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店简唐虞之道的学派归属分析

　　郭店楚墓竹简于 1993 年冬出土于湖北省荆门市郭店一号楚墓，共有 800 余枚，其中有字简共703 枚，大部分完整。1998 年由文物出版社出版了《郭店楚墓竹简》一书。这批古书不同于一般的公文和文书，是由专门的人抄写的。竹简各篇原来皆无篇题，现在的篇题是整理者拟加的。《唐虞之道》是《郭店楚墓竹简》中的一篇，存竹简 29 枚，上端一小部分残缺，其余保存完整。全文赞扬尧舜的禅让，着重叙述了舜知命修身及具有的仁义孝悌的品德。禅让传说在先秦广泛流传，《墨子》《孟子》《庄子》《韩非子》《荀子》《吕氏春秋》等书中都有记录。《孟子万章上》：唐虞禅，夏后殷周继，其义一也，《韩非子十过》：尧禅天下，虞舜受之，《吕氏春秋贵因》：舜一徙成邑，再徙成都，三徙成国，而尧授之禅位，因人之心也，古本《竹书纪年》：尧禅位后，为舜王之。而《尚书尧典》则详细地记录了尧舜禅位的全过程。可见尧舜禅让在先秦时期已经是一个流传广泛的传说，并不限与一门一派的学说。
　　先秦的众多学派中，真正赞成禅让学说的只有墨家学派和儒家的一些派别。孔子死后，儒分为八，《韩非子显学》：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张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颜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孙氏之儒，有 乐正氏之儒。但儒家最有影响的后学孟子和荀子并不完全赞同禅让。墨子死后，墨分为三，《显学》：自墨子之死也，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 ，有邓陵氏之墨 ，故孔墨之后，儒分为八，墨离为三。取舍相反不同，而皆自谓真孔墨。但何家宣扬禅让，何家对禅让有具体的论述，具体情况已不可考，《韩非子》书中也多讲禅让，但对禅让持否定态度。
　　关于本篇的学派归属，研究者争论较多。或认为本篇属于纵横家作品，或认为本篇属于儒家作品。认为属于儒家的学者中，有人认为此篇为孟子作品，或认为此篇为子思及后学的作品，或认为此篇为儒家作品，但包含了道家、墨家、纵横家等学派等思想。
　　我们认为，此篇专论禅让，甚赞唐虞之道的禅而不传，对禅让是持肯定并赞扬态度的，这种态度符合儒家学派对禅让的态度。《唐虞之道》开篇唐虞之道，禅而不传。尧舜之王，利天下而弗利也。禅而不传，圣之盛也。利天下而弗利也，仁之至也，此处在颂扬尧舜的禅让，认为是仁的表现。除颂扬禅让外，此处在颂扬仁、孝、亲、悌等品德，夫圣人上事天，教民有尊也;下事地，教民有亲也;时事山川，教民有敬也;亲事祖庙，教民孝也;太学之中，天子亲齿，教民弟也;先圣与后圣，孝后而归先，教民大顺之道也。尧舜之行，爱亲尊贤。爱亲故孝，尊贤故禅。故其为瞽瞙子也，甚孝。及其为尧臣也，甚忠。尧禅天下而授之，南面而王而〈天〉下而甚君。故尧之禅乎舜也，如此也。以上在颂扬忠、孝、亲、悌等品德，并指出禅让是爱亲尊贤尊贤的必然结果，将禅让与仁、孝、亲、悌紧密的联系起来。本篇所赞颂的核心内容皆与儒家相同，本篇当为儒家学派学者的作品。但其中确有其它学派思想的体现。
　　有学者认为本篇中的一些内容与纵横家有关。李学勤先生认为本篇过分强调禅让，因此怀疑此篇与苏代、厝毛寿游说燕王哙禅让有关，并无具体的论证和论据。战国时代，禅让制的唯一一次实践发生在燕国。公元前 316 年，燕王哙禅位于其相子之，燕王哙反而称臣，告老不理政事。第二年，燕王哙的太子平和将军市被结党聚众，谋划攻击子之。市被领兵包围子之的公宫，双方相持很久，始终未能攻克。百姓起而反攻太子平，市被被杀。这次内乱长达数月之久，公元前 314，子之才平息内乱。燕国的内乱给他国侵燕创造了机会。齐国乘燕内乱之际攻燕，杀燕王哙，擒子之。公元前 314，赵送燕公子职入燕为王，是为燕昭王，昭王励精图治，在乐毅、剧辛、苏秦等人帮助下才最终复国。可以说，燕王哙的禅让是失败的，并且带来巨大的动乱。有燕国的教训，他国没有也不敢实行禅让了。纵横家的学者以后不会用禅让去游说其它国家了。纵横家所崇尚的是权谋策略及言谈辩论之技巧，其指导思想与儒家所推崇之仁义道德大相径庭。而《唐虞之道》则较多地赞颂了仁义孝悌。
　　罗新慧先生认为本篇的时命观当与纵横家有关。本篇几次提到命，古者尧生于天子而有天下，圣以遇命，仁以逢时，舜居于茅=(草茅)之中而不忧，升为天子而不骄。居茅=(草茅)之中而不忧，知命。这都是时命观的体现。但儒家也讲时命。如《荀子宥坐》记载孔子厄于陈蔡时与弟子的对话夫遇不遇者，时也。《孔子家语》记载孔子与子路的对话管仲说襄公，襄公不受，公之闇也，欲立子咎而不能，不遇时也。孔子少言命，但儒家后学则多言天命，特别是孟子。如《孟子万章上》：然则舜有天下也，孰与之?曰：天与之。天与之者，谆谆然命之乎?曰：否。天不言，以行与事示之而已矣。舜、禹、益相去久远，其子之贤不肖，皆天也，非人之所能为也。莫之为而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尽心上》：孟子曰：莫非命也，顺受其正。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岩墙之下。尽其道而死者，正命也。桎梏死者，非正命也。孟子曰：求则得之，舍则失之，是求有益于得也，求在我者也。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无益于得也，求在外者也。实际上时命说是春秋战国时期广泛流行的思想。因此，认为《唐虞之道》属于纵横家的作品，证据不充分。本篇不会是纵横家的著作。
　　认为本篇为儒家学派的作品的学者有廖名春、姜广辉、李景林、丁四新、周凤五、彭裕商等人。廖名春先生[5]认为此篇当为孔子所作。丁四新先生认为本篇当为战国中期的儒家学者所作。
　　较多的学者认为本篇与儒家子思、孟子一派有密切的关系。周凤五先生认为本篇若干语句与《孟子》类同，若干字体具有齐鲁特征，简文有阐述《尚书》的文句，有稷下学派的色彩，因此本篇当出自孟子一派，为战国中晚期的儒家佚书，继而认为本篇为孟子的作品。[7]姜广辉先生根据《荀子非十二子》中批评子思的内容认为子思一派中有禅让学说，由此认为本篇为子思所作李景林先生通过将本篇与《中庸》《孟子》相比较，认为本篇当属思孟一派的作品。彭裕商先生认为本篇应为战国中期儒家内部一个极力鼓吹禅让的分支学派所作，可能与子思学派有关。《汉书艺文志》着録有《子思》二十三篇，但汉以后亡佚，今天所见的《子思》为后人的辑本，其中已见不到子思关于禅让的学说。《荀子非十二子》中荀子批评了子思和孟子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统，犹然而材剧志大，闻见杂博。案往旧造说，谓之五行，甚僻违而无类，幽隐而无说，闭约而无解。案饰其辞而祗敬之曰：此真先君子之言也。子思唱之，孟轲和之，世俗之沟犹瞀儒嚾嚾然不知其所非也，遂受而传之，以为仲尼、子游为兹厚于后世。是则子思、孟轲之罪也。可见荀子并不是批评子思、孟子提出了所谓的五行之说，即仁、义、礼、智、信，并未提到禅让学说。因此认为本篇为子思所做，证据不足。《唐虞之道》篇中确实较多的体现了儒家学派的典型学说，如 孝，仁，义，圣，还有时命观，孝以爱亲为本的观念，多具有儒家特色。但具体属于儒哪一学派，很难下结论。《孟子》书中明确提出并肯定了禅让，孟子又师从子思，这当是许多学者认为本篇为子思或思孟学派的作品的直接原因。
　　比利时学者戴卡琳认为本篇为孟子之前的儒家学者所作，但其中包含了墨家和杨朱学派的思想。罗新慧先生认为本篇主要内容为儒家学说，但其中的养性观念与道家思想相关。本篇中养性观念与确实与道家思想相关，节乎肌肤血气之情，养性命之正;安命而弗夭，养生而弗伤典型反映了道家养生学说。薛柏成先生认为本篇基本上属于儒家作品，但也借鉴了道家、墨家尤其是墨家的思想，关于借鉴墨家思想，其主要证据是本篇爱亲与尊贤的统一和利天下而弗利。利天下一词常见于先秦古书，《管子形式》古者三王五伯，皆人主之利天下者也，故身贵显，而子孙被其泽。《墨子尽心上》孟子曰：杨子取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墨子兼爱，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庄子渔父》子贡对曰：孔氏者，性服忠信，身行仁义，饰礼乐，选人伦，上以忠于世主，下以化于齐民，将以利天下。此孔氏之所治也。可见此是当时的流行学说，不仅墨家主张。 但弗利学说却极为罕见。如王博先生所指出的，古书中提到了舜以自己不利而利人，但利天下而弗利是否为墨家的典型思想，还有待探索。但本篇的内容绝不是纯粹体现了儒家学说，其中还包含了道家养生说，甚至还有墨家的思想。这种现象反映了春秋以来诸子九流各派间的相互影响与学习融合。本篇作者是一位受儒家、墨家、黄帝学派诸学说综合影响的一位学者。
　　综上所述，《唐虞之道》篇中较多的体现了儒家学派的典型学说，如 孝，仁，义，圣，还有时命观，孝以爱亲为本的观念，多具有儒家特色，当为战国时代儒家学派的作品，其思想来源和流传可能在战国之前便已出现。但具体属于儒家哪一学派，当如裘锡圭先生所说在儒家各派资料目前很不完整的情况下，很难确定本篇的作者属于儒家的哪一派，更不用说确定为哪一个人了