克服了自动语言反逻辑语法的倾向。他着眼于禅的悟性与超现实主义的心灵感通的契合点，发挥不涉理路、不落言筌而又含有无穷之意趣的审美效果。洛夫主张的约制超现实主义，更融入了现代精神和技巧，使它形成一种具有新的美学内涵的现代汉语方式，这种语言方式不是工具，而是把握自我存在和人类经验的本身，而且又不断改变平常习惯语言的意义。这在《魔歌》中已得以引证。
　　尽管还不能说台湾诗坛已经产生成熟的现代汉语诗歌文本，但六七十年代台湾现代诗寻求回归和再造传统的艺术经验，却也呈现出现代汉语诗歌的艺术建设的动人景观。
　　四、新时期现代汉语诗歌的本质特征的形成，对新诗体形式再度误读还是着力探寻？
　　新时期诗歌变革与世纪初诗体解放一样，侧重于思想精神的解放，而非自觉的诗歌艺术革命，然而也是背负着大半个世纪的新诗经验而进入新鲜广阔的世界。中国古典与现代、西方现代与后现代、台湾40年各种诗歌艺术和诗潮，纷至沓来，构成新时期诗歌丰富复杂、迷离激荡的背景，这酝酿了一场根本性的艺术转变新诗由充当工具回归精神家园。这不是简单的回复，而是在诗的现代化意义上的抵达。世纪初诗体解放属于语言形式本身的变化，是通过思想解放而达到诗体语言的解放（自由）。新时期诗歌语言由充当政治工具的角色，转变为灵魂和生命的存在（栖所），是作为载体、媒介的诗歌语言发生了根本性质的变化，是通过思想解放回归诗的本质意义上的本体。具体表现为诗人由代言人向个人化写作的转型、由对社会、人生的咏叹到生命体验的突入，诗性言说由大一统格局向多元方式的转型、由传统的抒情向抒情与叙述的分延。从而大大拓展了诗性表现的领域，形成现代汉语诗歌超越传统诗歌的本质特征。
　　七八十年代之交，当一批老诗人以传统的抒情方式唱着归来者的歌，朦胧诗崛起，揭开了个人化的抒情的序曲。朦胧诗人开始因个人化的抒情及新的艺术手段带给诗坛陌生感，反映了四五十年代以来形成的充当人民的代言人的我与诗人个人的我之间的反差。而消除这种差距，意味着诗人找回丢失的自我，返回内心体验的真实。朦胧诗的个人化抒情，并非孤立的现象，是在对左的政治和传统思想文化的批判中所表现出的个性自由精神和崭新的理想主义的光辉，显示了新时期中国人的心灵的苏醒，是对五四新诗的现代传统精神的张扬。在艺术上，与中国三四十年代的现代主义诗歌相衔接。特别是戴望舒诗歌讲究旋律和意象的朦胧美，穆旦诗歌的凝重和现代知性充沛坚厚的主体精神，对舒婷、北岛等朦胧诗人发生了积极的影响或心灵感应。诗人的群体意识与代言人，是有着明显界限的不同概念。个人化抒情并不排斥诗人切入社会和人生的群体意识倾向。如牛汉的《华南虎》、《梦游》，曾卓的《悬崖边的树》、《有赠》，邵燕祥的《五十弦》等，总是以强烈深厚的个人情感的诗性抒发，表现了对社会和人生感受的普遍经验的凝聚力。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一样要遵循个人化的抒情。只是体验的角度不同。新时期诗坛的李瑛现象，可以视为现实主义诗人的个人化抒情的艺术实现的反映。这位随同共和国的步伐走过半个世纪的创作生涯的诗人，从80年代后期起，抒情主体发生了由战士的身份、人民的代言人到诗人个人化的剧变。李瑛诗歌创作从此走出了不少老诗人走不出的困惑。诗人自我意识的强化，并未改变对人民关怀的初衷，从李瑛诗歌的穿透时空的广漠深邃的生命世界中，仍然带有凝重的历史感、沧桑感。当朦胧诗沉沦之际，却是李瑛、老乡、曲有源、姚振函等新现实主义诗歌兴起之时，这说明个人化抒情已成为新的抒情传统。它不会因为新潮迭起而被另一种语言方式所代替。辛笛、陈敬容、杜运燮、郑敏等现代诗人，当年就是以个人化抒情而步入诗坛，历经半个多世纪而不衰。朦胧诗的沉浮，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社会环境的变化和发展，朦胧诗人又不能调整自己，确立新的正面现实的勇气和位置，势必使诗丧失了原先的震惊效应。倒是舒婷抒写爱情、杨炼吟咏历史等诗篇，留下了较长的回音。朦胧诗的批判精神和个人化抒情的风格，不会过时。朦胧诗对新诗体虽然没有多大突破和创造，但在意象营造中充满才情和奇想的隐喻方式，具体清晰而整体朦胧的特征，仍是对新诗的汉语艺术特性的发挥和创新。我们不能认同朦胧诗仍是以西方诗歌为原型的汉诗的说法，瑏瑩至今尚未发现朦胧诗中有模仿西方诗歌的迹象，这在中国现代主义诗歌中尚属罕见。从朦胧诗中仍有名句传世这一事实，也能说明这些篇什已经具备现代汉语诗体形式的某种特征。朦胧诗之后，海子、昌耀、西川等将朦胧诗的个人化抒情传统继往开来。他们远离社会中心，避开尘嚣，为世纪的落日铸型，在寂寞的荒原上建构心灵语言的栖所，展示承受人类苦难的灵魂。
　　诗如何表现现代中国人的真实存在，表现生存体验的原生态？是80年代后期提出的重要诗学命题。在后新诗潮兴起与海峡两岸发生诗艺交流的背景下，出现了口语化叙述的诗风。这种客观陈述的诗性言说，直接进入生命存在，表现生命的脉息，敲击存在的真髓，更能显现诗歌语言的真实和本色，消解了传统抒情中容易出现的浮夸和矫饰。后新诗潮对诗风起于生命之流，及其向适应这一新的表现领域的客观陈述的转型，起了启动和推动作用，而在叙述方式上则带有随意性、翻译性语感化的倾向，消减了诗的形式价值。特别是有些青年诗人的才华浪费在对不可知的生命内部的探索。当后新诗潮匆忙演绎西方诗的后现代时，台湾那脉口语化叙述的诗风，由于历经了由模仿西方回到探寻民族语言本性的过程，则以初步入乎现代汉语诗歌的语言姿势，影响了大陆诗歌的语言转型。林染、冯杰等一批中青年诗人对台岛诗风很快产生感应，潜心于自身生存环境的体验，凸现诗的生命意象的民族审美特征和本土气息。90年代新潮诗人也开始自我调整，正面现实人生和社会历史。如同属对女人的爱情体验，翟永明的《十四首素歌》，与被称为黑洞意识的《女人》组诗明显不同，诗人从社会现实的大环境中探测黑洞，表现了对母女两代人的爱情悲剧的痛苦体验的深度。一种诗风并不单单因为起于新潮而盛行，还在于它是否拥有自己的大地和天空，拥有母语的力量。
　　一种新的诗风的流行，可能意味诗的新变和发展，但并不表明诗的成熟。90年代诗歌因赶风、随风而导致大面积仿制、复制的现象，乃至使叙述口语变为诗人圈里的行话，造成诗歌语言的飘浮或套式。所谓口语也成了读者难懂的咒语。新诗的语言形式，成了20世纪尚未很好解决的遗留问题。
　　不管是口语化叙述还是个人化抒情，都只是作为一种诗性言说的方式，具有传达现代汉语诗歌的本质意味的可能，但建构相应的语言形式，却是需要反复琢磨、独具匠心的智性创造的艺术过程。新生代诗人以现代汉诗自诩，但又很少有人重视对现代汉语诗体的探寻。他们以胡适的《尝试集》也是从一种语言方式向另一种语言方式的演化作引证瑐瑠，以在一张白纸上标新立异为荣，认同世纪初把自由体误读为无拘无束、散漫无纪。这似乎成了中国诗歌变革的劣根性表现。至于还抱着左的新诗传统，九斤老太式地数落新时期诗歌的论者，却也不讲诗的语言形式，在他们看来完全是内容决定形式。只有那种饱经诗坛必要忧患而又长于艺术涅的诗人，终究悟出现代汉语诗歌的真正含义；只有那种操守纯正的诗歌艺术、走着自己寂寞的路的诗人，懂得要写什么样的诗。真正优秀的诗篇，总是离不开汉语艺术的独到、精当、奇妙和高超的表现力而动人传世。
　　正如世纪初诗体革命而引起二三十年代的新诗建设，新时期诗歌的本质意义的回归，必然也伴随对诗的语言形式的探寻。新诗的现代汉语言艺术的成熟，必将由新世纪诗人去收获。
　　注释：
　　参见胡适《谈新诗》，《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第294311页
　　俞平伯《社会上对于新诗的各种心理观》，《新潮》2卷1号。
　　刘半农《我之文学改良观》《新青年》3卷3号。郭沫若《凤凰序我的诗》，重庆明天出版社1944年6月版。
　　郭沫若《雪莱的诗小序》《创造季刊》1卷4期。
　　11。闻一多《诗的格律》，《晨报副刊诗镌》7号。瑏瑢朱自清《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年10月版。
　　14。艾青《诗论》（1938年193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
　　15。纪弦《现代派的信条》，台湾《现代诗》第13期。
　　16。见台湾《创世纪》诗刊等6期。瑏瑨余光中《掌上雨》，台北大林书局1970年版。瑏瑩见《新诗百年探索与后新诗潮》，1998年第4期《文学评论》。
　　17。《lt；中国现代主义诗群大观19861988gt；序言》，1988年10月6日《诗歌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